經濟學人書架｜我所閱讀的其實是時間本身
特別喜歡陳奕迅的《十年》，娓娓道來，一次情感經歷，或者一段人生旅程。「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於我，我們還是一樣，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走過漸漸熟悉的街頭，十年之後，我們是朋友，還可以問候……」
林夕曾說，他寫人生的詞全給了Eason（陳奕迅），大概是覺得Eason能以最恰當的方式演繹了林夕筆下的人生百味。十年很長，十年也很短。一些故事註定要發生，而另一些事情註定要結束。生活原本就如路邊平常得不能在平常的雜草，頑強地在城市的堅硬叢林里生長，無需絢爛。不如坐在窗邊，喝著一杯祁紅，或者老家的金山時雨，靜靜聽歌，品味著波瀾不驚的人生。
身後是書架，上面擠滿了書。這些書大多是讀過的，還有一部分實在來不及，只能翻翻，總想著某一天能夠去認真讀讀，但終歸是一瞬間的念想而已。有些書大概在書架上就是起到裝飾的作用，雖然也都是精品；而另一些書則反覆翻閱，如多年的老友時常見面，聊天南海北的新鮮事。Eason唱的是《十年》，而我聽著彷彿是二十年。二十年是我開始走上經濟學家道路的時間。二十年以前，如歌中所唱，對身後的這些書籍，我不認識，這些書籍也不屬於我，我和它們都陪在一個陌生人的左右。而二十年以後，我和這些書籍是真正的朋友，時時刻刻都可以問候。讀書隨緣，有些書籍註定是你的緣分，你會反覆和它對話，感受著來自它的問候。而有些書籍註定無緣，只能靜靜呆在書架上，尷尬地彼此相對。
我並不是學經濟學出身，也沒有接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偶然的興緻考上了浙江大學經濟系的研究生，開始攻讀經濟學專業的學位。好在自己有企業工作的豐富閱歷，倒也方便選擇研究方向。理解企業成了入門的第一課。可能是工作經歷形成了刻板印象，使得自己在選擇書籍的時候很是挑剔，一般的寫企業方面的書在我看來都有點紙上談兵，似乎和自己所見的企業根本不在一個世界。直到某一天，在浙大圖書館翻到了羅納德·H.科斯的《企業、市場與法律》，這其實是科斯的一本論文集。我只關心企業問題，自然就重點看了其中的一篇《企業的性質》，第一印象是，這篇論文很奇怪，提出了一個怪問題：企業為什麼存在？對呀，自己在企業成天呆著，可是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或者說從來沒意識到還能有這個問題。這個提問第一次激發了我尋求學術答案的興趣。科斯的回答是，因為交易成本。現實的社會中存在各種交易成本，這些成本被早期的經濟學家所忽略，但這些成本非常重要。假如不考慮這些成本，根本不需要企業，因為任何物品都可以通過市場來組織生產。比如說一件衣服，可以分解成紐扣、布料、設計等環節，我可以向市場分別購買這些中間材料，然後自己組裝，也可以直接向某個服裝企業購買做好的衣服成品。哪個更方便？假如沒有交易成本，兩者是等價的。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向服裝企業購買成品，自己可以不費任何力氣就組裝好一件衣服。問題在於，現實的世界裡交易成本普遍存在。我自己製作衣服的成本實在太高，遠不如向服裝廠購買成品衣服來得划算。服裝廠製作衣服的交易成本很低，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由科斯的書推廣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何我呆在企業里經常無所事事？我所在的企業是當地最好的一家國企，也是當時唯一一家活得還算滋潤的國企。可即便如此，廠子里的人仍然經常愉悅地玩耍，人浮於事的現象非常普遍，廠內很多事情都要講關係、講背景，能力當然重要，但只是決定一個人發展空間的一個普通因素，甚至都不是重要因素。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直到我從圖書館借來了《短缺經濟學》一書，這是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撰寫的關於計劃經濟的著作。在這本書里，科爾奈解釋了為何計劃經濟普遍存在短缺現象？原因在於預算軟約束問題。由於政企一家，企業沒有硬約束，就會導致官僚主義、人浮於事等現象，從而導致企業激勵失靈，供給不足。科爾奈的這個觀點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邁克爾·布若威的看法在一些層面上是相呼應的。布若威在其《生產的政治》一書中指出，計劃經濟下通過形成國家層面的官僚體系來統一配置資源，從而國企只不過是這官僚體系下的一個具體環節而已。科爾奈和布若威等人關於國企的分析其實也可以用科斯的理論來解釋，即計劃經濟體制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導致了普遍的短缺和低效率。
經常聽到國內一些學者批評科斯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對產權的過度關注。但這其實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誤讀。在讀碩士的最後一年，我隻身來到北京，當了幾個月的北漂，在國家圖書館度過了非常愉悅的一段時光。國圖藏書豐富，我特意借閱了奧利弗·E.威廉姆森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威廉姆森的寫作比較晦澀，所幸自己還是啃下來了。這部著作大概能在引用率方面排到前列。與其說是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不如說是分析市場經濟制度更妥當。威廉姆森是科斯思想的真正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其核心思想是，社會中存在多種多樣的組織（治理機制），包括市場、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介於市場與政府之間的某種形態，這些組織各有各的交易成本，組織的邊界取決於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也就是說，按照威廉姆森的觀點，資源配置是採取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完全取決於各自的相對交易成本大小。這就意味著某個特定經濟體在某個特定的階段並不必然遵循所謂的小政府教條。因為道理很簡單，類似我們這種轉型社會，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發育好，欠發達的市場可能交易成本較高，此時反而需要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更多地參與資源配置。實際上，後來科斯和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一書中，也沒有把產權改革放在核心位置，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漸進改革的路徑。
對早期中國改革開放影響很大的，大概就是科斯和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而這也導致該學派頻繁被批評。科爾奈可以說是哺育了整整一代早期改革開放時期活躍的經濟學家。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開始顯現，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問題。也正是這一背景，阿馬蒂亞·森的著作開始備受關注。彼時我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在經濟學院西方經濟學教研室任教。最早接觸森的著作是他的《以自由看待發展》和《貧困與饑荒》。森被稱作經濟學家的良心，始終關心人類發展難題。通過對印度和孟加拉等地進行實地研究，森發現貧困的根源在於窮人缺乏必要的權利，也就是說窮人面臨著選擇的約束和分配機制上的劣勢。這一發現幾乎顛覆了人們通常對貧困的認知。因為在常人看來，貧困當然是缺錢或缺少物質，或者缺乏教育，或者是缺少人力資本，或者因為懶惰等等。但森認為這些都是表面因素，真正的因素在於窮人的權利是不完整的。有效地反貧困需要首先需要解決窮人的權利缺失問題。比如解決農村的留守兒童問題並非僅僅著眼於改善農村教育狀況，而是賦予留守兒童完整的接受教育的權利，這就意味著農村勞動力流動需要伴隨著相關兒童教育的城鎮化問題。森的思想對於解決當前的不平等可能非常重要。
說到城鎮化，就不得不想起農村。我自己出生在安徽南部縣城績溪的一個小山村，小山村的變遷實際上就是整個中國的變遷縮影。小的時候經常吃不飽穿不暖，改革開放以後生活才慢慢好起來。村裡的人開始外出打工，成為城鎮化過程中流動的勞動人口中的一份子。現在村子富裕了很多，但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人情味淡了。以前讀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覺得是寫自己家鄉的。可能同是江南，社會結構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江村經濟》這部著作深刻描繪了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家族、村落、權威、生產、貿易、親緣等種種特徵。在費孝通先生看來，鄉土社會的基本結構並非親緣關係，也並非一個個的村落空間，而是個體，以及個體為軸心所形成了社會網路，後來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把這個網路概括為「差序格局」。這個差序格局是說，傳統鄉土社會其實是個人按照親疏關係形成一個圈圈，構成關係層級，這個關係層級也就是個體眼中的人際網路，個體總是按照這個差序格局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比如家和村之間，家優先；村和鄉之間，鄉優先。如此類推。這可以看作是傳統鄉土社會獨特的介於個體和社會之間的某種結構。這一結構和流動性差的社會是匹配的。而一旦勞動力開始流動，個體捲入市場機制的洪流，差序格局就被打破，而新的社會網路結構還沒有形成，這就導致轉型過程當中的惶恐和無助。人情冷暖，可能不過是社會重構的一個個片段而已。
費孝通先生的早期研究也可以看作是後來經濟社會學的先期成果之一。馬克·格蘭諾維特在《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一書中，講述了這樣一種情形，在一個社會中，經濟行為是嵌入在一組社會網路當中的，從而看似個體的經濟行動實際上可能是某些社會結構所決定。不過和純粹的社會決定論不同，格蘭諾維特顯然試圖將個體行為和社會屬性有機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把這本書中所描述的畫面想像成一張漁網，網上鑲嵌著一條條魚，看似漁網決定了魚的命運，實則魚也在決定著自己的命運。有些魚奮力掙脫了，從而恢復了自由。而另一些魚則無力掙脫，只能被漁網束縛。在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理論當中，個體在社會網中互動，既受制於社會網本身，也在努力施展自身的能力。這種理論試圖打破過去單純的個體主義分析範式和社會決定論範式，並重新詮釋社會中組織的性質。和新制度學派不同，格蘭諾維特更重視個體與社會的互動以及社會結構對組織的影響。這本書其實是作者的論文集，反覆品味，受益良多。想想看，改革開放初始，僅僅讓勞動力流動起來，許多人便如魚得水，社會的進步有時候就這麼簡單。
經濟也嵌入在政治結構當中。政治結構其實就是一組規則。一個社會為何需要規則？以及規則是如何產生與演變的？我當時非常好奇，通過閱讀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財政論》以及布坎南與戈登·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計算》等著作，慢慢理解了規則的意義。在布坎南看來，社會中的規則可以分為基本規則和具體規則，基本規則涉及所有社會成員的利益，而具體規則涉及部分人的利益。給定這個條件，基本規則的形成就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的一致同意，而具體規則僅僅需要不同形式的多數表決機制。布坎南特別重視一致同意標準，把該標準視為正義標準，等同於羅爾斯《正義論》里闡述的正義原則。而布坎南的分析起點恰恰是從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演變而來的「不確定之幕」。布坎南把一致同意原則引入到公共財政領域，賦予了公共財政的政治屬性，從而公共財政作為一種規則需要經過一致同意或者多數表決機制。在這種情況下，規則的選擇和規則之下的選擇（具體規則的選擇）就被區分開來，從而類似法治社會這種基本規則範疇既是所有社會成員行為規範所需，也是所有社會成員一致同意的結果，進而也就獲得了正義層面的正當理由。一個有趣的關注點是，一致同意原則下伴隨著不參與的權利，也就是說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都構成規則形成和演變的有效機制。
說到政治，就不得不提及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錢穆先生並非經濟學家，當然不會去對中國傳統政治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但他是一個傑出的史學家，從史學視角剖析了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饒有趣味。這本書實際上是一個講稿彙編，稱不上體系化，也談不上理論邏輯的完整性，但對一些核心問題給出了簡明扼要的回答，且非常有見地。印象較深的是，該書強調傳統的政治制度有得有失，這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契合度有關，如果契合度較好，則會呈現出繁榮；如果契合度較差，則會體現為王朝衰敗。這個解釋非常接近道格拉斯·C﹒諾斯所強調的制度適應性觀點，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以及《理解經濟變遷過程》等著作中，諾斯強調製度的適應性效率，即在諾斯看來，很多時候制度無所謂好壞，而在於和當時的情景是否契合。有些從現在看似壞的制度可能在當時特定的情形下是有適應性效率的。錢穆顯然也是這麼認為。傳統政治體系中的結構和制衡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明顯的差別，而這差別恰恰反映了一種類似的適應性調整。於是錢穆推演到，即便一種好的制度引入進來，如果不能和本地的傳統做很好的結合，也是不能發揮作用的。錢穆在書中具體討論了漢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具體得失，時至今日，讀來仍振聾發聵。
如果說對制度的集中關注是出於改革開放的特定成長環境，那麼在思考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逐步開始關注社會心理。一個關鍵的原因是，轉型時期一個好的制度設計可能並不能得到好的落實，理論上看似可實施的制度可能是有重大缺陷的，而這個缺陷就在於沒有充分考慮人的心理。心理多重要？制度的演變或者設計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理性的假定。而假如理性非常有限，或者說甚至出現了非理性，就可能會導致情緒主導的社會行為，這對於我們這代人都是有記憶的。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心理因素的意義完全是被動地應對心理學家的挑戰。丹尼爾·卡尼曼 、保羅·斯洛維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編的論文集《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啟發式和偏差》，記錄了心理學家對人的認知的研究。簡而言之，人在決策和判斷時並非像理性經濟人那樣，而是依賴啟發式和框架，反映出人的認知局限。這些認知局限會體現在很多具體方面，心理學家通過心理學實驗來論證和揭示這些局限。經濟學家有支持者，也有反對者，無論是哪種情形，本質上都是應對心理學家的挑戰。科林·凱莫勒的《行為博弈》把經濟學家的應對性研究記述了下來。在這本著作中，凱莫勒承認，一種基於認知科學和經濟學交叉研究的新的經濟學理論成長起來了，這就是最新的行為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家通過大量實驗室實驗和實地實驗研究發現，人的經濟行為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自利性和社會性兩個方面，這個社會性被稱作「社會偏好」，比如利他、互惠和公平等。社會偏好的揭示等於承認了人除了理智的另一面，那就是情感。由此，經濟學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圍繞這個新的理論所形成的新的政策設計理念——助推——也日益成為現代社會公共政策設計的重要依據。在我們不斷轉型的未來，也將看到各種助推政策，這是經濟學可以帶給社會的福祉。
別說二十年，就是三十年、四十年，或者更為久遠，我們還是朋友，還可以時時問候。書已經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想想以前苦讀的歲月，商務印書館的「藍皮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白皮書」和「黑皮書」、上海三聯書店的「綠皮書」和「黃皮書」，這幾套書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版的最重要的本土經濟學著作和譯著，一代又一代經濟學人幾乎都或多或少翻閱著這些書籍成長。我很難說這些書籍給中國社會變革帶來的確切影響，但作為正在經歷偉大變革的普通人，無論如何，都希望遠方觸手可及著一些美好的夢想。我不能改變什麼，但我可以在閱讀時光中靜靜地認識自己。
（作者周業安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