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中國改革核心三十餘年，他卻說「改革的進程太慢了」

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長期在政府部門從事政策研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工作。

見證改革開放40年·人物

彭森

改革是薪火相傳的接力

本刊記者/姜璇

本文首發於總第882期《中國新聞周刊》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作為改革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彭森特別忙碌，頻繁出席與紀念改革開放相關的會議，還要撰寫回憶錄。

三十餘年，彭森一直處於改革的核心，從事政策研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工作，經歷了中國改革的不同階段和歷次重大事件。

「作為改革的見證者、受益者和參與者，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這條路怎麼走，按照目標導向的要求，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過哪些關、還要解決哪些重大問題，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彭森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

經世濟民

中學期間，彭森從父親那裡學習到一個經濟學的概念：所有權。父親給他講了一個外國教授給他們上課的故事。當時教授把腕上的手錶摘下來猛然摔在地上，然後告訴驚愕的學生們：什麼是所有權？就是對一個物品無條件的佔有、支配和處置權。

這個故事至今讓他記憶猶新，父親是他的經濟學啟蒙人。彭森於1951年4月出生於遼寧瀋陽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曾經參加過北伐革命。大革命失敗後，祖父回鄉變賣家產興辦了南都中學並任校長。

彭森的父親曾就讀於國立武漢大學經濟系、中央大學研究生院，隨後留美到科羅拉多大學、紐約大學攻讀財政理論，建國後響應號召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被分配到東北瀋陽，曾參與東北財經學院、遼寧大學的創辦。在這個家庭氛圍中，彭森小學時就養成翻閱《參考消息》的習慣，中學開始逐步接觸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政治、經濟、歷史名著。「如果沒有『文革』，我很可能選學歷史，畢業後成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員。我的父母對我的期望也大抵如是。」彭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生長於一個有著「政治歷史問題」（父親抗戰時加入過國民黨）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彭森從小就感受到來自周圍的壓力和歧視。但是五年的知青插隊經歷，他看到人民公社「大鍋飯」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的打擊，以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轉變成票證經濟、短缺經濟過程中對經濟生活創造力的扼殺。「我對『經濟』這一概念的認識，開始從『節約』轉向資源配置的『效率』，開始有了『經世濟民』的決心和使命。」彭森說。

1977年高考恢復，彭森爭取到了機會，在1978年通過高考被北大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錄取。

同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舉國上下除陳布新，新舊碰撞。大學校園內各種學術流派、各種理論思潮空前活躍。那幾年，學生們常為一件國家大事爭得面紅耳赤，學術自由和對社會的責任感俯首可拾。如今，中國很多政、商、學界的領軍人物都是77級、78級的大學生，這被稱為「77、78級現象」。

77級、78級師資之豐富，彭森至今感念。他在北大遇到了陳岱孫、胡代光、范家驤、趙靖、厲以寧等經濟學泰斗。年近80歲的經濟系主任陳岱孫被師生們喚為「岱老」，民國政府曾聘請他當財政部部長，岱老以「志不在官」謝絕。彭森回憶，岱老為本科生開設的最後一門課「經濟學說史」，被整理成《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一書後，風行一時。

現今已經88歲的厲以寧是較早將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改革相結合的人，他在北大首登講壇，率先為學生開設宏觀和微觀經濟學課程。「他講得極為通俗，學生們喜歡向他提問，有些還挺尖銳。」彭森回憶說。

彭森在課堂上結識了林毅夫。由於當時兩岸關係緊張，初到大陸的林毅夫身份仍是機密，系辦的同志很神秘地向彭森說明情況，並囑託他照顧林的學習和安全。

彭森從一開始專註於經濟學理論尤其是經濟史理論，轉向關注改革中的實際問題研究，始於畢業論文的撰寫。他在題為「試論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潮」的畢業論文中分析道，發生於建國前後的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思潮，其本質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絕對平均主義，還由此引發土改中錯誤打擊、消滅富農，侵犯工商業利益，以及最後走向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策。

結緣改革

1982年10月，從北大畢業後，彭森被分配到中共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當時，正值東北工業結構重大調整和城鄉所有制結構劇烈變革時期，受馬洪、孫尚清同志主編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啟發，彭森在工作之餘著手研究遼寧發展戰略的所有制結構、工農業結構、城鄉結構等十大結構性改革。試水之作《遼寧城市結構問題芻議》受到好評。不過，後續幾篇未及展開他就被借調到剛成立的國家體改委工作。念及此，彭森仍覺得尚有遺憾。

1985年初彭森正式被調入國家體改委。此後三十餘年間，他一直處於改革的核心，探索改革理論，從事政策研究、行政管理，經歷了中國改革的不同階段和歷次重大事件。「農村聯產承包、國企改革、價格闖關、財稅分配製以及目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回望改革中經歷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彭森感慨萬千。

他清晰地記得，1987年陪同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彙報「價、稅、財聯動方案」擱置後國務院體改方案辦收尾工作時，田紀雲副總理說的一番話：「價稅財方案不搞了，但是財政分散化的問題早晚得解決。現在中央領導還有戰爭年代積累的威望，將來中央地方幹部資歷都差不多，中央財政不集中一點，地方怎麼會服從宏觀調控呢？」

他體會到中央和地方改革的緊迫性與複雜性。兩年後，彭森到牛津大學進行研究訪問時，選擇了中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為研究方向。

今年7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彭森回憶起1993年夏天，他跟隨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一行去各省進行分稅制談判的場景。「兩個月時間內，走訪了13個省、市、自治區，一個地方接著一個地方去談，談判過程異常艱辛。特別是在收入劃分和基期年的確定這兩個主要利益參數上，中央和地方不斷博弈，最終達成共識。」

改革無止境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彭森受邀去各大媒體、單位作報告、演講。

「發展無止境，改革亦無止境。」彭森在不同的會議、場合中呼籲，改革是一場解放思想、不負使命、薪火相傳的接力。在今年9月份發布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持發布的《十八大以來經濟體制改革進展報告》，彭森是總負責人。他邀請了遲福林、樊綱、張思平、劉尚希、黨國英等智庫學術帶頭人，分別負責八個分報告的研究，聚焦五年多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市場環境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改革各個領域的重要改革進展。

彭森認為，當前改革的關鍵是處理好改革中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問題。過去改革都是倒逼式的改革，遇到問題就改革。如果沉浸在「問題導向」改革任務之中，而忘記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一些關鍵環節的改革過於滯後就會成為體制性短板。

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改革任重而道遠。比如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打破行政壟斷和市場壁壘，建立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實現要素的市場化配置。

他對當前一些政府不積極、不作為，官員保守執政的做法表示擔憂，「現在不是試錯成本高的問題，而是對於中國這樣巨大的經濟體量來說，改革的進程太慢了」。

「影響中國」2018年度人物頒獎典禮當天，年度學者獲獎人朱民，一進休息室就跟彭森交談起來，朱民深受這位「老體改人」的感染。拍攝雜誌封面照的空當，他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道，「他們那一代人很多都是理想主義者，是一批堅定的市場導向改革的理論研究者和實踐工作者。」細數起來，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央行前行長周小川，中國銀保監會黨委書記、主席郭樹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等等都曾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7月採訪彭森的時候，臨到最後，這位經歷了風風雨雨的「老體改人」倚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他說，「早期的一批改革者往往都是理想主義者，奮鬥、探索，曾經歷過暴風雨的洗禮，也有過迷茫或擦肩而過的輝煌。但是初心不改，初心就是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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