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情報價值高估：為什麼吃虧的總是我？
有個心理學測驗是這樣的——
找一些夫婦來，分開問他們：「用百分比來說，你認為自己對這個家的貢獻率是多少？」也就是為了維繫家庭生活的井井有條，你出了多少力氣？
除了回答上問之外，受訪夫妻還要面對些細分的問題，諸如「誰負責丟垃圾？」、「誰負責邀親戚朋友出來一起玩？」等等。
由此所得的兩人自評貢獻率，相加會多於100%還是少於？答案不太意外，統統大於百分百。導致這得數的是Availability Bias，易得性偏差，可能有朋友會覺得左邊這詞是個費解的空詞，那我擅自編一個給你：主觀情報價值高估。
具體到這種夫婦測驗來說，兩人都更清楚地記得自己為家庭傾注的力氣和勞動情景，而對方做了什麼？只有較含糊的側面信息。清楚的主觀經歷，和含糊的客觀線索一經比較，雙方的付出就有了明顯落差：「我」永遠做得更多。總是我拖狗出去散步。總是我收拾床鋪。總是我帶孩子出去玩。
這種主觀情報高估並不全是因為「自私」，換個問題，人們也會答出不利於自己的說法。比如問及「引起爭吵」的貢獻率時，受訪伴侶也照樣各自高估了自己的責任。(但相加得數平均沒有上面家務題的大)
一個團隊內部也很容易出現類似的情況，每個人都感覺自己負擔的工作量更重，而每次瞟一眼別的工位，同事都在摸魚——當然，這主要說的是一種認知趨勢，實際的家庭或公司即使分工安排得嚴謹正直，也只能在長期上攤出一種數學公平，有時確實是你最辛苦，有時則是別人在你看不見的地方付出了更多。而就算突然有魔法讓貴司某個部門實現了分工絕對平等，由於人們不可能獲取別人的主觀感受，所以該部依然會有人覺得不公平，這不是「人性」有問題，而是人腦的默認配置就是布滿遺憾。
主觀經驗更好提取，更節省算力，更available，更受我們大腦偏愛，於是更重要
一般來講，人不受訓練是很難扭轉偏見的，但這種主觀情報高估是個例外。它不但簡單，而且跟日常生活中的零碎利害息息相關，只要指出來，人們就能在回憶里找到印證。一旦理解並能指認出這種高估的存在，就會少吵很多垃圾架。
另外兩個同樣容易引發爭吵的人腦毛病，之前已經寫過——
後見之明：「我早就知道！」
你要是真的知道，之前又在幹嘛呢？在結果出來後，人會高估自己原本能蒙對的機會，並急於展示自己的預見力。
光環效應：「師兄，我與浪自幼相識，知他本性不壞，我們就信他這次吧。」
我們的頭腦想要一個前後一致便於理解的公平世界。
附上 錨定效應
一個著名的認知偏差。
直接舉例：找一些實際存在的房產，讓地產中介來估價。中介看過房後，給他們一份包含該單位賣價的小冊子。
這些冊子上的賣價，有一半標得遠高於市價，另一半則是遠低於。每個受試的中介在看過冊子後，要給出個人認為的合理買、賣價格。
之後，研究者就會詢問中介們定價的根據。有趣的是，沒有一個中介認為冊子上的要價會影響自己的決策，他們都是以自己的專業眼光重新審視這套房產的真實現價。
可實際上，看高價冊子的中介都給出了高於市值的價格，而看低價冊子的人給出的價碼則全都低於市值。在這事上，職場老手的表現跟經濟專業的在讀生們差不了多少，兩者不同的是，在讀生還有人能承認自己被暗示錨定，而老手們則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受影響。
隨機的暗示也能產生錨定效應。有人在幾位德國法官身上做了趟實驗，這批法官都有超過十五年的資歷，過程是這樣：先讓他們閱讀一個盜竊女犯的材料，然後讓他們丟兩枚骰子。這些骰子都灌過重，合起來每次都只出3或者9。骰子落定後，實驗者會根據得數馬上向法官們提問：這女人該判多少個月？是高於得數，或者低於得數？法官不需要當場回答這個問題，但稍後要說出自己的判決。
平均結果，搖出了9的法官會判該女八個月刑期；搖出3的法官，則會判她五個月。
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我認為有，但每個人的自由量不同。我們跟自己的頭腦越是陌生，就會越像循腳本起舞的殭屍。新年快樂。
過了年再說 pic via 9gag
文章內容絕大部分來自《Thinking, Fast and Slow》第11和12章，作者Daniel Kahneman是諾獎得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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