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定，天下安；荊州亂，則天下動蕩！看東晉第一強藩的五段人生
「荊州」這個地名總有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含義，在劉表的治下，荊州透露著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浪漫氣質。當天下瀰漫狼煙，諸侯醉心權力的時候，它卻成了北方士子一個難得的歸所。然而這不意味著荊州只是一個避世的桃源，水淹七軍的關羽在這裡威震華夏，再造東晉的陶侃在這裡穩住了半個天下。那種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輕快與後來鐵甲金戈的古戰場氛圍似乎並不是同一種畫風，但真正的荊州卻又缺不了這矛盾對立的兩面。
東漢時荊州地域範圍
安史之亂以前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生產，一直是北強南弱的局面，強楚車千乘，地萬里終究難敵秦國，孫吳與蜀漢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被司馬仲達一家子所鯨吞。作為南北對陣的前排觀眾，江陵襄陽集團從未退場。
有人說陽光消失的地方，就是陰影的開始，北方結束的盡頭就是南方開始的起點。而荊州就處於這樣一個中點，骨子裡既有南方的歲月靜好，也有北方的快意恩仇。
在歷史上有那麼個階段，開頭諸侯林立，大傢伙誰都不服誰，只好本著能動手就絕不動口的原則進行著軍事大比武，從群雄並起一直揍到三足鼎立，後來雖然天下歸一，但是架不住統治者一言不合就原地爆炸的任性（作死），於是外面的鄰居趁虛而入，佔了一半屋子，南北對峙的局面就此形成，然而天下的沉浮此時既不取決於六朝古都建業，也不取決於北國兩京洛陽和長安，所謂九州之眼，在於荊襄。
不難猜測，筆者所說的就是中原陸沉，衣冠南渡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晉失其鹿，五胡逐之，自此北方不復為漢家所有近300年。所幸琅邪王司馬睿在江左登基稱帝，在長江之南延續了華夏文明。而荊州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崛起正是源自於在這大亂斗的局面出現之前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荊州是一個先天素質不錯但又營養不良的尖子生，為什麼說是先天素質不錯呢，我們可以從荊州的地理位置來分析，魏晉時期的荊州範圍相當於現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西南，在當時來說荊州地跨長江南北，東連江東，西接巴蜀，北可望中原。南可伏百越，是北方政權進圖江南的最佳楔子，也是南方文明抵禦中原騎兵突擊的前沿陣地。
既然荊州戰略位置這麼優越，佔一地而控四野，那為什又說它營養不良呢？這主要是從荊州的經濟人口出發，荊州雖然屬於南北東西要衝，但大部分屬於當時並未深度開發的區域，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就如同崇明雖然也是上海，但崇明的灘頭沙子的價值顯然不能等同於陸家嘴高樓下的綠化帶，因此我們並不能武斷的將江陵、襄陽等幾個城市的發展狀況等同於荊州全域的狀況，畢竟零陵、武陵、甚至其他大山深處的現狀擺在眼前。而荊州雖然地域廣闊卻如同益州一般地廣人稀，荊州的人口我們無從考證，但我們可以從一直與荊州相提並論的益州得到一些線索。
古代中國的戰略要衝
三國末期，蜀漢被鍾會、鄧艾攻滅，得益州與漢中合計十萬戶，九十萬口，而與之類似的荊州雖然經過曹魏、孫吳政權的苦心經營，但由於一直處于軍事對峙的最前線，人口數據應該也在百萬上下（豪強所有的佃戶不在其中），這其中又包含了大量教化不深的土著少數民族居民。
可以說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人口一直是制約南方發展的第一因素，荊州也不能例外。
而荊州的這幾個困局在西晉的天師道張昌起兵後，更為加劇，此時流民佔據巴蜀，八王之亂還在中原沒有停歇，荊州的動亂宛如給了當時執政的長沙王重重一擊。作為八王中最具才華的長沙王司馬乂雖然此時深陷政治鬥爭的泥潭中，也難以忍受近在咫尺的流寇威脅，為了平定叛亂他選擇了名門之後——劉弘。
靖塵沙，定荊楚——劉弘
劉弘是曹魏名臣劉馥的孫子，也是晉武帝的幼年玩伴，然而奇怪的是劉弘並沒有因此成為司馬炎的從龍之臣，他的仕途從羊祜的軍營開始，此後鎮撫幽燕有功而被封為國公。到司馬乂起用他平張昌之亂時，劉弘已經是一個垂垂老矣六十有七的老人了，然而正如羊祜都督荊州打下了天下一統的基礎，劉弘掃平荊襄也為東晉立足江左做足了準備。
當時劉弘在接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後，大旗一揮，兵鋒直指江漢。然而缺人又缺錢的司馬乂能給的也就只是這個名號了，劉弘帶著僅有的八千部曲直面張昌主力，力不能及，宛城最終失守，劉弘不得已退守汝南。所幸，早於劉弘進入荊州地域的部下陶侃、皮初等部此時發揮了多點爆發的作用，攻陷宛城的張昌未能乘勝奪取襄陽，反而是被晉軍抄了江夏的老巢，一個月內，張昌在劉弘、劉喬、陶侃三軍的夾擊下屢戰屢敗，太安二年七月，劉弘陶侃部在竟陵徹底擊潰張昌主力，荊州徹底平定。
西晉後期有四大亂，分別出現在關中、蜀中、楚中、揚中。發生在楚中的張昌之亂論規模，影響力還是破壞程度均列首位，然而蜀中之亂催生出成漢這種割據政權，更為有實力的張昌卻被迅速撲滅，司馬乂知人善任當記一功，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劉弘小敗不餒，提前布局陶侃、皮初進行反擊，大勝不驕，三軍合擊，徹底搗滅張昌。正是這種進退得當的指揮，讓荊州再次回歸平靜，進而為後來的東晉提供了一方強鎮。
王與馬，共天下——王敦
八王之亂最終以東海王司馬越的勝利而結束，然而此時的中原卻是宿將凋零、滿目瘡痍的凄慘景象，面對胡兵的巨大壓力，司馬越也將眼光放到了相對平靜的東南，為此他派遣琅邪王司馬睿以都督揚州諸軍事的身份出鎮建康。晉時的江東士族林立，對於北人的統治並未心悅誠服，而司馬睿能在這種局面下在江左站穩腳跟，離不開太原王氏的幫助。
此時的王敦、王導兄弟名滿天下，而司馬睿是皇室偏支，典型的主弱臣強，為了扭轉江南豪強對司馬睿的懷疑，王氏兄弟特意安排了一次出行，一眾中原南渡名士都騎馬跟隨在司馬睿後面，這麼說吧，當劉羅鍋和紀大眼袋跟在一個男人身後時，不用懷疑那個男人就是題詞蓋章界的扛把子愛新覺羅弘曆。當時的江南士子也是這麼想的，我不認識司馬睿，但是我認識王導王敦啊，能讓這兩人當跟班的必定不一般，於是，以顧榮、賀循為首的江南名士爭相歸附。
而王導與王敦，一個執掌大權於建康，一個手握重兵於荊州，司馬睿在江東的事業離不開王氏兄弟的傾力相助，以至於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論調。
出鎮荊州的王敦在征討華軼、杜弢、王機、杜曾的過程中履立軍功，為建康的上游營造了一個穩定而又兵強馬壯的強藩。然而王敦自恃有功，逐漸尾大不掉，加之荊州是東晉最為強勢的武裝集團，不安的司馬睿開始在統治核心中分化王氏兄弟的權力。
永昌元年，自覺受到威脅的王敦在荊州起兵，順江而下。兩個月後，荊州大軍攻佔建康門戶石頭城，司馬睿倉皇出逃。在王導的極力反對下，王敦劫掠了建康以後退回了荊州。經此一役，司馬睿雖然保住帝位，但是顏面盡失，憂憤而亡。嘗過陳兵國都的甜頭之後，王敦更是不把即位的晉明帝放在眼中，荊州政令人事悉從己出。面對咄咄逼人的王敦，晉明帝決定先發制人，以司徒王導為主帥，以陶侃為輔，水路大軍其發荊州。此時的王敦身患重症，不久後就在絕望中死去，一代權臣最終落了個掘墓梟首的結局。
三定江南，再造社稷——陶侃
王敦的迅速敗亡，離不開陶侃的指揮得當，而作為沉浮宦海多年的名將，陶侃多年來起起落落卻不忘初心。早在陶侃第一次參與平定荊州張昌之亂時，荊州刺史劉弘就曾對他讚賞有加：「我以前曾在羊祜軍前效力，他對我說日後要接替他坐鎮荊州，而現在我要對你說同樣的話。」而陶侃也不負重託，一再擊敗張昌叛軍，直至竟陵一戰徹底掃平流寇，還荊州以安寧。
陶侃的才華也受到了東晉權臣王敦的賞識，在王敦的舉薦下，陶侃升任荊州刺史，實現了劉弘對他的期望。隨著在征討杜弢過程中屢立戰功，陶侃卻遭受了昔日恩人王敦的妒忌，他利用手中的權柄將陶侃調任當時貧瘠偏僻的廣州。陶侃坦然接受，為了免於安逸，不忘匡扶中原的重擔，甚至每天要從屋內搬磚到屋外再從屋外搬到屋內，這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早最有名的搬磚行為了。
陶侃搬磚
永昌元年，王敦起兵，陶侃奉命從廣州勤王，二定江南，平亂之後陶侃也升任都督荊、雍、益、梁諸軍事，第二次出鎮荊州。陶侃治理荊州用法也懂法外之意，他痛恨部下飲酒誤事，因此下令公職人員嚴禁飲酒，一經發現，沒收酒具不說還需施以鞭責。他對任何禮物的來源追根究底，如果是自己勞動所得，再小也會欣然收下，然後以三倍價值的禮物回贈，如果是不正當所得，即使再大也會斷然拒絕，並對送禮的人的加以嚴厲的斥責。荊州在他治下，四野賓服，生產為之一振。
咸和年間，蘇峻、祖約謀反，攻陷了國都建康，陶侃初時由於和執政的庾亮有隙，並不願出兵，最終還是因為溫嶠的勸說，星夜兼程，起兵東進，先後斬殺蘇峻、蘇逸兄弟，三定江南。
陶侃治軍嚴明，勤於職守，三定江南，兩次出鎮荊州，在東晉初年混亂的局勢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劉弘給了司馬家一個穩定的荊州，而陶侃則在荊州強軍的基礎上給了朝廷安全的保障。
天下布武為的是行廢立之事——桓溫
桓溫的發跡源自駙馬都尉的身份，而最終得益於和執政庾翼的私交，庾翼死後，桓溫接替他出鎮荊州。從此兵強馬壯的荊州成了桓溫積累軍功的最強助力，桓溫為自己的首戰選擇了最合適的對手，當時的成漢勢弱，準確把握到了這一戰機的他，不顧幕僚的反對，在沒有朝廷核准的情況下率軍入蜀。蜀道艱難，尋常進軍沒有個把月斷然走不完，桓溫深信兵貴神速，索性只帶了三天口糧，就地取食。顯然背水一戰的效果驚人，三軍用命，成漢很快就被平定。
桓溫伐蜀
平定了巴蜀的桓溫很快將眼光轉向了北方，他多次北伐中原，連戰連捷，進逼兩京，修繕皇室陵寢，灞上百姓甚至激動的感慨：「不想還能看到王師。」然而桓溫北伐的本意並不是光復中原，只是為了積累政治資本，為了避免過多消耗荊州軍的力量，他每次見好就收，對於收復的地方也是象徵性的留守，再次淪陷也是旦夕間的事情。
太和四年，桓溫最後一次率軍北伐前燕，雖然捷報頻傳，但是到了枋頭後師老卒惰，又被燕軍斷了糧道，軍心大亂以至在退兵的過程中傷亡慘重。桓溫想借這次北伐立威天下，再行司馬代魏故事的企圖遭到了當頭一棒。為了重建威望，桓溫動了廢立的念頭，他鼓動皇太后另立會稽王為帝，是為簡文帝。
桓溫三次北伐
桓溫行廢立之事，殺當朝大臣，氣焰逼人以至於簡文帝終日憂心忡忡，最終在抑鬱中死去。然而懦弱如他，也沒有最終滿足桓溫的野心，既沒有禪位與他也沒有讓他總攝國政，執著於權力的桓溫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關頭也沒有放棄加九錫的野心，謝安知道他不久於人世，故意拖延，一代強藩最終帶著對於權位的留戀死去。
名將之後，竊國大盜——桓玄
桓溫死後，其親族受到猜忌，並不被朝廷重用。少時的桓玄作為桓溫的幼子只能身居閑職，志氣難抒。也因此他經常登高俯瞰太湖，感慨命運：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不久之後，就以布衣身回到了江陵。
在此後王恭、殷仲堪為代表的荊州軍團與執政的司馬道子產生了矛盾，而桓玄抓住了這個機會開始利用雙方的相互猜疑往上爬，最終實現了兒為五湖長的承諾，登上了都督荊、江、司、雍等八州諸軍事的高位。此時的桓玄已經不再滿足於一方諸侯，而是將目標放到了建康的帝位之上。
公元402年，東晉朝廷先發制人，以司馬元顯為主帥，劉牢之為前鋒討伐桓玄。桓玄自感荊州兵精糧足，司馬元顯乳臭小兒，選擇爭鋒相對，順江而下，直逼建康而來。果不其然，劉牢之臨陣倒戈，徹底打散了中央軍的抵抗力量，進入建康以後，桓玄總攬朝綱，大開殺戒，朝中大臣、北府舊將多遭毒手。
第二年，桓玄唯一信賴的哥哥桓偉病死，桓玄深感孤危，加快了篡權的進程，其父桓溫終其一生都沒獲得的九錫，桓玄輕易就實現了。在一番虛偽的勸進與謙讓之後，桓玄終於在當年的十二月登上了帝位。登基的時候，桓玄驚人的體重竟然坐塌了御座，其黨羽殷仲文竟然阿諛奉承道：「聖德深厚，以致大地不能承載。」如此欺世盜名，其政權的覆滅也是顯而易見的。不久之後，劉裕、劉毅等將領在京口起兵，即使荊州兵強也架不住軍心渙散，桓玄軍隊雖然數倍於劉裕，但還是一戰即潰，最終自己也為亂軍斬殺，首級被掛在建康的朱雀橋上示眾，桓玄的竊國之舉雖然未能斷了司馬家的天下，但他間接促成了劉裕的崛起，說東晉之亡源自於桓玄之亂實不為過。
劉弘、王敦、陶侃、桓溫、桓玄這五張臉譜，刻畫了魏晉時期天下大亂，荊州從文化凈土演變成戰略要衝的過程，劉弘、陶侃平定荊楚，奠定了荊州的政治軍事地位，王敦以荊州為強援開啟了東晉一朝楚中強藩順江而下，陳兵國都的囂張歷史，桓溫以江陵為基地，天下布武本可以成就中興晉朝的千古美譽，卻著眼於人望和利權，最終導致北伐功虧一簣，至於桓玄有著父親打下的基礎，如果借著東晉病入膏肓之際，革新政局，勵精圖治，也許就沒後來劉裕什麼事了，可惜他卻朝令夕改，追求享樂，以致身首異處，成就了別家天下。
然而無論是誰，都印證了一句話，荊州安，則天下安，荊州亂，則天下動蕩，終晉一朝，地方大員人才輩出的唯有荊州，前有羊祜、杜預、劉弘，後有王敦、陶侃、桓溫、桓玄，無論英雄還是梟雄，無論名將還是權臣，都在荊州這個舞台上上演著一出出看似相似卻又不同的歷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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