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憑南嶽一聲雷？也說王夫之「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今湖南衡陽）人。生於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子時（1619年10月7日），卒於壬申正月初二午時（1692年2月18日）。

王夫之自幼跟隨自己的父兄讀書，青年時期的他積极參加反清起義，失敗後，晚年的王夫之隱居於石船山，著書立傳，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及後世遂稱之為船山先生。

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其在思想史、哲學史、史學史上的地位非常尊崇，後人對之評價也很高。

比如清代學者劉獻廷就如是說：

王夫之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說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蔣齋，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人。

南明永曆時期形勢地圖

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坐落於湖南省衡陽市衡陽縣曲蘭鄉湘西村菜塘彎

許多不同立場的人物也都從自己不同的角度高度評價王夫之。

比如保清衛道曾國藩就這麼說：

獨先生深閟固藏，追焉無與。……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亦為湘軍創建者之一、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則為長沙船山祠堂撰聯曰：

訓沽箋注，六經於易尤專，探羲文周孔之精，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文章，終身以道為準，繼濂洛關閩而起，元明兩代一先生。

船山祠堂

甘願為變法流血的譚嗣同這麼說：

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天地大儒王船山》主要是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講述王船山的心路歷程。

並且賦詩曰：

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

而積极參与反清革命的章太炎則這麼說：

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

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於斯。

相反相成，或許端在於船山先生本身思想的豐富性和作為一個『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的博大精深。

《船山遺書》100卷，同治四年曾國藩刻本

《船山遺書》(套裝全15冊)，系同治四年版的簡體字版

及至現當代，關於王夫之的評價也很複雜而深刻，以談古論金粗淺的了解，侯外廬先生和嵇文甫先生關於王夫之的評價，就存在很根本性的衝突。

侯外廬（1903.02.06～1987.09.14，中國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先生認為：船山先生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暴風雨降臨的時代，個人自覺，使得他產生了近世人本主義思想，船山思想，本質上反映了近代市民階級人文主義的自覺，侯外廬引用王夫之《戒子書》中的文字證明他對工商並無偏見：

能士則士，其次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

然而，同樣研究王夫之及其思想的嵇文甫（1895～1963，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當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家、哲學家，鄭州大學首任校長，歷史學系的創始人）先生則不同意侯外廬的古觀點，他從王夫之的著作中找到『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指出王夫之對於商業和商人的觀點和傳統的『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觀點並無不同，也就並沒有領先於時代或曰代表新興的市民階層的一面。

嵇文甫先生進一步指出王夫之在評論前秦苻堅統治時期富商趙掇的僭越行為時，申論中國夷狄之辯，君子小人之辯，他根據孔子斥樊遲，連農圃都不以為然，商賈更被他認為是利欲熏心、沉淪財貨，絕對不可以讓他們居君子之位。

王夫之著書320卷，其著作編入《船山全書》。

嵇文甫先生的引證主要出自王夫之《讀通鑒論 漢高帝十四》里的一段議論：

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

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煇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懦以矜誇，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後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這段文字言辭精警，擲地有聲，從對權錢勾兌、官商結合造成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的抨擊來看，也確實揭露出了問題的本質，但是無論是『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還是『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認知的偏差和偏見，不脫傳統『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藩籬窠臼，而對『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以及『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的揄揚和歌頌，也只能說是看對了病卻開錯了方——訴諸權力哪怕是所謂的聖君賢相來抑末崇本打壓商賈，和追求一個公平均富的社會的目標，其實是南轅北轍、抱薪救火。

王夫之這樣的議論當然不是書生意氣、空發議論。

當餘生只剩下著書一事的時候，王夫之孤獨地寫，沒有紙筆，就找門人和親友去借，寫完了，把書送給人家（諸種卷帙繁重，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船山先生在世時，除了在青年時期曾經刻過一部詩集之外，沒有一本著作付梓，當時能讀到船山先生這些嘔心瀝血文字的也寥寥無幾，可他還在寫，和古人溝通，和可能並不存在的讀者溝通，艱苦卓絕，莫過於斯；苦心孤詣，無以復加。

一個一生懸命、而又貧病交加的學者，對富商大賈，特別是官商勾結、欺壓良善的富商大賈不以為然，從情理上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們春秋責備賢者，則不得不為船山先生惜，因為他的這些議論多少還是不周延不完美。

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地學家和音韻學家顧炎武

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黃宗羲

前面我們提到過，後世以至於今天人們把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但嚴格來說三人的立身行事和做派風格並不相同相似，顧炎武當然也抗志不屈、孤明獨發，但是他在當時就得到頂尖學人的普遍認可；黃宗羲也並不寂寞，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影響頗大的學派，後來清廷開局編撰《明史》，都是以黃宗羲的門人子弟為骨幹團隊。

只有王夫之，闢地船山，一個人那麼孤獨地寫著、寫著、寫著……。

因而，當亭林先生（顧炎武）親自下海經商以至於『家累千金』（他的經商也是在為反清事業籌措經費），當梨洲先生（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時候，王夫之卻和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時代，生疏隔膜了起來。

雖然這一點也絲毫無損於他的偉大。

謹以此文，紀念我最親近的湖南人、英年早逝的老同學李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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