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界回顧明治維新150年：和平發展才是唯一正途

作為世界上為數不多仍保留皇室的國家之一，日本在12月23日迎來了平成時代最後一個「天皇誕生日」。現年85歲的明仁天皇將於2019年4月30日正式退位，使用了30年的平成年號亦將隨之成為歷史。自1868年10月23日明治天皇發布詔書將年號從「慶應」改為「明治」以來，日本先後使用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個年號。這些年號皆取自中國古代典籍，無不飽含著國泰民安、人壽年豐的吉祥寓意和美好祈願。然而，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里，日本卻經歷了過山車式的歷史浮沉。在明治維新150周年的今天，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的當下，日本政界如何回顧該國發展歷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日本學界如何反思這150年來的興衰成敗，對於未來的日本、亞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官方表態迴避侵略歷史

1月23日，日本政府在位於東京的憲政紀念館舉行了「1868年明治維新150周年紀念儀式」，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擔任儀式典禮委員長。

安倍晉三在致辭中表示，紀念儀式旨在回顧明治以來的先輩偉業並繼往開來。他列舉了日本在明治時代所取得的歷史進步，同時強調，「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必須以此為榮，以強有力的步伐前進」。他提到，明治維新時，殖民統治也波及到亞洲，日本當時正面臨危機。他稱：「必須捍衛獨立，當時的人們果敢地採取了行動。」

然而，安倍晉三在致辭中並未提及對過去戰爭的反省。在呼籲年輕一代「了解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的大事，從正反等各個側面汲取經驗」的同時，他也並未對反面部分進行任何具體說明。

階段劃分折射歷史觀

如何在明治維新以來的150年中劃分出各具時代特徵的歷史階段，日本學界提出了「兩段論」「三段論」「四段論」等不同學說。「兩段論」是以1945年日本戰敗為分割點，將150年的歷史劃分為77年的侵略擴張史和73年的和平發展史。「三段論」是以每50年為一個歷史階段。其中，第一個劃分點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在巴黎和會上完全與英法美等列強平起平坐的1918年，而第二個劃分點正好是日本國內生產總值超越當時的聯邦德國、躍居西方世界第二的1968年。「四段論」則是根據年號來進行劃分。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教授五百旗頭薰認為，劃分歷史階段，並不是簡單的數字遊戲，而是體現出人們基本的歷史觀。例如，「兩段論」容易導致學者在研究中出現割裂歷史的傾向，即簡單地將日本的近現代史理解為黑暗混亂、不堪回首的戰前史和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戰後史，如此則會忽略戰前史與戰後史的連續性。這不僅不利於研究者構建整體性的歷史觀，而且對於普通民眾尤其是從未經歷過戰前和戰爭的人們而言，如果一味地認為戰後的日本已經與戰前的日本徹底斬斷了關係，也不利於他們全面地認識歷史和正確地反省歷史。

從非常態回歸常態

日本上智大學綜合全球學部教授宮城大藏認為，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脫亞入歐」並在亞洲佔據了優勢地位，造就了日本人的國民心態和國家認同。

然而，近30年來，隨著一些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讓日本既不再是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也不再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對此，宮城大藏分析稱，從超拔於亞洲並具有絕對優勢，到回歸亞洲並只能維持相對的強大，日本的輿論未能及時調整心態，而是一直抱持著「日本沒落」的悲觀情緒和複雜感情。近年來，當日本與周邊鄰國在歷史認識、領土紛爭等問題上出現矛盾時，這種悲觀情緒和複雜感情往往成為點燃民族主義情緒的導火索，進而導致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因此，宮城大藏提出，只有認識到明治維新以來150年的歷史，就是日本從「亞洲的唯一」回歸「亞洲的一員」的歷史，才能看清特朗普政權所奉行的「美國第一」理念的實質以及影響，才能明白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問題從來就與美國等第三國無關，才能在當前的國際亂局中，處理好日本國內的政治問題，並發展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

以生命科學的視角看待國家歷史

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政治外交檢證研究會成員村井哲也認為，如果將國家看作人體，那麼全體國民構成了國家的身體，而有投票權的國民之意志則決定了國家大腦的思維活動。1890年，隨著「明治憲法」的實施，日本召開第一屆國會。彼時，日本總人口為3990萬人，但只有約佔總人口1.1%的45萬人擁有投票權。這顯然是個身軀龐大，但是思維能力不足的「人」。正是由於這樣的先天不足，日本始終未能形成能夠做出合理決定的「思維」和「人格」，以至於最終做出了發動戰爭這樣令人絕望的「自殺行為」。

直到1947年，日本根據戰後制定的「和平憲法」舉行了第一次總選舉，此時日本總人口為7810萬人，其中擁有投票權的人數達到4091萬，佔比為52.4%。由此，日本的「身體成長」和「大腦發育」終於達到了較為理想的平衡狀態。

不過，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患上了世界罕見的「高齡少子化病」，並且病情不斷惡化。這使得日本的「身軀」開始萎縮，其「大腦」更是老態盡顯。反應遲鈍、思維僵化的「高齡者政治」也改變了日本的「人格」，蓬勃朝氣被沉沉暮氣所取代。

面對如此嚴重的生存危機，村井哲也認為，日本應該從明治維新150年來的歷史中尋找答案。在此前的歷史進程中，日本正是通過不斷普及投票權，來讓更多的「新鮮血液」進入「大腦」。2017年，日本舉行了將擁有投票權的年齡從20歲下調至18歲之後的首次總選舉。這無疑是一種有益的探索。下一步，如何讓已經擁有了投票權的年輕人更加關心政治，更多地參與到日本的「大腦思維活動」之中，將成為日本「續命」並重塑「人格」的關鍵。

追問「因何紀念」與「如何紀念」

圍繞明治維新150周年而舉行的紀念儀式和活動，到底應該紀念什麼，又該怎麼紀念，針對這些問題，日本駒澤大學法學部教授村井良太對比回顧了1968年明治維新100周年時的情況。

當年負責主持官方紀念活動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曾在一次面對青年人的演講中回憶說，「我的家在戰爭中被燒毀，妻子拖著一輛雙輪小推車四處逃難。對戰爭沒有過切膚之痛的年輕人，你們真的很幸福！」「我認為，無論是對於人生而言，還是對於政治而言，基於和過去的對話，來認定通向未來的道路，都是正確的思維方法。」

村井良太認為，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展望未來。雖然距離明治維新100周年紀念儀式又過去了半個世紀，但當今的日本仍需要繼承當年的優良傳統，立足於痛切的悔悟和反省，來看待日本走向近代化和國際化的歷程。必須認識到，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反省和追問的傳統，日本才得以在戰後重獲新生。

應摒棄對華「零和思維」

明治維新150年來，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是影響日本國運的重要因素。宮城大藏認為，看清今天的中國到底是不是日本的威脅，這是歷史留給日本的最重要的課題。

不可否認，即便是在美國退出之後，由日本主導的「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與中國競爭國際貿易主導權的意味。但是，如果將中國這樣一個大市場排除在外，TPP也就失去了意義。因此，日本有必要時刻提醒自己，單純地將TPP視為以經濟統合的方式來對抗中國的工具，未必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再如，中國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之時，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曾毫不掩飾對抗心態地表示，「亞洲開發銀行（ADB）要在亞洲的基礎設施開發方面發揮主導性作用，這一點非常重要」。而實際上，ADB與AIIB完全能夠在融資等方面互相協調，而且無論是哪一方所建設的產業基礎設施，都能夠為所有人共享。如果日本偏執地認為「中國幹什麼都是威脅」，不僅無益於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發展，也難以在第三國獲得共鳴。

綜上可見，在日本整體呈現出「向右轉」趨勢的大背景下，當日本政府刻意迴避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罪行和戰爭慘痛教訓之時，日本學界的部分學者依然能夠秉持理性的學術態度，固守基本的學術良心，發出有力的學術聲音。他們固然各有其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對於正再次徘徊在正途與歧路之岔路口的日本而言，任何能夠真正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觀點和看法都顯得尤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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