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堪稱「中國的百科全書」，對中國的研究，連外國人都佩服不已

在史學家修撰歷史著作時，無非有兩種：其一、將其為「史實」，就是不摻雜任何主客觀情感的真實記載；其二，則是將其變為「史論」，在寫歷史事件時，加入一些自己的看法。

可以說，在古代中國，歷史學的傳統主要是以歷史編撰的形式創立和發展的，自西漢歷史編撰者司馬遷之後，唐代的歷史學家劉知幾則開創了另外一種門類的工作，即：對歷史編撰這項工作本身的研究，到宋代時期更是開始了以以往的歷史記錄為材料的針對「歷史」的研究活動。

史學家王夫之的作品多為後者，王夫之注重從一個整體框架上對中國的歷史進行探究，有些「溯源」的意思。而在王夫之具體的寫作手法中，除了傳統的辨別史料真偽、考證野史傳聞、總結歸納等方式外，他還使用了「移情」等研究方法。甚至，他還運用到了心理學，將歷史環境與歷史人物二者間的意境有機結合，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不一樣的史論作品。

明朝的覆滅與清朝的崛起，令王夫之心中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朝代更替之際，王夫之意識到：寫史的主要目的在於讓文字能夠流傳後世、經世致用。在寫就《讀通鑒論》後，王夫之就對自己的寫作初心與筆法有了一個客觀認識，那就是：「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

「鑒豈能為功於我哉！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夫之找尋的是一種玄之又玄的東西，那就是：「得失的源頭」。從何處得到？為什麼又失去了？從哪裡失去？失去後又怎麼獲得？

可以說，這就是王夫之的作品比其他史論高明的地方，也是超脫傳統史學作品框架的地方。並且，王夫之在寫史時，往往會先結合自己的觀點首先提出問題，然後，就這一問題從「方」與「體」兩個方面來闡述觀點。

萬事皆有「方」與「體」，這是王夫之對事物總結出的運動規律，二者之間存在必然聯繫，亦或是因果關係。「道」則是王夫之對世間萬物的最高認識，「道」並沒有形象的表達，在王夫之作品中某些「道」可能是道理，而有些地方的「道」又可能是道德，某些地方又指代了某些自然界的規律，還有些則代表了對事物的正確認知等等。沒

有規矩不成方圓，在王夫之的文字世界中，「體」、「方」、「道」就是規矩與規律。

其實，縱觀王夫之的史學作品，都脫不出「協同統一」的整體觀，然後，再根據「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證之」逐步將要表達的觀點細化。雜亂無章的歷史就像是一團亂麻，王夫之的方法就是找出針線，將著團亂麻梳理成協調統一的整體。

王夫之的作品《黃書》與《噩夢》，總字數不到三萬，卻囊括了大明王朝幾百年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內容。王夫之本人說過：「為了闡述人物事件的得失，必須從根本上剖析明朝，分析明朝，不能從單一事件上就事論事。」

見微知著，由著至微，可以說，王夫之的史學作品就像是囊括了中國古代史一樣。

在統一原則後，王夫之對歷史事務的分門別類也十分考究，例如：將同樣的事件、同樣的人、同樣的制度等分到一類中闡述。例如：王夫之將帝王、大臣、孔孟周公劃分到同一大類中，在這個大類中，唐太宗、漢文帝、漢景帝三位類似的皇帝被歸為一小類。

並且，王莽、曹操這樣的統治者也被歸為一小類，盜賊與異族侵略者再被歸為一小類：「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也… …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

前文我們說過，王夫之的史學作品中不乏心理學剖析，那是因為：

「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 …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

研究史學，不能將自己置身事外，要設身處地的站在古人的角度思考，讓二者之間「心意相通」。這樣才能讓自己的認知與古人平等，與歷史的客觀存在不謀而合。後人與古人站在不同的歷史節點上，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社會經濟水平、人的價值觀都存在差異。

所以，只有融入到歷史世界中，才能正確的評價歷史的人和事，這樣才能從中取得收穫。

清代學者劉獻廷稱：「王夫之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說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前蘇聯人弗·格·布洛夫則稱：研究王夫之的著作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因為，他的學說是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 …他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參考資料：

【《衡陽縣誌·王夫之列傳》、《清代七百名人傳·王夫之》、《王夫之的故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