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集權社會的打壓，這個品質在我們民族身上是退化了的

按通常理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俠，仗義疏財、賑窮周急也是俠。俠文化是傳統文化中獨具魅力的一支脈絡，俠精神不止於打抱不平、快意恩仇，而是展現了中國人的豪情與自信。

正如《史記》中描繪的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史記》整體概括了什麼是俠之精神，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俠，也就是遊俠，卻最終消失在了西漢時代。

查中國歷史，儒（仁）與墨（俠）是中國文化的兩大重要構成。

儒倡導禮和仁，以遵從秩序等級的中庸之道而為歷代統治所青睞，成為治世的工具；墨倡導兼愛，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提倡俠義的精神。俠者貴義，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義之所棄，雖萬金將於我何干？俠的精神絕對不是「男兒要殺人，殺人不留名」之類的市井所念。

儒和俠，中國文化的這兩種精神，相輔相成：一為開明時期的秩序保障，一為亂道時期匡正時弊的文化工具和精神楷模。

俠的產生是在貴族社會解體的過程中一種非制度化的分權，而且是對日益發展的集權的一種抵制。貴族的身份註定他們生下來就是要管公共事務，管「他人事」是伴隨著他的身份而來的。而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則沒有這種權力，自然就不會有這種習慣。

出身貴族的俠，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都有權、有土、有勢、有錢，登高一呼，從者雲集，煽起了一股遊俠之風，揚名千載，成為向慕遊俠者的偶像。

我們讀西漢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許多士人還是懷念戰國那個「權出多門」時代的。那時權力的分立，社會有較大的生活縫隙，有才能的人才會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

不過當權力集中後，俠也就消失了。

韓非在五蠹里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擺明了他的態度就是跟俠作對的。

都說韓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說是這麼說，可我總覺得跟李悝、商鞅、吳起之流相比味道有點不對。二十二卷《韓非子》從頭到尾好像不是在說要如何建立一個完整有效的法制社會，而是在教當皇帝的要如何把大權都抓在手中，如何控制手下和老百姓們。

到了西漢，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極端主義，也不像漢初的無為而治，多少有些韓非的意思了。士人追捧俠的風氣漸漸平息，皇權專制制度日漸完善，以武帝以後，平民遊俠，干預公共事務的情狀，基本消失。士大夫終於弄明白，在「權出一孔」時，榮辱升沉，皆是皇權之賜。

西漢中後期的俠則已然成為史家筆下精於牟取利益的豪暴之徒。中華真正的俠文化，也就是在西漢時代暫時「斷篇兒」了。

實際上我一直認為這種遊俠精神是中華民族身上的一種優秀的品質，但這種品質一直經受幾千年來各種專制社會的打壓，因為俠本身就是對古代集權社會的一個挑戰。經過幾千年的集權社會的打壓，俠精神這種寶貴的品質在我們民族身上是退化了的。

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儒」的大旗張揚，唯缺乏「俠」的骨骼支撐！

不必打賞，高抬貴手點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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