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曲線入仕」捷徑，每朝皇帝都有吃這一套的，手法越來越純熟

文｜ 十年砍柴

漢朝初期，皇帝無為而治，用度儉樸，與民生息，經文帝、景帝父子兩代的勵精圖治，到漢武帝劉徹時，國力處於鼎盛階段。漢武帝好大喜功，一改父、祖兩代的對外方略，對匈奴屢次發動戰爭。而其迷信方術，遠超過了祖父文帝，漢文帝只是就鬼神之事向賈誼不恥下問，而武帝，幾乎把秦始皇求仙問葯的故事重新演了一遍。元豐元年，「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秦始皇時有徐福、盧生等方士，漢武帝時則有公孫卿這類方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葯以千數。」

漢以後的方士或許是吸取秦、漢時代徐福、盧生、公孫卿等前輩的經驗教訓，他們取悅於皇帝之道更為純熟，不將話說得太滿，譬如不再言之鑿鑿說何處能見到神仙，何處等尋覓到不死葯——如此容易露餡。而是靠進獻春藥藥方讓帝王和權貴享受生理上的慾望，或者靠攝養占卜、符篆齋醮之術將皇帝和權貴搞得神魂顛倒。如《舊唐書》記載術士葉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念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 ——基本上和王林大師「空盆變蛇」「空杯取酒」一樣的路數。

唐室尊道家創始人李耳為先祖，高宗時追封李耳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因之尊隆——老子之道教與後來熱衷煉丹、辟穀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攀附李耳為創教教主，尊道教者必尊李耳。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唐代，士大夫煉丹、尋道、訪仙成為了時尚。李白「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一輩子和道士、道姑多有交往。當然，唐代許多士大夫親近道士並非僅僅是為了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更多是為了追逐現實中的富貴。由於皇室尊崇道教，一些有名的道士出入宮禁，與皇帝和達官顯貴有著親密接觸，因此其言行能影響皇帝。如前文所提到的葉法善，曾深度地介入上層政治，自己在《留詩》中不無自得地誇耀：「適向人間世，時復濟蒼生。度人初行滿，輔國亦功成。」他本人被封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有唐一代，士人不能通過科舉等正常方式當官，而入終南山做道士博取江湖聲名，進而得到皇帝賞識一舉而得高官顯爵，成為一種「曲線入仕」的流行方式，名曰「終南捷徑」。

宋真宗

宋代真宗、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術。宋真宗夢見神人授天書，自認為是吉兆，改元為大中祥符。有這樣的皇帝，自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官至參知政事（次相）、樞密使（掌軍政大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相）的丁謂，曾教唆女道士劉德妙：「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劉德妙鑿地挖得一隻烏龜，帶入宮禁，欺騙皇帝說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宋徽宗更是道教方術的超級「粉絲」，宣和七年，徽宗詔內禪，自稱昊天上帝長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稱他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沒能保佑他避免國破被俘、客死於金營的悲慘命運。

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他中年後長期在深宮內築乩修鍊，不問政事。大臣如嚴嵩等人，靠寫好齋醮時獻給上天的青詞而得寵。道教領袖邵元節、陶文仲得以大用。邵官至禮部尚書——讓一個煉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天下名教大權，真正是斯文掃地。而陶文仲被封為恭誠伯。明初輔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劉伯溫得到的也不過是伯爵（誠意伯）。不信或不尊崇仙道的大臣，則被冷落甚至嚴厲處罰。如首輔夏言不願意穿戴皇帝賜給的道冠道袍，而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太僕寺卿楊最上疏嘉靖帝，指出妖道之方術無非是騙人的把戲，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

相比較而言，清代的皇帝對待方術的態度是最為理性的。從順治開始，尊崇宗教如藏傳佛教，只是其為了統戰的政治需要，沒哪個皇帝像宋徽宗、明世宗那樣沉溺於荒誕不經的方術（服用春藥的皇帝如咸豐倒是有的）。

儘管從秦開始，中國歷史上不乏被方術所惑的君王和權貴，但由於中國一直由理性而務實的儒學作為政治和倫理的支柱學說，方術也就只能成為權力的潤滑劑和權貴的迷幻藥，方士，再如何得寵，也只能是弄臣。沒有哪個方士，能夠希冀用邪道取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如這樣做基本上就等於造皇帝的反了，如東漢末年依靠太平道的黃巾起義，元末依靠明教的農民起義。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崛起時，薩滿教的大巫師通天巫闊闊出立有大功，後居功自傲，想成為與成吉思汗並駕齊驅的宗教領袖，被成吉思汗毫不手軟地除去。

在中國或者說東方的帝制時代，通天巫闊闊出越過了紅線，他必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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