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開拓者

彭康（1901年—1968年），江西萍鄉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革命家、教育家。1919年—1927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即加入新文學團體—創造社。19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上海閘北區區委書記，中央文委代理書記。參與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領導成員之一。1930年4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獄中堅持與敵人進行鬥爭，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1937年8月，經談判鬥爭得以釋放。之後歷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傳部部長，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鄂豫皖邊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兼組織部部長，中共皖東津浦路西省委書記兼聯防司令部政委，華中局宣傳部部長，華中黨校副校長，華中建設大學校長，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山東分局宣傳部部長等職。1952年起，任交通大學校長；1953年，兼任黨委書記。1956年，率領交通大學內遷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陝西省科協主席等職。為交通大學西遷及西安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彭康是開拓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教育家，也是具有深厚造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他的帶領下，交通大學自東海之濱遷往祖國西部，開創了西安交通大學的千秋基業。他的一生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同向同行。

刻苦讀書 立志報國

1901年，彭康出生於萍鄉市上栗縣南嶺下村的一個書香之家。十三歲時，經私塾和祠堂小學啟蒙，以學名彭堅考入萍鄉中學。當時的萍鄉中學開西式教育之先河，融中西文化之精華，素有「贛西文化堡壘，淥水知識搖籃」的美譽。彭康在這裡接受了現代科學知識的啟蒙。中西文化的碰撞、新舊思想的交鋒，使他逐漸認識到，中國要自強、要變革，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

1918年秋，懷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赤子之心，彭康自萍鄉中學畢業後，踏上了赴日的旅程，先後在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預科、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造士館及京都帝國大學求學。赴日後，彭康經過一年多的學習準備，通過嚴格考試，從約五百人的留日學生中脫穎而出，考取了中國政府官費資助留日學生的五所學校之一—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班的文科類。

1921年4月，經過短暫的文化學習，彭康以文科第六名的成績，考入鹿兒島縣第七高等學校造士館。由於他英文水平好，當時一天已可閱讀一百頁上下的英文小說，故被編入文科乙類，專攻德文，英文副之，並與日籍學生同班學習，成為本級畢業生中唯一一位中國學生。在七高學習的三年中，彭康學習了哲學、歷史、倫理學、日本文學等課程，尤其是每周一半以上時間的語言學習，使他掌握了日語、英語、德語，為他日後譯著馬列著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1924年，彭康離開鹿兒島，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學習。京都帝國大學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成立的第二所國立大學，素以思想自由、學風自由而著稱。這樣的學習氛圍，激發起彭康強烈的求知慾。在這裡，彭康系統研習了哲學課程，將三年內應修的18門課程，於兩年內全部修完，並大量閱讀了日文所譯的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和雜誌。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先驅、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先生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他常常公開演講，學生們可以自由選課，他的名字與社會主義、唯物論等詞語共同烙印在留日學生的心中。

京都帝國大學現仍保存著彭康當年求學時的很多史料。創造社同仁鄭伯奇、馮乃超、李初梨、李鐵生均曾在此求學。異國的經歷，使得這些留日學生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息息相關。他們在校園內學習馬克思主義，相互影響，尋求救國真理；又一同走出校園參加「反對日本干涉中國」的抗議活動，在學習與實踐鬥爭中，從思想上走出唯心論哲學的圈子，向唯物論哲學邁進，從樸素的愛國主義逐漸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1927年冬，受創造社發起人之一的成仿吾邀請，彭康毅然放棄學業，於國內革命正處於低谷之際，回到了「白色恐怖」的上海，積極投身革命，後經周恩來親自談話，於19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他為了真理而戰的一次選擇，當時他已完成京都帝國大學的全部課程，只因沒有提交畢業論文而未能獲得學位。

投身革命 勇擔重任

回國後，彭康與其他創造社盟友一起，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口號，成為創造社後期以理論建樹著稱的一位成員。他從哲學思想和文化批判兩個方面入手，翻譯、撰寫了大量理論研究著作，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先後發表《哲學的任務是什麼》《科學與人生觀》《思維與存在—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的構成過程》等文，又從德文首譯了《關於費爾巴哈論綱》（馬克思著）、《費爾巴哈論綱》（恩格斯著）等文，首譯了《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卡爾·考茨基著）、《托爾斯泰—俄羅斯革命的明鏡》（列寧著）、《托爾斯泰》（列寧著）等文，成為中國早期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之一。

在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文化戰線反圍剿的指示下，作為創造社代表成員之一，彭康與魯迅、夏衍、錢杏邨等文化名人，發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在成立大會上與魯迅、田漢等一起發表演說。「左聯」這一進步文藝團體，團結在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新軍中最偉大、最英勇的旗手」魯迅周圍，將永載於中國文化思想史上。

然而，就在「左聯」成立僅一月後，彭康卻意外被捕，先後被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和蘇州反省院中。1930年4月9日，對於彭康而言必是終生難忘的，自這天起他在獄中度過了漫長的七年。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正義凜然、鬥志彌堅。他帶領獄中難友絕食鬥爭，組織同志讀書學習，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革命思想，自己卻被關進禁閉室內以至奄奄一息。

正是憑藉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彭康雖經牢獄苦難，卻始終保持著崇高的革命氣節。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經黨組織營救，彭康獲釋出獄，由董必武同志親自談話，恢復黨組織關係，繼續投身革命，歷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傳部部長、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鄂豫皖邊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兼組織部部長、中共皖東津浦路西省委書記兼聯防司令部政委。

根據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1940年彭康等一大批幹部跟隨劉少奇東進，開闢蘇北根據地。彭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華中黨校副校長，華中建設大學校長，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兼秘書長，渤海區黨委副書記，山東分局宣傳部部長等職。作為黨在華中、華東地區宣傳、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重要領導者，彭康做了大量工作，極大地促進了抗日根據地文化運動的繁榮發展。出獄後的十幾載烽火歲月，彭康的足跡踏遍湖北、安徽、江蘇、山東各地，為鞏固與發展革命根據地、為新中國的誕生與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受命辦學 開基創業

1.胸懷國家戰略大局，帶領交通大學完成西遷使命

1952年11月，毛澤東簽發任命書，任命彭康擔任交通大學校長。1955年4月，基於社會主義工業建設、高等教育布局等考慮，國務院做出交通大學遷校至西安的決定。對此，彭康是積極擁護、身體力行。他從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大局和學校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堅決支持遷校並迅速採取行動。1955年4月，接到遷校指示；5月，赴西安勘察校址；10月，動工西安新校址的基建建設；次年8月，第一批遷校的師生員工到達西安準備上課。這些都反映出以彭康為領導的一代交大人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甘願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荒蕪的大西北艱苦創業的奉獻精神。而在1957年遷校工作在「大鳴大放」背景下出現反覆時，彭康堅決擁護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支援西北的方針不能變，從對西北有利、對陝西有利、對交大本身發展有利來看待遷校問題。為此，他發揮黨組織作用，動員老教授，在師生中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統一了全校的思想，順利完成了遷校任務。

彭康來到西北時已近花甲，當子女問他，年齡這麼大，為什麼一定要隨校西遷？他只堅定地回答了四個字「我應該去」。原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同志在回憶彭康時說，「國務院決定遷校後，他主動要求到西北來，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紮下根來，願盡畢生之力辦好西安交通大學」。自此，廣袤的大西北擁有了第一所多科性的國家重點工業大學，完善了中國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譜寫出「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

2.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一流人才

彭康立足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對辦學方向有著高深的認識，在任職交通大學不久，便提出學校工作應始終「面向教學、面向學生」。他在大會、小會上反覆地講，「教學工作是學校的中心工作，學校中一切工作都必須圍繞教學工作，配合教學工作來進行。」「我們國家一窮二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科學家來改變，這就是政治任務。」這些話語如至理名言般印刻在師生心間，成為各單位開展工作的行動指南。

「要多培養幾個錢學森，甚至比他更好的」，是彭康為全校提出的目標。錢學森是交通大學的傑出校友，也是彭康勵勉師生時，時常提到的典範和榜樣。在錢學森衝破重重阻力，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懷抱的當月，彭康便盛情邀請他訪問母校，為師生宣講世界先進的科學研究情況，展望祖國科技無限廣闊的發展前途。

在圍繞培養高質量一流人才所採取的系列舉措中，彭康提出整個學校的思想氛圍、學術氛圍、文化氛圍都要活躍起來， 學校要努力為師生們營造一個「思想活躍、學習活躍、生活活躍」的育人氛圍。為此，在政治運動頻起的特殊年月，彭康力頂壓力，為穩定學校教學秩序、為營造學校活躍的氛圍，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努力和心血。那時住在他家樓下的教師曾回憶說：「常常從夢中醒來，聽到彭康校長來回的踱步聲，夜深人靜，分外清晰……」。

3. 高擎「進軍科學」大旗，推進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

1956年，國家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號角，預示著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將迎來飛躍式發展。中央號令一發，彭康便組織力量進行全面規劃，推動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向新的高度邁進，第一次明確提出攀登世界科學高峰的宏遠目標。

彭康向全校提出，既要培養科學力量的後備軍，又要在科學研究上有所貢獻。他要求教師向學生講課要能反映出最新技術成就，還要能反映中國實際生產經驗， 要將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的思想貫穿始終。隨著學校鼓勵科學研究的舉措陸續出台，一個個科學討論會議蓬勃開展，一支科研隊伍初步形成，學生科技團體迅速成立，學術刊物成功創辦，學校分別與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機械工業部及一些工礦企業開展合作，承擔大批科研課題，師生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火熱的科研工作中。

那時，交通大學的新校園正在綿延漢唐雄風的西北厚土上擘畫興建，部分教師員工與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將於是年遷往西安。在西遷大業深入推進之時，在西行隊伍蓄勢待發之刻，彭康領導下的交通大學以勇立世界科技前沿的雄心壯志砥礪奮進，不因遷校帶來暫時性的力量分散而裹足不前，也不因東西部辦學條件的差異而降低要求，充分體現出一所大學的實力和底氣，也顯示出一個領導者的智慧和魄力。

4.重視師資培養，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

彭康對教師隊伍建設非常看重。他曾明確指出要很好地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主要依靠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二是教師隊伍的提高。他說：「教師培養的學生要又紅又專，因此教師要起模範作用，教師紅專統一學生也會紅專統一。」他將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師資隊伍一直作為學校重要的戰略任務親自主抓。1954年，交通大學在全國率先設立了教師科，統籌管理教師的學習、進修、晉級等工作。他認真貫徹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通過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對知識分子做出恰當分析。

交通大學西遷以後，新建了很多新興專業，更加迫切地需要充實和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對於此，一方面，彭康團結、依靠老教授，發揮他們在教學、科研中的「傳幫帶」作用；另一方面，對青年教師加緊指導和培養。他鼓勵青年教師邊學邊干、邊干邊學，循序漸進、扎紮實實打好基礎，選派大批中年教師出國或在國內其他高校進修；開辦俄、英、德、日等12個外文進修班，幫助教師提高外文水平。西安交通大學的師資培養工作曾作為範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5.關心關愛學生，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

彭康關心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學生中積極倡導「三好」。所謂「三好」，即「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說來容易，做起來卻有許多難處。為此不少學生對如何貫徹「三好」感到困惑，常常問校長，「『三好』中到底哪『一好』最重要?」他總是親切地回答說，「國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應是在爭取『三好』的同時，德智體全面發展，既要有社會主義覺悟，又要有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本領，而健康是這一切之本。」「總體說三者都重要，但對每個具體人來說，哪一項比較弱對他（她）就最重要。」 這充滿辯證哲理的分析，總是能讓青年學子們茅塞頓開。

他將加強學生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教育作為培養「三好」人才的前提來抓。他講：「我們培養的人要懂得自己是為社會主義學習，要很好地從思想上、行動上把政治與業務結合起來；要在學習中即打下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今後研究科學時可以用馬列主義思想作為指導思想。」 在他的心目中，從交通大學走出的學生應當既有聽黨指揮、服務國家的政治理想，又兼具熱愛集體、禮貌友愛的個人修養，還要有過硬的業務能力和身體素質，全面發展中哪一樣都不能落下。

如果細數能夠時時把學生放在心上的大學校長，彭康絕對位列其中。他時常深入學生之中，與他們交流談心，了解思想動態、解決生活難題，是學生們的良師益友。「有困難找彭康校長，一定能夠及時解決。」這在學生中已成為佳話而廣為流傳。飯堂、教室、宿舍、操場都能夠看到他的身影，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馬路上辦公的校長」。

在彭康一系列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思想引領下，西安交通大學師生以務實、肯乾的作風，紮根於西北，不但保存了老交大機、電、動等傳統學科的優勢，還新設置了無線電、原子能等尖端、新興專業，恢復了院系調整後從交大分出的理科專業，為學校形成理、工結合的多科性綜合大學，為改革開放後的進一步發展，鑄下堅實根基。

作為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彭康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是在辦社會主義大學無現成經驗可循，在借鑒蘇聯經驗、結合中國國情，積極探索、勇於實踐中走出的一條社會主義辦學新路，並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符合時代發展的思想理念。他的教育實踐與思想，不僅為新中國培養高素質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也為我們今天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豐富了思維，應在共和國的教育史上寫下輝煌的一筆。（作者：史瑞瓊，單位：西安交通大學校史研究中心）

《北京教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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