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曾及其《籌海圖編》
2012年9月25日我國政府發表《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以權威的古籍資料說明我國人民在古代很早就發現釣魚島並加以命名，其中內容有：」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駐防東南沿海的最高將領胡宗憲主持、鄭若曾編纂的《籌海圖編》一書，明確將釣魚島等島嶼編入 "沿海山沙圖"，納入明朝的海防範圍內。「其他論及釣魚島歷史的文章也常引用此書中地圖。
《籌海圖編》的編者鄭若曾是蘇州崑山人，那麼，這位軍事地理學家是怎樣的人，他編的是什麼書呢？
家族多儒醫
鄭若曾（1503～1570），字伯魯，號開陽。祖先原住河南，宋建炎三年(1129)資政殿大學士鄭憶年率全家隨高宗南渡，為崑山鄭氏始祖。入元，後裔不仕，改業醫術，專精女科。從此，族中儒、醫不絕。據崑山愛衛會馬一平醫師考證，七世鄭壬在明永樂、宣德年間任太醫院醫士，其子鄭文康（鄭若曾的高祖）（1413～1465），正統十三年（1448年）進士，觀政大理寺，起先因父病而回鄉，後來自己也患疾，就退隱讀書，築書院於家廟旁講學授徒，兼懸壺濟世；他精研經義、記錄時事，頃刻千言，著有《平橋集》十八卷。鄭文康入祀蘇州滄浪亭五百名賢祠，鄭文康之子膏，成化舉人，吉水縣丞；孫近仁，瑞州訓導，均有文行。鄭氏九世有鄭育任崑山醫學訓科，十世鄭良著《女科萬金方》，十一世鄭宗儒、鄭雲分別為太醫院醫判、醫士，十二世鄭若皋嘉靖年入太醫院，受嚴嵩迫害致死。以後十五世鄭之郊為太醫院御醫，鄭氏家族的醫學傳統一直流傳至今，二十八世鄭紹先（1920～2004）列入江蘇省名中醫，子鄭天如為首屆崑山名醫，著有《鄭紹先婦科驗案》。
鄭若曾的母親唐氏為長洲縣望族之女。嘉靖年間，鄭若曾主持重修家譜，家譜反映鄭氏家族乃書香門第，家風嚴厲，淡泊名利。鄭若曾之妻是光祿寺典簿魏庠長女。鄭有兩個兒子：應龍和一鸞。他們和父親一起考察實地、收集資料，協助編寫書籍。鄭若曾逝世後，弟兄兩人還合校版刻了《鄭開陽雜著》等。
嘉靖十四年（1535），鄭若曾三十三歲時考取生員，入府學，後以貢生資格赴京師就讀國子監，科舉不利後回家鄉潛心鑽研學問。與諸文人「研磨實行，不角立門戶為空言無補之學，所著書皆切實經濟，不以文詞為工也。」《昆新兩縣續修合志》稱他"幼有經世志，凡天文、地輿、山經、海籍，靡不得其端委，魏校最器重之。嘉靖中以諸生入北雍，閑中擬元者再，競不遇。倭擾東南，總制胡宗憲闢為贊畫。偵知倭不諳地境，導之者為內地奸人，以計間之，寇遁。「說的是當時，東南沿海地區倭患猖獗，而地方官軍」大者覆師小者陷陣，逡巡狼狽「，他切身受害，目睹暴行，為此繪製沿海地圖，由蘇州府刊行，供平倭官軍之用。當時胡宗憲為剿倭廣招人材，鄭若曾善言兵事，為胡宗憲所識，召入杭州，佐其平倭。在幕中編寫了多種御倭著作。因平倭有功，獎勵錦衣，鄭不受，薦修國史，亦不就。
嘉靖四十一年（1562）鄭若曾回鄉，蘇松兵備衙門聘為顧問，諮詢撫按經略，他將「所聞發明、宣述為圖為論。俾後之司兵於吳者考而行之。「八年後在崑山家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師友兼文武
鄭若曾青年時與歸有光、唐順之等師從魏校（1483～1543），魏是祝允明的表弟，崑山正儀人，居蘇州葑門之庄渠，自號庄渠；曾任兵部郎中，國子監祭酒，滄浪亭五百名賢祠贊魏校」道契聖賢，著書論性；學本儒先，持躬主敬。」他們深受魏校的器重，魏校的堂弟魏庠把兩個女兒嫁給了鄭若曾與歸有光。鄭若曾也師從過文武兼備的王守仁（1472～1529，哲學家，教育家，曾任南京兵部尚書，平定寧王叛亂）和湛若水（1466～1560，哲學家、教育家，曾任南京吏、禮、兵部尚書），雖然他沒有留下文詞去發揚湛若水的「江門心學」和王守仁的「陽明心學」，但繼承了這幾位老師的學識和知行合一的務實學風。如在《籌海圖編》和《江南經略》兩書中，他分別引用魏校的主張：「公賞罰、固海洋、散賊黨、擇守令、降宣諭」和王守仁的主張：「足兵餉、公賞罰、慎招撫、行保甲、明紀律」。
他的朋友也多為文武雙全的俊傑，如鄭若曾的連襟歸有光（1506～1571）以散文著名，也注重經濟、軍事等。著有《三吳水利錄》、《馬政議》。1553年倭寇來犯，崑山城被圍困46天，在安亭講學的歸有光冒險返回崑山，與守城官兵一起商議禦敵之策。事後，寫了《御倭論》、《論御倭書》總結抗倭經驗，指出要「把截海口，不使登岸」，最好「敗賊于海」，受到抗倭名將俞大猷和戚繼光的重視，鄭若曾也把這些意見收入了《籌海圖編》。鄭母八十大壽時，歸有光作序文以賀。
又如唐順之（1507～1560），武進人、字荊川，既是著名文學家，倡唐宋風格，輯有《文編》64卷，又精研軍事，編《武編》10卷，率水軍主動進擊倭寇，獻身於海戰疆場。鄭在《籌海圖編》引言中介紹，唐在編書之前對他說：「宜有所述，毋復令後人之恨也。」故此書實「肇意於荊川」。書稿快成一半時，唐又催促鄭加快，於是數月而書竣。在《籌海圖編》的「實軍伍、足兵餉、清屯種、慎募調、收圖籍、鼓軍氣、御海洋」等等條目中大量引用了唐的論述。
再如茅坤（1512～1601），歸安人。曾編選《唐宋八大家文抄》，與唐順之、歸有光等，同被稱為「唐宋派」。茅也入胡宗憲幕與鄭若曾成為同事，兩人共識甚多，以平倭兵計襄助胡宗憲。茅坤為《籌海圖編》初刻本作序稱：「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不遇，適國家多外難，卒吐胸中所奇掘如是。」茅坤之孫茅元儀（1594～1640）亦為儒將，因戰功升任副總兵，彙集兵家、術數之書兩千種，歷時15年輯成《武備志》，書中稱鄭為「古今一奇士」，很多船舶圖例就來自鄭若曾。海圖精編製
當時剿倭最高指揮官浙江總督胡宗憲不僅指揮戚繼光等的軍隊，也招集了一批愛國文人如徐渭、茅坤、梁辰魚等到杭州，一方面由於他知人善任，另一方面謀士們的家鄉都遭受到倭寇蹂躪，所以他們主動積極、盡心盡責，一起研究東南沿海海防和日本國情，為抗倭籌謀策劃，包括誘捕麻葉、徐海、王直等重大行動。
鄭若曾到杭州之前已與兒子應龍、一鸞搜羅志籍，考核邊海，於嘉靖三十四年編好了《萬裏海防圖》初稿。此時胡宗憲行文各府州，要求各地考核地形要害，繪製地圖，並且上報，蘇州府卻沒有現成地圖可報。鄭若曾交出了《萬裏海防圖》初稿，內有中國沿海圖十二幅，「起自嶺南，迄於遼左，計里辨方，附以考論。」蘇州知府王道行大喜，即呈送胡宗憲，胡給以很高評價，但也指出，沿海地形畫得比較正確，對海島的描繪則出入較大。於是，胡宗憲召集許多熟知海上島嶼的人，還讓鄭若曾到海上去實地考察。在《籌海圖編》「參訂姓名」中列名的有七十餘人，都是抗倭前線的文武官員。這樣，描畫的圖就比在蘇州編製的詳備得多。鄭若曾主編的這部書代表了明代研究中日關係史和海防史的最高水平。《籌海圖編》卷一含有「輿地總圖」、「沿海山沙圖」、「沿海郡縣圖」、「日本島夷入寇之圖」等。「沿海山沙圖」分72幅地圖,反映了南起廣東和越南交界,北至遼東和朝鮮界河鴨綠江的全部中國沿海地區的山川、島嶼、地形地物分布狀況。其中廣東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隸（即江蘇省）8幅,山東18幅,遼東5幅。各圖均以陸地在下，海洋在上，符合站在岸邊持圖眺望海洋的視線方向。圖中海中島嶼,岸上山脈河流,港口海灣和沿海衛、所、墩、台等軍事地理要素齊全。這是我國最早的而且範圍完整、內容詳備的海防軍事地圖集。
這是為後代政府經營海疆奠定了主權海域的輿圖文獻基礎，也是今人研究明代軍事、沿海歷史、地理、古地圖發展史等方面的珍貴資料，例如其中就明確記入了雞籠山（基隆）、花瓶山、彭加山、釣魚嶼、橄欖山、黃毛山、赤嶼等島嶼，它們是明朝中國和琉球通使途徑中的地標，也是浙江、福建及台灣漁民的漁場，對政府水軍，也是防禦倭寇的海域，1621年茅元儀繪製出版的中國海防圖《武備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圖》等，都將「釣魚嶼」、「黃尾山」和「赤嶼」納入其中，視為抵禦倭寇騷擾浙閩的海上前沿。《籌海圖編》卷一19頁，在福建第七圖，圖中上東下西，圖中左上釣魚嶼即釣魚島，其右雞籠山即基隆，下方羅源縣，在福州之東北。圖文中花瓶嶼(山)、彭嘉山(嶼)、釣魚嶼、黃麻嶼(黃尾山、黃尾嶼)、赤嶼(赤尾嶼、赤坎嶼)。在中國沿海官商民之中尤其在漁民之中皆知為「中華海山」，或稱「中華外山」。
經略佐平倭
鄭若曾所編撰的《籌海圖編》及其再版重印本《籌海重編》、《江南經略》和《鄭開陽雜著》都是大型文集，內容非常豐富。限於篇幅，這裡只能簡略介紹。
嘉靖三十八年（1559）斬王直於杭州，平倭取得決定性勝利。為了總結明初以來朝廷在御倭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頌揚以胡宗憲為首的抗倭將領的豐功偉績，《籌海圖編》在三年後付梓刊行。《籌海圖編》引言中，鄭若曾記述了胡宗憲和唐順之等對此書的貢獻，又以治病比擬治國，略顯儒醫本色。全書分十三卷，首卷都是地圖，上文已談。卷二為中日使節互訪的記錄，太倉、福建兩地至日本的航海圖和「日本國圖」；「倭國事略」記載了日本的地理地勢、官吏制度、島嶼，「倭船」除寫了中日兩國船隻的區別外，還敘述了倭船來華時淡水的處理方法；「寇術」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倭寇常用伎倆。卷三至卷七分別記錄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五省沿海郡縣圖、倭變圖、邊防官考及事宜；卷八的前部為嘉靖以來惠潮、漳泉、溫台、寧紹、杭嘉、蘇松、常鎮、淮揚各地倭寇來犯的年表，後部為「寇蹤分合始末圖譜」，包括時間、地點、頭目和明軍將帥及戰果，總結倭寇入侵閩廣、直浙和山東的三條主要路線。卷九為「大捷考」，記載了從永樂至嘉靖年間十幾次抗倭之捷，如望海堝之捷、平望之捷；卷十「遇難殉節考」記述了為抗倭而死的將士，以及不甘倭寇蹂躪而自盡的烈女貞婦；卷十一至十三為「經略」，分類輯錄了朝臣將帥御倭的言論，共分33類，以備決策參考。還收錄有兵船、武器。如兵器中，還專門研究了日本兵器，特別是日本刀；記載了國外兵器「佛朗機」火炮的傳入。建議官府開局煎硝，留為軍需物資，不許民間私煎，限制沿海商民出口焰硝，防止敵人製造火器。
此書強調掌握潮候規律對水兵海戰和海岸行軍的重要性，提出萬裏海防的概念，即把廣東、福建、浙江、直隸、山東沿海各省作為海防前線整體來看待，是我國首次提出的完整的海防思想。確定以攻船為上，其次則靠火器。也分析了日本並非全民皆盜，倭寇只來自少數地區；我國國內的不法之徒也追隨倭寇，加重了禍害性。
這部著作體系嚴密，材料豐富，見解深刻，有些文章由茅坤、徐文長等人撰寫；經略部分引錄了唐順之、俞大猷和戚繼光等人的條議；所記述的倭寇資料，多來自官方正式情報，比較正確。萬曆以後出版刊行的研究日本的著作，幾乎沒有不引用該書的，正史《明史》也受其影響。不僅在明代多次再印，到清朝前期，凡談海防者，仍奉為圭臬。清《四庫全書》收入史部十一、地理類五、邊防之屬。
鄭若曾平倭回鄉後任蘇松兵備衙門顧問，和兩個兒子操小舟到各處辨別道里通塞，調查形勢險阻。兩年後完成十萬字《江南經略》，專論沿江守御，詳載各內河地圖。《江南經略》共八卷，初刊於1568年。每卷分上下兩部分。卷一上為兵務總要，卷一下為江南內外形勢總考。卷二至卷六分別為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所屬山川險易、城池兵馬、備倭水陸路考、兵防考、險要地考、倭患事迹以及巡檢司，還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論戰守事宜。卷八雜論戰具戰備，以水利積儲與蘇鬆浮糧議收卷。還收錄了以前獨立刊行的《倭寇論》、《洋山記》、《福建事宜》、《海防論江防論湖防論》等文章。該書主要為江南倭患而作，同時兼及防禦土寇之事。與上述《籌海圖編》相比，《籌海圖編》較廣，凡被倭患的地區都是其論及範圍，而《江南經略》則主要集中於江南的蘇松常鎮四郡。《籌海圖編》主要是針對倭寇而言，而《江南經略》從其內容來看是一部在論述御倭的同時兼及防禦土寇之著作。如其中《楓橋險要說》指出楓橋作為運河關口和糧食集散地的戰略意義：「天下財貨莫盛於蘇州，蘇州財貨莫勝於閶門。倭寇垂涎，往事可鑒，宜設重兵以鎮之。」當時在楓橋堍築敵樓（即鐵鈴關）。鐵鈴關至今猶在，成為楓橋景區一重要景點，參觀者到此，自然就會緬懷五百年前軍民抗倭的功績。《江南經略》中也增加了不少條目，如「務實心、收群策、精器械、彌窩盜、處娼優、明賞罰、僧兵首捷記、論積米、論東南水利、論東南積蓄、蘇鬆浮賦議」等。補記了少林僧兵參與抗倭的事迹，建議減輕蘇州、松江地區農民的賦稅。
明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入侵朝鮮，兩廣總督蕭彥命鄧鍾取《籌海圖編》 重輯成10卷本，署名為「鄭若曾撰、鄧鍾輯」，以《籌海重編》的書名重印。書中刪去「大捷考」和「遇難殉節考」，增加了「北直隸，遼海事宜，朝鮮國圖、朝鮮事略」，也糾正以前的一些差錯，如花瓶嶼、彭嘉山(嶼)、釣魚嶼(台)、黃麻嶼的地理位置就得以改正。
總而言之，在四五百年前，在倭寇侵犯我東南沿海，燒殺搶掠，人民遭受災難之際，胡宗憲、戚繼光和鄭若曾、唐順之這批文武雙全的知識分子奮起，調查敵情、組織軍隊、研究策略，終於帶領軍民消滅了匪徒。我們應該緬懷他們的功勛和愛國精神，繼承發揚光大他們勇於探索、善於分析總結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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