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進入董事會：性別與道德存在什麼樣的關聯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 芮 萌

在上期文章（《女性進入董事會將改變什麼》）中我們談到，在商業領域，多樣性是促進行業發展創造和創新的重要力量，而性別多樣性對於企業治理而言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董事會中同時擁有男性和女性的好處是多樣化的，這種好處可能與拓寬和豐富董事會的專業知識、經驗和決策質量以減少欺詐的可能性有關。但是，其中解讀女性在董事會任職與證券欺詐之間關係的卻不多。

因此，我們將從性別與道德、風險厭惡以及多樣性角度闡釋董事會中的性別多元化如何調節欺詐頻率和嚴重程度，並且我們還區分了男性主導產業與女性主導產業在這些維度上的不同表現。

性別與道德

我們首先從性別與道德的維度來探討。作為一個社會人來說，性別角色將貫穿人們生命的始終，這也是社會對男女在態度、角色和行為方面的期待。由於所受到的「期待」不同，男性和女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呈現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差異。

性別社會化理論對道德敏感性的性別差異做出了闡釋，男性和女性會在道德原則上表現出心理和認知上的差異。

男性會受個人目標的影響，更注重追求自身的成就，而女性更容易受公共目標的引導，注重人際關係的發展。女性領導者更傾向於關心他人，而男性領導者更可能受競爭意識和等級制度的影響。有研究顯示，隨著女性在政府部門中代表權的增加，政治腐敗的程度也會下降。我們從實踐經驗中也可以發現，女性是更好的傾聽者。在面對問題時，女性會顯得更有教養，不那麼咄咄逼人。而且人們還發現，女性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道德感比男性更強。

女性更具有道德敏感性，相比男性管理者而言，女性管理者會在道德規範的效果方面表現出更多的積極性，並且對提高商業道德標準表現出更多的信心。董事會中女性成員的存在可能會影響到欺詐行為，由此我們預計，女性比例較高的董事會發生欺詐的可能性較小。

性別與風險厭惡

其次我們基於風險厭惡和過度自信方面，探討女性進入董事會對欺詐行為的影響。通常來說，一個厭惡風險的人不太願意去欺詐，因為害怕被抓住。根據心理學的研究顯示，與男性相比，女性不那麼自負、更保守、更厭惡風險，傾向於採取安全並能避免發生最壞情況的策略。

從金融學的角度分析，過度自信的投資者大都傾向於持有風險更高的投資組合，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投資風險高的投資組合。

根據創業學理論顯示，在考慮了快速增長帶來的風險後，女性更有可能採用一種可衡量的擴張速度。

性別與多樣性

我們進一步從多樣性方面，闡述董事會中性別差異在減少欺詐方面的影響。多樣性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呈現，有研究表明，組織中的多樣化視角具有顯著的好處，團隊/群體多樣性理論強調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多樣性有益於群體之前，群體的成員必須貢獻出不同的思想。性別多樣性，可以拓寬董事會的專業知識、經驗、興趣、觀點和創造力，進而有助於董事會更有效地監督和保護股東的利益。此外，性別多樣性還可能引發董事會成員之間的衝突，這種由於信任的缺乏引發的衝突可能會增加對董事會成員的審查，從而減少企業欺詐的頻率。

基於道德敏感性和風險規避方面的性別差異，我們可以推測，公司董事會中女性成員的存在降低了欺詐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而從性別多樣性角度看，女性在董事會中的比例和欺詐之間存在U型關係，也就是說，男性和女性的最大混合對減少欺詐影響最大。根據國內數據顯示，女性董事的比例最高為50%。這裡我們需要注意，道德敏感性、風險厭惡、多樣性這三個概念並不是完全獨立的，因為道德敏感性和風險厭惡方面的差異可能只是性別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女性高管比男性高管道德感更強、更加厭惡風險，那麼女性高管可能比男性高管更可能認為違反證券法或欺詐是非法、不道德的、有風險的行為。而為了保護股東、公司和自己的最大利益，女性董事不太可能選擇違反規則。

因此，我們假設1：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成員減少了欺詐的頻率，而在董事會中女性比例最高為50%的公司中，這種影響正在減弱。

欺詐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衡量，比如股價異常以及企業行為變化（包括慈善捐贈和CEO離職等指標）。其中，股價異常是研究公司欺詐嚴重性方面最常見的分析角度，可以更直觀地衡量，並且不依賴於企業的進一步決策。

研究顯示，欺詐行為會對企業造成長期的影響，尤其在聲譽受損方面，代價遠超過通過罰款形式的處罰成本。考慮到以下因素，我們預期性別更加多樣化的董事會對欺詐執法的股價反應不那麼明顯。如果女性比男性道德方面更敏感，從投資者角度而言，他們會更加信任董事會中的女性；而早期的研究也顯示，女性董事會成員的出現可以體現出公司對社會負責並重視少數群體，釋放對市場有利的信號。

許多研究也表明，女性董事比例較高的公司擁有更好的企業聲譽。

因此我們假設2：董事會的性別多樣性減少了投資者對欺詐行為的負面反應。

在我們的假設中，因為所涉及的行業不同，我們推測董事會的性別多樣性影響欺詐的頻率和嚴重程度也不同。根據性別隔離理論所述，不同的行業需要不同程度的男性比例才能獲得成功。但食品加工、服裝製造、醫藥生物製造、服裝零售、餐飲服務、酒店、旅遊、廣播影視、出版等行業多被女性主導。我們參照澳大利亞政府職場性別平等機構對各行業女性僱員比例的分類顯示，將女性僱員超過50%的行業歸類為「女性主導的行業」。

誠如前文所講，性別多樣化的董事會可能有助於改善董事會內部的治理，那麼如果性別更加多樣化，那麼在男性主導的行業中，董事會本身是否也可能更有效，因為男性更傾向於承擔更多風險，但在性別多樣化後，欺詐行為更有可能得到有效的監控。

因此我們假設3：女性董事在男性主導的行業的影響將強於女性主導的行業。

為了驗證這一系列的假設，我們從中國證監會（CSRC）搜集了從2001年到2010年期間中國所有被發現的欺詐案件（總計1422起，其中有742起執法行動公告）。

考慮到證券欺詐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我們把實際的欺詐數據與中國證券市場和會計研究的性別多樣化資料庫進行了合併。在下期專欄中，我們將基於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對性別多樣化與公司欺詐和違規存在什麼樣的關聯進行解讀。

（作者中歐財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歐家族傳承研究中心聯合主任。本文根據 Douglas Cumming，T.Y. Leung，Oliver M. Rui. Gender Diversity and Securities Fraud.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572-1593. 論文翻譯而成。劉心潔編譯，論文原作者之一芮萌教授對原文進行了適當改寫。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2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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