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是社會規則的制定者，是傳統文化的捍衛者，是當時整個社會的中流砥柱、精英階層，掌握著文化的話語權。文人之「道」，因此被視為中國文化與藝術的立足基石。在回顧和追摹古代精英文化的趨勢中，「文人品味」「文人書房」……各種打著文人文化概念的商業行為層出不窮。於是有質疑認為，文人風格正在淪為藝術圈運作遊戲的砝碼，似乎和其文化內涵本身已沒有多大關係了。

英國資深藏家馬科斯·弗拉克斯對這一問題直言不諱地表示：「近來人們大量炒作『文人風格』，這名稱可說是使用不當，甚至有濫用之嫌，特別是拍賣行。雖然『文人藝術』的概念能受到追捧令人欣慰，但很多時候，它只被當作銷售行為的包裝和炒作，真實被用來交易的東西，並不是賣家所宣傳和介紹的那樣，甚至跟文人、文人品味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休閑娛樂沒有任何關係。作為文化藝術的經營者，這恰恰本是最應該被重視和嚴謹對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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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典藏》內頁

在馬科斯的這本近500頁的《士林典藏》中，第一件藏品直到第102頁才出現，在此之前，他用大量的篇幅，試圖還原這些物件被製作、購置和把玩時所處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美學情境，以幫助人們瞥見其使用者所處的豐富世界。在這裡，木作文房小件不再是一件件孤立的器物，而是與它們的使用者們發生緊密聯繫的。

歷史上，木作小件大量出現自明朝始。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導致了明代中國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

隨著明洪武帝將儒家地位、小農理想在整個國家的恢復，一個相對和平繁榮的盛世隨之到來。得益於明朝初年對通訊和交通運輸的巨大改善，商業也持續蓬勃發展，日益增長的商業活動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萌芽孕育。從通過短暫盈虧中謀些小利的人，到無力再藉助傳統耕田種地來養家糊口從而投身於冒險生涯的小商販，重商主義在平穩的帝國統治下被滋養。在太平年月里，對外貿易獲得自然增長，現金流動更加自由，白銀通過貿易國家，如日本和葡萄牙湧入大明，中國的行政結構開始從依賴穀物和徭役體系轉向依靠直接的白銀經濟。

中國經濟中這些變化蘊含著廣泛的社會內涵，小農理想的狀態遭到破壞，傳統儒家社會等級制度的鬆弛，之前界限森嚴的士農工商之間開始有了更深入的互動。

明末，士人這一角色的內涵與外延都得到了極大的擴展，許多傳統的習慣與追求被蒸蒸日上的成功商人階層所仿效。商人們通過貿易和商業聚斂財富之後，就開始屬意於提升社會地位。富商大賈常常讓他們的子弟讀書受教，力圖通過科舉考試，來實現家族地位「體制化」。與此同時，他們也繼續占田擁地，畢竟，這是士紳們獲取財富的傳統途徑。

在這幅變動的圖景中，士人階層被揉入到一個全新的世界，也迫使士人與商人階層互動，傳統核心價值觀在巨變中受到侵蝕。明代士人在不時捍衛自己所珍視的慣例與準則時，或許忽視了自身秉持的核心道德和社會價值，開始放任自己被財富與政治權力所誘惑、腐化。士人們的生活開始變得與那些商人、匠人，原本下等的階層糾纏不清，人人都在變動的社會風景中爭搶著一席之地。在這一場景中，所有能殘存下來的純粹的文人之「道」，或許僅剩文人生活中那些禮儀和服飾穿戴罷了。

明代 郭詡《稱書圖》 摘自《士林典藏》插圖

在明代郭詡《稱書圖》軸中，有著對16世紀晚明文人階層狀況惡化的顯著抗議和社會環境的真實寫照。其時，許多士子求仕無門，入不敷出，以至於不得不出賣他們最珍貴的財富——書籍。而那些青雲直上的富商，仗其財力獲得聲望和影響力。購買書籍的行為，是通過交易獲得文化的隱喻，他們希望無需閱讀就可直接達到附庸風雅的目的。

明代中國社會發生的這場巨大變化，被視作中國歷史古典階段的「末日之始」，是傳統階層和儒家理念遭到削弱的最初端倪。不過，這種氣氛，卻大大刺激和擴展了藝術與物質文化的需求。

飽讀詩書且精於才藝的士子們，研習繪畫、書法、音樂、詩歌，甚至賞玩品鑒文物。新富的商人階層則將主要注意力集中於購買相關的種種器具，既要營建帶有花園和文人書齋的宅院，也需購置與文人生活方式有關的各種「道具」，收藏古董、文物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奢侈品。這些多是真文士生活場景所必備的，如精美的文房小件。因此，明代中晚期，文房小件、古董和其他奢侈品產量呈洶湧之勢。

在明代，模仿文人之道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文化精英和野心勃勃的新富階層的「必經」之路，雖然它們大都只是停留在一種膚淺的物質層面，而書齋通常被認為是文人理想的一個最真實的物質載體——

劉欣（生於1973年）《文人書房》 2013年 紙本水墨 縱52cm，橫111cm 摘自《士林典藏》插圖

古代的文人書齋是一處男性的場所，通常坐落於房屋建築群落的邊緣，開設可以領略花園的窗戶。這是一個有序而整潔之處，其室內陳設雅緻、簡潔而疏落。畫案通常配一把坐椅，椅下有腳蹬，可以保持腳下乾燥溫暖。書架和「萬曆」櫃用於展藏書籍、捲軸及其他珍品。榻幾有助於主人放鬆，或與友人圍棋，啜酒品茗，亦或能憑此小憩片刻。香案上放置著精緻香爐，旁邊的案几上陳放著賞石，或插有時花的花瓶。古琴使之有聲，多是在一張特製的琴桌上彈奏（儘管後來在不那麼「純粹」的書齋里，古琴常會被懸於牆上，作為有教養的暗示）。最後，也備置一些坐具用以待客，如凳子或方椅，或許還有一個銅火盆來保持室內溫度，順便也提供了焚香所需要的炭火。疏落和低調的室內陳設意味著每一件東西都必須高雅和精緻，並且要與最佳的文人審美傳統保持一致。傢具是書齋的骨架，界定了空間，傳遞平衡並且使整個室內充滿著教養，儒雅但又不失個性的氣息。除了精美的傢具，理想的書齋內也要容納所有文人享受消遣所需的必備物品。

商人精英們亦步亦趨地仿效文人的規矩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打造一間書齋成為了上上之選，只是收集什麼？什麼時候向人展示？怎樣展示？其鑒賞價值何在？如何鑒別其品質的優劣？換句話說就是，怎樣使自己的行為舉止看上去優雅，財富階級需要一本文人精緻生活指南。

而與此同時，文人階層中的許多人感到「暴發士人」上升之勢的威脅，甚至多少有所不滿，但在表面上採取了一種成熟的方法，藉以保護文人生活方式的純粹與體面。對那些志趣不投者，一些文士寧可避而不見，不通消息。同時，另一些文人則不遺餘力保持他們文化精英的身份。在很多明代文人的眼中，文化話語權才是最有價值的財富。因此，這裡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循環模式，文人精英通過制定嚴密的規範來調度他們的閑趣以及奢侈用品，以此竭力維持他們的地位。

在刻印付梓的諸多指南中，最著名的當屬文震亨所著的《長物志》。在書中，文震亨制定出了規章和準則，不僅關乎奢品雅物的最佳材質、設計製作和收藏購求，還包括這些物品的正確使用之道。明代隨著書籍的大量刊刻和發行，這些指南也風靡一時，而書的作者也因此名聲大噪，成為趣味的仲裁人。

馬科斯認為：「真正的文人書齋會強烈地反映出所有者的品性，以便洞察主人獨特的審美情感。書齋在遵循著一般理想準則的同時，在陳設和物品的選擇上，也會有著微妙的個體差異。然而，對極富野心的富人們，展現個人趣味卻是一種奢侈，他們不願（或是不能）冒險，寧可選擇一種折中的有文字詮釋的統一風尚指南。儘管這些指南原本預期只是作為一種指導性的建議，但隨著時間推移現如今竟變成了絕對的藍本。事實上，從未僅有過某種單一值得全民接受或深受追捧的文人風格，至少在18世紀『宮廷風格』出現以前是如此。反倒有些稀奇古怪、氣質獨特且相當個人化的風格，在還算嚴謹的審美體系下脫穎而出，在當時為人稱道。這樣的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明代的文人大家為數不少，各有專精獨到的美學理念；還有一個日益龐大的圈子，他們包括小文人、官吏及商賈，渴慕大家風範，並具效仿之心，形成了一個事關文人藝術及文玩雜件的沃土和市場，堪稱為富有開創精神的嶄新沃土；再加上地域性偏好、各地不同的神工巧匠和作坊、三教九流的影響、日益興起的宮廷風格，以及常被忽略的優伶藝妓及女性藝術家，共同孕育了繁多的風格。」

文房器用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生產出來的，雖然秉持傳統工序，卻每每精彩多變，甚至是獨一無二，與眾不同。

馬科斯在書中運用了很多攝影、中國畫、建築細節，在視覺和敘述上構建五個不同類型的書房，「賞古」「自然之氣」「仕女名妓」「無常之時」以及「皇家內廷」的主題，並將各式木作文房小件分類安放其中。談及這一創意和構想，馬科斯是試圖用講述個人風格和故事的方法來使文房用品「活起來」。「五間書房」增加了此書的深度和質感，也豐富了故事的內容和多樣性，有助於讀者理解古代文人書房的品位和式樣。

馬科斯認為文房小件是「文人生活方式」在現代的遺存，現代人正越來越意識到它們的價值，並通過它們為現代生活注入古代文人的精神。

也許你會好奇，作為一個幾乎沒有中文溝通能力的外國人，馬科斯緣何能對中國文化有如此獨到而深刻的見地？

馬科斯解釋：「因為我相信這個世界存在著基本且具通識性的美學、人類學和文化準則，它將我們所有人連接起來。只要是絕對真實、絕對美麗的，我們一定能把它找出來，這是我所接受的原則。來自哪裡並不重要，有時候，外人看一件事情更簡單。」

本文根據《馬科斯：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士林》一文編輯整理，原文刊載於2018年收藏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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