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怡蓀：胡適生命中的 「貴人」

怡蓀！/我想像你此時還在此！/你跑出門來接我，/我知道你心裡歡喜。/你誇獎我的成功，/我也愛受你的誇獎；/因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你誇獎我就同我誇獎你一樣。

我把一年來的痛苦也告訴了你，/我覺得心裡怪輕鬆了；/因為有你分去了一半，/這擔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們談到半夜，/半夜我還捨不得就走。/我記得你臨別時的話：/「適之，大處著眼，小處下手！」

車子突然轉彎，/打斷了我的夢想。/怡蓀！/你的朋友還同你在時一樣！

這是一首寫於近百年前的悼念亡友的詩，作者就是中國新文學革命的首倡者——胡適。在詩前的短序中，他寫道：「人生能得幾個好朋友？況怡蓀益我最厚，愛我最深，期望我最篤！我到此四日，竟不忍過中正街，今日無意中兩次過此，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話，那可再得？」

許怡蓀何許人也，能得胡適如此評價，能使胡適如此難忘？

的確，相比胡適的鼎鼎大名，許怡蓀鮮為人知。胡適一生，上至達官顯貴，下及走卒販夫，交遊之廣舉世皆知，故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一說。其一生得益於朋友甚多，但最主要的有兩位，許怡蓀便是其一。

胡適與許怡蓀是安徽績溪同鄉，又是上海中國公學和中國新公學的同學，且同住一室，志趣相投，感情深厚。1909年，因公學解散、家道中落、親人病故等一連串的打擊，年輕的胡適一度心灰意冷，「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就跟著他們墮落了」，吃花酒、打牌、打架，靠典當衣物度日，甚至被抓進了警察局。那時若沒有許怡蓀的規勸和棒喝，他很可能就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墮落下去。為此，胡適終生感念他。他在《嘗試集》《朋友篇·寄怡蓀·經農》中，有「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說的就是這段往事。

至於著名的《胡適留學日記》之所以能流傳至今，廣為人知，更是要歸功於許怡蓀。當年正是應他的要求，胡適將日記手稿從美國寄回，由許保存、整理，並摘抄給《新青年》發表，後交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就連《胡適留學日記》的初名《藏暉室札記》，也是他起的。因此在《藏暉室札記》首版自序中，胡適將這部日記獻給了他，並說「這部札記本來是為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可惜這時許已去世多年了。

許怡蓀於1913年赴日本明治大學留學，1916年回國，1920年不幸因病早逝。胡適為此專門寫了近七千字的《許怡蓀傳》悼念他的「死友」，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胡許雖為摯友，但兩人實際相見相處的時間並不多，胡適1910年去美，兩人一別就是七年。1917年胡適歸國後在北大任教，而許1916年回國，由胡適介紹，執教於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見面機會極少，1919年許便病故了。然而，從1909年直到1919年許怡蓀去世前夕，他們的通信長達十年。而這正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時期，其中留美七年是他人生觀、文學觀形成及演變的重要時期，其開文學革命之先河的《文學改良芻議》即發表於1917年1月。回國後的三年，也正值他首倡新文學革命的高峰期。

在《許怡蓀傳》中，胡適寫道：「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 這些信都收錄於這部《胡適許怡蓀通信集》。

當時雖然彼此都才二十齣頭，但在信中，卻常見兩人關於中國現狀、前途及救國之策的交流乃至辯論，有時一封信居然長達六千多字。後來胡適根據通信總結出了許怡蓀思想轉變的三個階段，而胡適人生觀、世界觀、文學觀的變化軌跡自然也在這長達十年的通信中清晰可見。

也許是先見之明吧，許怡蓀對胡適寄予厚望，認定他將來必大有作為，所以在寄給剛到美國的胡適的第一封信中，就勸他要「祓除舊染，砥礪廉隅」，也就是要去除舊習，磨鍊節操。胡適當然知道老友指的是什麼，當即回復「當書之座右，奉為箴言」，還希望許怡蓀「時時痛下針砭，令遠人時得提撕警覺之功，則受賜多矣」。「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里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

此外，關於與江東秀的婚姻及婚期，關於不願接受陳獨秀推薦任北大文科學長，以及初到北大時的失望，將其比喻為客棧，還有一位雖熱心但外行的老闆等，在通信中都可見胡適當時的真實想法和真情流露。

當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已經認識到這部通信集的價值，不僅作了挑選和編輯加工，且已謄抄成稿，準備出版。但後來不知何故，並未實施，而兩人的手稿也不知所終。所幸的是，這部謄抄稿由收藏家梁勤峰先生於2013年同《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一同覓得，終於使之得以在百年後重見天日。套用胡適的句式，它的印行也是今天的讀者「最盼望的」吧。

往期回顧

來源：文匯報

責任編輯：黃琲趙鴻儒排版編輯：趙鴻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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