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義死了，美國保守主義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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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死了，美國保守主義萬歲。這是我在聽說《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即將被老東家Clarity Media掃地關門後，腦海里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旗幟》是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產物，誕生於上世紀90年代，那是一個布希-柯林頓掌權，孤芳自賞的華盛頓政治階層得勢的年代。正因為此，它從未真正契合富有歷史意義的美國保守主義。它始終是某種異質的東西，而且是有意為之。可以說，該雜誌對特朗普、對特朗普的選民以及對「美國優先」綱領的敵視，並不令人吃驚。

2002年，馬克斯·布特（Max Boot）曾將這份雜誌形容為「新保守主義的最後堡壘」，他說得沒錯。如果說，《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里根主義的機關報，那麼，《旗幟周刊》就是布希主義的旗幟。但是，老布希、小布希並不是里根的衣缽傳人，也不是保守主義者（譯註：原文如此）。他們從未服膺任何可辨識的政治哲學，除了堅信應該由他們治理國家。他們代表的無非是20世紀中期的鄉村俱樂部，他們滿足於看到政府規模和職權的日益擴張，只要他們能分得一杯羹。《旗幟周刊》參與了整個過程，他們在國內倡導所謂的大政府保守主義，在國外奉行道德帝國主義。這一切都失敗了。布希政府因政策無效和無能而聲譽掃地，布希主義吹鼓手的失敗也不過是時間問題。

然而，《旗幟周刊》的生與死，其實反映了美國保守主義的死而復生，而美國保守主義，不過是美國建國原則的現代政治表達。

如同其他更致命的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形式，儘管扼殺了他們所接觸的幾乎一切東西，新保守主義者仍然維持著一種貴族式的統治自覺。正是這種狂妄自大和自命不凡的道德主義，促使他們積極倡導無休止的對外戰爭，並且干涉他國內政。對《旗幟周刊》來說，派遣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為保衛伊拉克邊境而死是有道理的，但他們卻不願為保護我們自己的國家盡舉手之勞。現實世界因採取他們的政策自食其果，在這種情況下，保守主義者意識到《旗幟周刊》並不能代表他們。

多年來，新保守主義者一直破壞乃至敗壞從林肯到里根以來的保守主義者的工作，後者一直堅持一套共同的原則和常識性的理解，即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政府的職責是保護美國人民——而且只應該是美國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不過，近年來，比爾·克里斯托爾（Bill Kristol，譯註：《旗幟周刊》的創始人和主編）對自己的真實信仰不再遮遮掩掩。例如，他在推特上告訴我們，他「強烈地偏愛正常的民主和憲政政治。這意味著我更情願接受『幕後國家』（deep state），而非特朗普式的國家（Trump state）」，在另一處，他說到，「共和黨的稅改法案，激發出我內心深處的社會主義本能。」有一點很關鍵，克里斯托爾和《旗幟周刊》對保守主義原則的依戀，始終是臨時的權宜之計。共和黨和保守主義運動，不過是他們追求個人聲望和政策議程的臨時工具。現在，克里斯托爾和其他人已經開始尋找新的寄主。

這是因為華盛頓的新保守主義圈子（《旗幟周刊》就是典型）僅僅在某種意義上和理念有關，它還關乎權力，更重要的是關乎特權——這意味著優渥的閑職（sinecures，譯註：意味著領薪水但不用負責任）。說的委婉點，這正是國人憎惡政治的原因，這常常造就自私的野心家，而非堅守美國式的理念，即建立和維持政府制度乃是為了使個人、家庭和教會繁榮昌盛。

《旗幟周刊》支持者——許多人是這家雜誌的撰稿人——的反應證明了問題所在。《評論》雜誌（Commentary，譯註：新保守主義者的另一家雜誌）的主編約翰·波德霍雷茨在一篇急就章中大聲疾呼，《旗幟》遭到了「謀殺」，並稱關掉《旗幟》是「智力和政治上的犯罪」，與此同時，馬克斯·布特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譴責對《旗幟周刊》的「謀殺」，並將其斥為「破壞性、愚蠢的和殘忍的行徑」。糟糕的是，他還貶低菲爾·安舒茨（Phil Anschutz）——《旗幟周刊》的長期所有人、一個享有盛譽的美國商人——「一個富裕的所有者對他的一件玩具失去了興趣，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懂了嗎？按照這些人的世界觀，菲爾·安舒茨是一個票友，達不到他們的高度。但他們很樂意拿走他的錢，只要他還願意支付。各家媒體均有報道，安舒茨抹平了《旗幟周刊》數百萬美元的虧損，還搭上了過去幾年來的臉面。或許，朱莉·凱利（Julie Kelly）道出了真相，克里斯托爾和那些「絕不支持特朗普」的煽動者並沒有什麼原則性分歧，事實上，他已經成為彼埃爾·奧米迪亞等左翼億萬富豪資助的（保守主義陣營內部的）第五縱隊作家。

贊助人啊，長點心吧：這正是華盛頓精英對你們所有人的看法。他們拿走你的錢，然後在你背後冷嘲熱諷。不僅吃相難看，而且做得也不對。

總體而言，《旗幟周刊》和新保守主義在臨終的那些日子——一度知性蓬勃的政治倡議淪為一曲悲傷的絕唱——只想著確保自己最廣為人知的遺產，所以，它一邊為永無休止、毫無勝算的戰爭（譯註：美國在中東的一系列戰爭）搖旗吶喊，一邊為抵抗運動（譯註：NeverTrump運動）煽風點火。2015年的一天，克里斯托爾及其《旗幟周刊》開始向美國右派和共和黨宣戰。我們始終沒有讓他們滿意，他們沒有讓我們忘記這一點。當美國人抱怨他們的戰爭，抱怨中產階級的毀滅，抱怨大規模移民對他們社區的衝擊，克里斯托爾說：「看吧，實話實說，如果白人工人階級的境況真像你們說得那麼糟，為什麼你們不願意讓新的美國人進來？」比爾，你錯了。我們有責任幫助我們的美國同胞，而不是將他們換掉。他們不是機器，他們是人。我們的人民（Our People）。政治和文化領域正在發生急劇變遷，《旗幟周刊》為自己對待同胞的態度（視之為棋子）付出了代價。

經歷了數十年地獄般的生活，保守主義老字號（Conservatism, Inc.）——猶如一個爛攤子——正瀕於死亡，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它接納了新保守主義。年輕的時候，保守主義就像大衛一樣，充滿生氣，機智敏捷，意志堅定，面色紅潤，相貌堂堂。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保守主義可謂陽剛氣十足。它結束了與國家主義的調情，準備直面並擊敗共產主義帝國主義（譯註：蘇聯）的生存威脅，全身心致力於重振美國。里根贏得了冷戰，一掃卡特時代的低迷，重啟經濟引擎，然而，這個利維坦國家仍在繼續生長。

不過，兩任布希總統扼殺了里根的遺產，沒有藉助里根在海外取得的勝利，進一步實現他在國內樹立的目標，相反，他們擁抱了社會民主的衝動，用政府取代了人類的核心制度（如家庭和教會）。正是在這一點上，建制派保守主義迷失了方向，慢慢變成進步主義左派的影子——亦步亦趨，只不過比他們慢了幾拍。

更糟糕的是，新一代野心家、馬屁精、無知之徒蜂擁華盛頓，渴望找到一份優渥的閑差。傳統的保守派媒體開始發生變化。它一步步拋棄了美國的歷史原則，最終開始鄙視美國人民。他們的座右銘似乎來自羅馬詩人賀拉斯，後者曾經寫道：Odi profanum vulgus et arceo（我厭惡普通人，並且避而遠之）。

但是，新一天終於來臨。新保守主義的漫漫長夜已經結束，美國立憲主義的復興即便沒有到來，至少已經在望。這是右翼的新政治運動的首要目標，新的機構正在引領它，《美國偉大》（American Greatness）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這些新機構還很年輕，成長和成熟尚需時日。特朗普領導的這場政治運動，仍在培養新一代的文化和政治領袖。對布希家族、保羅·瑞恩以及《旗幟周刊》的疏離，不過是一場順其自然而又恰逢其時的重組的一部分。

共和黨人和那些曾經支持里根現在支持特朗普的獨立派選民，渴望拿回他們的國家。他們厭倦了被人欺騙、誤導，後者口口聲聲為他們代言，卻不了解他們、不關心他們甚至公開鄙視他們。為了美國的未來，與左派的鬥爭仍將繼續，但是，這場戰鬥的一部分，就是要把右派團結在一套共同的美國歷史原則的周圍。

作為支持伊拉克戰爭的（a political movement in Iraq）的新保守主義已經聲譽掃地，就像在特朗普時代，作為個人的新保守主義者——傲慢、小氣、政治以及情感的不成熟——的聲譽掃地一樣。簡單說，那些自稱擁有統治權利的人，已經證明了他們不能被託付權力。這種認識增強了美國右派，同時也使得自由與安寧（美國憲政保護下的）的恢復變得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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