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世錦：以高標準市場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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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世界經濟面臨各種不確定背景下，中國經濟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展望2019年，中國經濟大勢將走向何方？供給側改革重點和突破點在哪裡？民企和國企關係如何進一步理順？如何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高標準市場經濟？圍繞這些問題，第一財經《首席對策》專訪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

劉世錦也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長期以來致力於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宏觀經濟、產業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等領域。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劉世錦表達了以下核心觀點：

中國經濟總體上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未來的中速增長。

在分化加劇、優勝劣汰的背景下，一部分企業日子不好過其實是一個常態，市場份額和利潤會向行業內的頭部企業集中。

從傳統的工業化角度來講，我們已經站到山頂上了，但從創新來講，我們現在還在山腳下，得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即創新之山。

扶持民營經濟不是給它額外的優惠，應該是給民營企業一個正常的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

減稅是必要的，但空間可能不大，更應重視國資轉社保，減輕企業負擔

高水平的開放與國內高標準的市場經濟是相對應的，它是一個生態系統。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穩定下來，增長質量是在提升的，人們的預期會逐步趨於穩定，人民幣匯率還有一定的上升潛力。

劉世錦接受第一財經《首席對策》專訪

以下是《首席對策》專訪劉世錦實錄：

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

第一財經： 2018年，全球資本市場起伏不定，全球經濟因為貿易保護主義而籠罩陰影；中國經濟儘管總體保持平穩，但也面臨下行壓力。展望2019年經濟大勢，您覺得我們應該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劉世錦：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研判，我一直強調需要有一個分析框架，過去七八年時間，中國經濟總體上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未來的中速增長，在轉換過程中，可以說是中高速增長，但將來轉到位了，它就是中速增長。

從整個增長階段轉化過程看，2016年的三季度，大概是初步觸底，但在這個觸底過程中，我特彆強調轉換的邏輯，實際上是三個層面的轉換：首先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主要是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房地產、基建和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比如煤炭、鋼鐵、建材等，它的歷史需求峰值已經出現；二是供給側有一個相應調整，就是去產能，去產能的標誌就是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工業企業利潤都由長時間的低迷轉為回升；再下來的問題就是要穩槓桿、去槓桿，這是我們需求結構、供給結構調整後的必然要求。當然，這兩年關於穩槓桿、降槓桿的問題，有一些不同看法，這個過程確實比我們預想的要長，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槓桿率高背後的一系列體制和機制問題。

這些轉換到位了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在變化。其實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有一個宏觀經濟模型，預測今年上半年經濟還算穩定，下半年一定會有一個回落，為什麼？因為主要是基建要減速，背後是地方債的風險控制。另外，房地產現在也逐步在調整，基建和房地產要找到新的長期均衡點，整個經濟增長速度還會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今後兩年，考慮到還有兩個翻番的目標要求，GDP增長速度有6.2%以上就可以了。2020年以後，中速增長平台的速度將會處在5%~6%之間，也可能上5%左右，這是一個大的態勢。

第一財經：您曾經提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解決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近些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什麼樣的變化趨勢？其中體現了當前經濟還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去解決？

劉世錦：你前面那個問題我再補充一下，當增長速度有所回落，或中速增長平台有所下移後，企業日子好不好過？這實際上有幾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供給和需求結構要調整到位，最近幾年去產能以後，像煤炭、鋼鐵等一些上遊行業，前些年的日子很難過，這兩年日子很好過，這首先是和去產能的調整相關的，其實就是在新的平台上達到供求平衡。當然這中間也有問題，就是上下游利潤是不均衡的，說明這個市場資源流動還是有問題的。

除此之外，現在大多數行業，包括鋼鐵行業的企業，也是苦樂不均，為什麼呢？因為它在分化，這段時間企業分化、重組、優勝劣汰，這個力度會加大，這也是最近相當多的企業感覺日子不好過的原因，包括民營企業，也包括一部分國有企業。從中國經濟轉型總體來講，在優勝劣汰、分化加劇的背景下，一部分企業日子不好過其實是一個常態，可能明年或更長一段時間，這種狀態還會延續。

你剛才講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問題，這是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問題。從今後一段時間來講，提高要素生產率主要可從兩個方面著力。

一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要由過去爬高山轉向填窪地。什麼叫爬高山呢？就是過去很多年，我們能保持高速增長，是因為我們的需求潛力很大，但現在一些重要的需求已出現了歷史峰值，換言之，我們已經佔到了山頂上，回頭一看，山底下的窪地還很多，很多地方還有很大的潛力，現在回頭得填這些窪地。

這些窪地里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行政性壟斷，市場准入不夠，競爭不夠，成本高、效率低。我們現在講要給企業要降成本，五大基礎性成本，包括能源、物流、通訊、土地、融資這五大基礎性成本，現在還比較高，有些比美國還要高，我們現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到1萬美元，美國5萬多美元，為什麼它的成本比我們還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相當多的領域還存在著行政性壟斷，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創新問題，整個經濟逐步要轉向創新軌道。這件事情也不容易，特別是那些核心企業、領頭的企業，怎麼能夠實際地推動創新。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創新的資源要聚集，形成一些區域性的創新中心。創新要以企業為主體，但企業為主體需要解決一些問題，比如知識產權保護，各種生產要素能夠聚集起來，更重要的是預期問題，因為你要搞創新，你需要考慮3年、6年、9年、十幾年以後的事。我們有一些企業，預期不穩，看不遠，就搞一些短期的投機性活動。所以你要搞創新的話，一定要靜下心來，有一個長遠的打算，這就是我們最近特彆強調的怎麼能夠有效地保護產權，把這些問題解決了以後，中國創新就起來了，創新最終一定體現在提升生產率。從傳統的工業化角度來講，我們已經站到山頂上了，但從創新來講，我們現在還在山腳下，得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就是創新之山，但首先你得填那個窪地，由於我們現在市場准入不夠，要素難以流動，競爭不充分，仍然存在著很多低效率的窪地，要把它給填起來。

扶持民企不是給它額外優惠，而是公平環境

第一財經：去槓桿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調整，而需要經歷金融結構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深刻變革。您認為在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都發生劇烈變化的情況下，去槓桿政策如何與穩經濟增長相平衡？未來又如何避免去槓桿政策對民營企業帶來「一刀切」的打擊？

劉世錦：我們現在講扶持民營經濟，更準確地表述，應該是給民營企業一個正常的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扶持是不是要給它一些額外的優惠呢？我想民營企業要的其實不是這個東西，它要的就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給它一個公平的待遇。上次中央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說，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這在民營企業家中引起很大反響。平等相待，平等獲取各種資源，這對民營企業才是最重要的，並不是說得給民營企業又要吃偏飯。

我看最近各地都在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最終並不是用行政性的辦法給它搞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而是要給它一個正常穩定法制化的發展環境。不論是民營經濟、國有經濟還是外資經濟，更多的可能是混合經濟，不同類型的企業，不論它出身如何，不論出資者是誰，最後都是企業，都應該享受平等發展的機會，這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目前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是個老問題了，也是國際性難題。最近我們強調要提出一個政策目標，就是金融體系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應該和民營經濟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相適應，銀行體系對民營經濟的信貸投放比重能不能達到50%？

最近有關部門提出了一些數量指標，社會上有一些議論，有人說是不是要用行政性的辦法來達到這些目標，我想主要不是靠行政性辦法，最重要的還得打通渠道，打通渠道的背後實際上是要改革的，是相當大幅度的、相當有深度的改革，為什麼？因為民營經濟中間相當一部分屬於中小企業，你給它提供服務，需要一些專業化的金融機構和產品。現在一些大銀行，雖然也設立了專門給中小企業貸款的部門，但它的業務重點、競爭優勢、核心能力其實並不在這個方面。相反，你會看到另外一些機構，比如現在發達國家的一些社區銀行，它們利用本地化的信息優勢，專門給本地的中小企業服務。國內也有類似的金融機構，我們曾經調研過浙江台州的幾家民營銀行，這些年已經摸索出不少給中小微企業服務的專有技術和方法，壞賬率很低，這一類金融機構，要通過放寬准入，讓它們更多地湧現出來、發展起來。要培育這樣一批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有專業化能力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業態，使其能夠更快得到發展。

第一財經：十九大提出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大做強，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在近期國企經濟座談會上也提出了「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所謂的「斷其一指」您認為是哪一指？在實施過程當中又有什麼樣的阻礙？

劉世錦：國有企業的改革經過這麼多年的探索，應該說思路大體上是清楚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由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這應該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路。首先是要解決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範圍問題，主要還是適應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重點是要放在提供公共產品上。

再一點，要普遍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就是要建立現代公司制度的治理結構、治理方法。

再一個就是對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也得給他一個應有的待遇和發展環境。比如對民營企業家能否給像國企的企業家一樣的政治待遇，對國有企業家能不能給像民營企業家一樣的經濟待遇？從而使國有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家能夠同台競爭。

另外，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以後重點不是鼓勵做大，做大是結果，從政府政策來講，應該主要是鼓勵它做優做強，提升它的質量。在不同的行業，企業最優規模是不一樣的，一些行業裡面有所謂的隱形冠軍，比如德國一些企業，它的規模並不大，但是百年老店，市場佔有率很高，有些企業做優做強以後，但規模不一定要大，同樣很有競爭力。

第一財經：如果想要緩解去槓桿引發的信用收縮的話，靠舉債和貨幣放水發展似乎空間不大，有一種說法是要靠財政發力和進一步減稅，您認為未來減稅的空間還有多大？

劉世錦：減稅的問題最近談得比較多，從一些角度看確有必要，但可減的空間不是很大，因為現在政府的支出，包括民生支出是相當大的。減稅還可能涉及到政府機構的調整，需要相應的改革相配合。目前企業負擔比較重的一塊是是五險一金。過去很長時間提的一個思路是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從邏輯上講，現有的國有資本中，相當大一部分實際上是國有企業職工和全體人民的社保基金。把更大比重的國有資本轉向社保基金，這個問題應該認真探討，如果力度能夠加大，把社保缺口補上，就能相應地調低企業上交比例，減輕它們的負擔。

到底誰是創新中心，國家不能規定

第一財經：您前面提到全要素聚集以提高生產率的問題，區域協同發展和大都市圈的形成，是不是全要素聚集的體現？現在長三角一體化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您認為這對企業來說有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劉世錦：中國經濟最近幾年已經顯示出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大都市圈加快發展，各種要素向大都市圈集中，特別是年輕人向大都市圈集中。看房價為什麼在這些地方上漲？因為需求在上升。這反映了一個趨勢，就是大都市圈的聚集效應更強，全要素生產率更高。

從長三角來看，這個優勢更為突出，但這裡有幾個問題要關注，一是在大都市圈發展過程中，一個是核心城市，比如上海是核心城市，周邊還有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城市，由於它的要素成本高了，產業布局要部署一些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而低端的服務業逐步要退出。這些城市一定要注意，房價不能過高，房價過高以後，你的成本也會提高，即使有些很有競爭力的產業，最後也不一定能夠呆得住。

第二，大都市圈周邊有廣大的農村地區，最近講鄉村振興戰略，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村莊都能振興，怎麼辦？現在看來當務之急是把城鄉之間的土地、人員、資金相互流動的通道要打通，打通後很多新的增長潛能就出來了，包括像基建、房地產發展的潛能都相當大。

第三，我想強調的就是創新問題，中國下一步逐步進入創新驅動軌道，但並不是所有企業、所有的地區都能夠成為創新中心。所謂創新中心，或者叫創新型的城市，在一個國家也只是一部分城市。但誰能夠成為創新中心？關鍵看誰能夠把創新的要素吸引過來、聚集起來，這就是一個環境問題。國內來看，最近這幾年比較突出的就是深圳、杭州，還有北京的中關村地區。但中國只有三個地方還不夠，應該還有更多的創新中心，但花落何處，政府是不能規定的，也規定不了，要靠各地來競爭。中國幾個大的都市圈，包括長三角地區，未來到底能不能成為全國的創新引擎、創新中心，這取決於對創新資源的吸引力到底如何，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

第一財經：您曾經提到，中國應該建立高標準市場經濟、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雙高目標。您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又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劉世錦：我以為下一步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應該建立高標準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市場經濟這麼多年發展還是相當快的，大的框架有了，產品市場基本上是市場化了，但要素市場只是半個市場，是一個較低水平或者較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下一步，我們必須要把它轉變成一個高標準的市場經濟，這樣才能和高質量發展相配套。

當然，要做這個轉換，需要解決一些所謂焦點和難點問題，比如公平競爭問題，國資國企問題，產業政策問題，補貼問題，知識產權問題等。其實這些問題在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都提出來了，我們都是要改革的，而且已經提出了改革的目標、重點和方向。也就是說，這些領域不是別人讓我們改，而是我們自己主動要改。這些領域的改革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把改革目標任務落到實處，中國就會在建立高標準市場經濟方面邁出很大的步伐。

另一方面，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國內高標準市場經濟是相對應的，它是一個生態系統。你說你對外要高水平開放，國內卻不是高標準的市場經濟，這兩者就不能相互匹配。還要重視改革的方法論問題，我們既要有頂層設計，也要強調基層試驗。頂層設計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指方向，就是往東還是往西，方向不能錯；二是劃底線，就是什麼事不能幹，什麼局面要避免。在這個前提之下，一些具體的問題怎麼解決，還是要靠各地去試驗，包括各級地方政府，也包括基層單位、企業、個人，大量地去試錯，只有試出錯的，才能找到對的。改革開放的具體辦法，還是要通過大量的試錯，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創造性，然後發現一些好的做法、好的機制，然後總結提升，在全國推廣。

人民幣匯率總體將保持穩定

第一財經：結合資本市場和宏觀經濟，您對於明年的人民幣匯率和樓市怎麼看？

劉世錦：總的判斷，中國經濟會逐步在中速增長的平台上轉向高質量發展。在這一大格局下，匯率受貿易摩擦和預期影響，會有一定幅度的波動，但隨著中速增長平台逐步趨穩，人們的預期也會穩定下來。匯率適度波動是常態，如果中國能夠實現中速平台上的高質量發展，從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還有一定的上升潛力。

從樓市來看，房地產作為一個大的行業，歷史需求峰值在若干年以前已經出現，高速增長期已經過去了。下一步房地產投資基本上是低速增長，如果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也是正常的。如果有些地方存在房價泡沫，就像我們降槓桿一樣，首先要把它穩住，然後逐步平穩地降下來，這無疑是一件很具挑戰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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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有風險，需謹慎

節目策劃：李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