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季自述：追憶我的演藝生涯

「紅牆」里的演出

「紅牆」里的演出

在中南海演出，毛主席或周總理的秘書事先都會跟我們交代，你們不要演平時公演的節目，你們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他們得到很好的休息、放鬆。因此，我們準備的都是傳統的段子，真正幽默的作品。毛主席的秘書就曾對我說，主席最喜歡你的《裝小嘴》，有時你不去，他還讓我們放錄音給他聽。毛主席喜歡的段子還有《拔牙》，侯寶林、劉寶瑞、常寶華和我都給主席說過。有一次我和常寶霆進中南海演出，他問演什麼節目好，我建議他演《拔牙》，主席聽過不同版本的《拔牙》，但仍然很喜歡。

在給領導人演出中，一些細微的小事對我們觸動很大，一方面反映了他們平易近人，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們對於文化藝術的關懷。

周總理訪問亞非拉回國，廣播局專門組織了一個歡迎舞會。我演出了傳統段子《找堂會》，是用「怯口」來說各種豆腐菜。演完後總理見到我，笑著說：「你做的豆腐樣子真不少，我可以做幾樣你沒有見過的豆腐。」

還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毛主席、周總理等都出席。當時我正與說唱團的河南墜子演員談戀愛，她上台演唱了傳統段子《偷杏》，講一個姑娘想摘樹上的杏子吃，但伸手夠不到，於是脫下繡花鞋扔上樹，正扣在樹上一隻鳥的頭上，鳥兒心想：這是誰給我扣的帽子！幽默風趣。領導們聽後很高興，周總理還特意邀請她跳舞。當轉到我跟前時，總理對我說：「馬季，你有什麼事沒告訴我？」我不知他指的是什麼，不知所措。

「她是誰？為什麼不告訴我？什麼時候結婚通知我一聲！」

隨即周總理拉著她來到毛主席身邊介紹說：「主席，剛才『扣帽子』的是馬季的女朋友。」

聽到這樣的話，我感到心裡很溫暖。

六十年代初，我參加中央組織的文化工作隊到山東農村下鄉長達數月，期間我們走鄉串村，得到了很多實實在在的生活體驗和收穫，並根據這些生活創作了幾段相聲。從山東回到北京不久，我和於世猷去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問我：「怎麼這麼長時間沒來啦？」我回答：「主席，我到農村體驗生活去了。」

「有什麼收穫嗎？」主席問道。

「寫了幾個節目。」

「啊，都演演，我聽聽。」

我們演出了在山東創作的《畫像》、《跳大神》、《黑斑病》三個段子，說了四五十分鐘。說完我走到主席跟前和他握手，主席從沙發上站了起來，他微笑著握著我的手說：「還是下去好！」當時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我們進中南海演出，看到周總理正在大發雷霆。什麼事呢？原來，頭天晚上，北京工人體育場有一場足球比賽，是朝鮮隊和八一隊比賽，裁判員是朝鮮派來的。比賽的結果，中國隊1比2輸了。現場的五百多中國球迷不幹，認為裁判不公。散場後圍在門口，不讓裁判員出去。有關部門當時動用了許多警力才護送裁判員離場。這五百多人不解氣，一塊兒跑到朝鮮大使館鬧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這事報告給總理，總理非常惱火。適值我們來到中南海演出，總理指著我說：

「馬季，你能不能寫一段諷刺體育場上只爭成績，不講風格的相聲？我們要批評這些球迷們，要讓他們懂得，我們是大國，輸球不能輸人！你寫一段相聲，國際比賽前，要反覆放，這樣會好一點。」

我連忙表示保證完成任務。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節目。」

回去後我就動手創作，下定決心要把這個節目寫好，不能辜負總理的囑託。足球是我最喜愛的運動，我愛踢球，也愛看球，所以，我熟悉球場規則，落筆時我的靈感如潮，兩個晚上就寫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場上的丑角》。我和於世猷邊排練邊修改，很快就熟練了。

總理日理萬機，但對此事卻記憶猶新。到第二個星期，一看到我就問：

「馬季同志，你完成任務沒有？」

我雖然早已做好了準備，但疑惑他是不是還記著這檔事，聽到總理問我，我十分感動，趕忙說：「寫了一段，恐怕還不成熟。」

「你演我聽聽。」

總理聽完後說：「要錄音，反覆的放，要教育我們的觀眾，丟球不能丟人！」

類似的應時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經典的電影、話劇那樣，在藝術上那麼嚴謹，一環扣一環。但我認為相聲要隨時隨地關注老百姓關注的熱點，吸收最新鮮的語言，在實踐中把它磨成精品，這樣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為經典段子為後代傳演。

記得還有一次，由於事先沒有演出任務，我的搭檔於世猷放假回了老家。一天晚上，周總理讓秘書給中央廣播事業局（現在的廣電總局）打電話，讓馬季立即到人民大會堂。原來，周總理請梅蘭芳先生在大會堂演出《穆桂英挂帥》，招待重要外賓。由於舞台太大，戲較長，梅先生年事已高，中場要多休息一段時間，讓我加一個節目。到達後，我很快理解了總理這樣安排的用意。總理的意思是「中場休息」的時候，由我來說段相聲，填補觀眾等待的時間。

當時沒有來得及找搭檔，只好說單口。根據平時的記憶，我說了段《掄弦子》。我知道，這樣的演出很鍛煉演員；我也知道，如果沒有平時的積累，到時就得抓瞎。不管是誰，不管從事什麼職業，臨時抱佛腳絕對不可取！我的演出博得了觀眾掌聲。下台時與正上台的梅先生走一對面，梅先生抱著拳說：「小馬，謝謝你了。」

陳毅副總理對相聲也喜愛，而且十分內行。傳統相聲，在演出時均穿大褂，除此之外，還沒有新的服裝形式。一次，去中南海演出前，團領導對我們說：「你們年輕演員演出的新節目，穿傳統的大褂好像不協調，是不是應該變一變？這次，上身穿對襟中式衫！沒有？到民樂團去借，下身就西式褲吧。」

那天，我們演完後，陳毅副總理來到了後台，見到我就問：「你們穿的是什麼服裝？相聲演員還是要穿大褂嘛，這樣才幽默，你們又不是耍雜技的！」

陳毅副總理很幽默，還把周總理拉過來，指著我們說：「總理，我建議他們還是穿長衫！」

總理仔細地打量一下我們的服裝，大聲地說：「同意。穿長衫本身就幽默。長衫是我們民族的服裝，從你們這裡把它保存下來，很有意義嘛！」

說完，兩位哈哈大笑。

還有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我去北京飯店演出，當時的國家財政部長李先念同志，他跳舞跳熱了，要把毛衣換下來，當他脫掉外罩時，我看到他穿的毛衣的肘部已經破得能看到裡面的襯衣了。當時我真感慨萬千，這就是中國的財政部的部長啊。我不知道現在的那些貪官們該作怎樣的感想。

老郭爺與少郭爺

首先我要說的是郭啟儒郭先生，我進團的時候，郭啟儒先生是五十歲多一點，還是精力旺盛的時候，侯先生才四十二。他比侯先生大很多。論輩分侯先生叫他郭大爺。

按行里的規矩，進來一個年輕人，就得讓最有經驗的老先生帶。按照這個規矩呢，我進來馬上要出去演出時，侯先生就和郭啟儒說：郭大爺受累，就把他會演的給他接過來；郭大爺加加班，給他背下來。

我和團里人到北戴河演出，沒有別的節目，就在去的路上，郭啟儒先生幫我指點。他都是傳統段子。我的很多傳統節目都是那個時候郭先生教的。在他指點下的一個傳統節目《庄小嘴》，在去中南海演出時，很受毛主席的喜歡。

在我入團的初期，老郭先生就提出來，人不能老在一棵樹上弔死。

前些日子有個紀念郭先生的活動，北京台專訪了我一次。我說，我非常懷念郭啟儒老先生，他是我接觸相聲這個行當五十年以來，最受尊重的老前輩之一，因為我在學藝與做人方面從郭啟儒先生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郭老先生給我的印象是生活很有規律，我剛入團的時候他的工資是侯先生的三分之一。這是過去延續下來的分配標準。侯先生跟郭大爺去演出，掙多少錢都分三份，侯先生兩份，他一份，這是當時的標準。1954年他進了廣播說唱團之後，也是按照這個標準國家給定的級別待遇，基本是三分之一（原書如此——編者注）。侯先生二百四十元。郭先生一百一十元。所以老人家生活上比較清貧，當然一百一在我眼裡也是不少的，比我多一倍多。但是他有一大家子人呀。他的一家人中沒有干這個的。後來他女兒到了北京曲協，那是後來的事。沒有說相聲的。 他住八里橋，上班在平安里的石碑衚衕，後來的廣播幼兒園。每天老人準時上班，從來沒有晚過。後來年齡越來越大，就在真武廟那個粉樓給老人要了一間房。那房還可以，足有二十米，安個單人床，老人一個人跟哪兒過日子。每天有演出呢，消消停停的在那兒準備好。

吃飯也十分有規律，到了吃飯點了就提溜著飯盒，是兩層加一個蓋的那種。到食堂，一般情況下，倆油酥火燒，一個菜。家裡準備的西鳳酒，老人就喝這酒，二兩酒，從不多喝。看著他一層一層的把飯盒打開，就著這菜喝酒的姿勢，也像他給侯先生捧哏一樣安穩。吃完了休息休息，下午準時上班。誰照顧他呢？蔡興林（二人轉的教員），跟老人的感情很好，所以就當了老人的乾兒子。那時候演出很多，外出演出就甭提了，就是在北京，他沒有一次是跟侯先生坐小車走，侯先生叫他時，他總是說，我待會兒再去甭管了，就跟大隊伍一塊走了。

當時說唱團有一種風氣，老老小小都打撲克，早到那兒兩撥人，以侯先生為代表的，郭全寶啊等等，都打撲克。郭老先生從來不打。這老人到那之後，搬把椅子，台幕邊上一坐，閉目養神，一直到開演。不管你怎麼亂，就總是這樣。演出之前，侯先生畫完妝了，就找郭大爺。他就說，得了，您把這點剩餘物資擱我這兒。侯先生就給他化妝。

老人一點額外的要求沒有。也從來沒見過他鬧過事，沒有。就是這樣一個生活規律的人，業務上卻毫不含糊。郭老先生論起來，我應該叫爺爺，這麼多年沒有過一句要求。馬三立先生還曾經開玩笑的說過，你是不是得管我叫點嘛（他和郭老先生是一輩的）？啊！是啊！他也是半開玩笑的。

郭先生從來跟你是平等的，尊重年輕人，而且非常好接觸。並且對你的業務那是認真負責，但他不是好為人師。1959手困難時期，沒有什麼副食，喝酒時就著一塊高粱貽軟糖，但老人也是自得其樂。所以郭先生在這個行當里，受人尊重，人緣極佳，人稱老郭爺。

郭全寶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輩，說的段子有激情，挺受歡迎。郭全寶長期在這個隊伍里，處於不高不低的地位，人們有些不太尊重他，他也習以為常了，他和年輕人打成一片。他的表演風格誇張得厲害，以台上效果強烈為目標。

1962年，總團長柳蔭讓老藝人回憶演過的節目，就是後來的相聲經典《四大本》。由於郭全寶豐富的經歷，零七八碎的傳統經典段子他都記得，所以他回憶的段子最多，我認為郭全寶為傳統相聲的整理貢獻是很大的，好多經典段子都是郭全寶給提供的。

當時他經常和我們年輕人一起在團裡頭活動。他和我們年輕人一起玩牌，儘管他和任何人都合得來，但他也個性十足，他輸了牌之後就經常抽自己嘴巴。所以我們就得哄著他。他看出來之後也不高興，他會大聲喊，你們幹嗎呢！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個性。

他歲數不是很大，卻長了很多的白髮，我跟他開玩笑說，您這兔毛帽子什麼時候買的？這個包袱，他一直記到死。他是老藝人，有老藝人的習氣。但是跟別的老藝人不一樣。他知道自己在上頭不得寵，他就和下面的人平起平坐。他和任何人都能合作，人也太善良了，有點兒老頑童的性格。

困難時期，他的工資是84元那一級的。他買了一輛自行車，擦得亮晶晶的。下了班，挨個飯館打聽。因當時飯館也沒有正經的飯菜，找一個像樣的很難。他總是偷偷告訴我：樹槐，鬧市口，煮窩頭，真有油啊！吃兩頓了。然後，我就按他說的去改善一下伙食。

郭全寶下班就走，第二天總能有他找到的消息。樹槐，你吃餡餅嗎？茄子餡的。我告你啊！坐大一路，第三條衚衕，唉，我說你也找不著，我給你帶來吧！隔一天，他排大隊，排完了，吃完了剩兩個給我帶來。

最讓我難忘的是十年特殊期間，造反派抓他當活寶耍，他有些害怕。我就問他，你有什麼活動？他說：「我一個說相聲的能有什麼。」

但是，造反派還是沒有放過他，郭全寶害怕，那些人問他，他也沒說清楚，結果就給他定了個歷史反革命罪名。每次批鬥他，給他弄一個小黑板，用鐵絲掛脖子上，造反派大喊，把歷史反革命押上來。然後他就胡說八道，曆數自己的「罪狀」。

批鬥回來後，我們瞧他這小黑板，他自己就說：我沒這事。然後他把牌子一摘說，我成賣藥糖的了！我說你沒事別胡說。我跟郭全寶在那個時期同病相憐，孤的愛苦的，互相支持。看到他這種情況，我心裡到是更有底了。我是紅旗下長大的，我能怎麼樣呢。

我們爺倆就是互相支持，建立一種難忘的感情。小將們關於他「的罪狀」實在找不到證據，也實在沒有斗他的理由了。可後來，又找了一件事。

有一次他給我拿來一個火燒。當時我的心情不好，不想吃，就擱暖氣上烤著。結果讓造反派看見了。造反派們問他，你怎麼不吃。他說：我吃飽了。就為這個狠狠地批鬥了他一回，理由是浪費糧食，當時的造反派們真像瘋狗一樣到處亂咬人。

1968年，快要解放我了。郭全寶知道消息以後，主動給我的屋子打掃衛生，他把面上一些大字報撕下了，為這事又鬥了他一回。郭全寶你要幹嗎？他是什麼人？斗完了之後，他見著我就沖我嘰咕眼睛，這種傳達感情方式最感人了，也是最讓我難忘的。這樣一個老藝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他從不恨共產黨。

後來我解放了回到團里，我一回來，郭全寶一把把我摟過來，高興地大笑著說：你可回來了！

由於他的豐富的舞台經驗和善良的性格，團里的人們都稱他為：少郭爺。我和他的感情是很深的，雖然他是我的長輩。

「不可樂就可氣」是他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相聲，不可樂就可氣，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不能拿出高質量的「活兒」把觀眾逗樂，那麼就乾脆不要拿給觀眾，說相聲絕對不存在既不樂也不氣的情況，所以相聲演員最不能混飯吃，一定要努力提高藝術水平。我想這些是值得現在的年輕演員們好好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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