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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

美國大學對世界高等教育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其服務社會的精神。絕大多數美國學生,在校期間都打過義工。這不僅僅是做好事而已,也是其大學教育的一部分。

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

近幾年美國經濟轉型,製造業沒落,服務業崛起,白領工作增加,藍領階層乃至工會的勢力越來越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高中生畢業當工人的路幾乎沒有了,大學入學率急劇上升。2005年秋季,預計有1670萬新生進入大學,比5年前增長了120萬。美國教育部估計,在8年後,這個數據將增加到1880萬。根據2000年的人口統計,美國15-19歲的人口,不過2000萬出頭。1670萬新生中,當然包括許多19歲以上的學生,但畢竟18歲是上大學的正常年齡。這麼高的新生數字,說明適齡的青年大多數都上了大學,美國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

美國的各類大學將近4000所,吸收這麼多大學生,應該是不在話下。但是,精英大學則是有數的。想上大學的人多了,擠進精英大學的路就窄了。這幾年大學錄取的競爭白熱化,各種大學申請諮詢公司應運而生。一個考生的大學申請諮詢費高達2萬美元以上。雖然各大學一再強調多元化、扶助弱勢階層,並在獎學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階層傾斜,但是,由於申請精英大學常常不得不花巨款將自己進行職業包裝,窮孩子難以競爭。結果,在精英大學中,弱勢階層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黑人和拉美裔佔美國大學生總數的1/4。但是他們在一流公立大學中僅佔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學生在前51所文理學院所佔的比例,也從10年前的13%跌到現在的12%。在社會平等這個問題上,精英大學似乎不進反退。一些人擔心,這樣發展下去,美國的社會流動將降低,逐漸形成一個世襲的精英階層,能夠代表弱勢群體利益的人會越來越少,最後演化成為一個無其名卻有其實的貴族社會。

如果你看看近幾年來美國的總統政治,不論是布希還是戈爾,或者是克里、迪恩,全是「常青藤」打造的世家子弟。美國的世襲精英已經形成,恐怕是不爭之事實。不過,這些世襲精英,並非像歐洲的舊貴族那樣高高在上、完全脫離平民社會。美國的建國之父、第二位總統亞當斯曾說,任何社會最終都將由精英統治。美國與歐洲的不同在於精英的形成過程。歐洲的貴族是世襲的,美國的精英卻是基於個人的優異品性、在一個開放社會的競爭中自然勝出。現在美國的世襲精英,並不像當年歐洲貴族一樣可以繼承家族的爵位,而是必須運用家族的經濟資源優勢,從小對自己進行超強度的訓練,保證自己擁有超強的個人素質。換句話說,世襲是一種教育優勢的事實,不是社會等級所保障的特權。教育不成功,社會地位就喪失。而在這種精英教育中,對社會的服務,特別是對弱勢階層的服務,越來越被強調。這就培養了世家子弟的社會責任和對下層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緩解了貧富之間的文化和社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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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前,美國被所謂的WASP所統治。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縮寫,描述的是美國的「建國種族」。那時的常青藤盟校,大多從東北部(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的少數貴族私立學校中招生,形成了貴族學校(常常是寄宿學校)——「常青藤」這樣一條龍的WASP教育體系,保證這個階層在美國的統治地位。「二戰」後,格局大變。政府頒布了退伍軍人法案,給退伍兵足夠的錢受高等教育。許多下層的退伍兵拖家帶口地擁進「常青藤」校園。鬧得許多傳統的知識貴族報怨這些吵吵鬧鬧、粗俗不堪的退伍兵敗壞了校園的高雅氣氛,但這些大老粗們卻用行動證明自己是「常青藤」歷史上最優秀的學生。到了1960年代,以哈佛為首的精英大學,開始以學生的學術素質而非家庭背景為錄取的主要標準,強調標準化考試的成績,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夠平等競爭,SAT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縮寫,是美國高中生進入美國大學所必須參加的考試——本刊注)的高分比顯貴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別是各大學強調多元化,採取各種政策向弱勢階層傾斜,種族平權法案也引導學校的錄取照顧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優勢,如果不屬於祖祖輩輩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為了進同一所大學要比窮人或少數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這樣,「智力階層」逐漸取代了貴族階層。

不知不覺中,隨著大學競爭的激烈,精英大學的申請者分數越來越高。比如,Pomona College 2005年招收的學生中,有1/3在SAT考試的語文或者數學項目上獲得滿分。Davidson則有1/4的學生的SAT成績高達1500分以上(滿分為1600)。這還是幾個精英的文理學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魯學生的成績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於大量學生的SAT成績都快到了頂,再看分數錄取就已經意義不大了。高分只是進名校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在高分之外,必須有其他的課外業績。結果,美國的中學生們在學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學術能力,漫長的夏季則成了他們創造自己的課外業績的繁忙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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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這些中學生的暑期計劃,我們不妨看幾個簡單的例子。

克萊頓是一個科羅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幾乎到頂。她上個學期通過了5個高級課程的考試,這等於提前修完一些大學課程,使她獲得了上大學後免修這些課程的資格。她每個月在一個中學打兩天的義工,並在一個飲料店工作,還是學校越野長跑隊和兜網球的隊員。不過,當一個常青藤盟校的錄取人員告訴她另一個申請者為豎琴作曲、並出售自己的光碟資助慈善事業時,她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掙來的錢,跑到了秘魯,幫助當地人油漆學校建築、收割小麥、組織清理垃圾。結果,2005年她雖然沒有進「常青藤」,卻被幾個精英名校錄取。

戴利是一個來自馬薩諸塞州的18歲的高中應屆畢業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時間在那裡設計英語課程,又花了3周時間旅行。另一個來自新澤西的高中應屆生傑曼則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場,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是來自曼哈頓的高中應屆畢業生。她申請時提交的文章寫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經驗。她還到斯洛伐克和坦尚尼亞進行社會服務,並由此決定從事非洲研究。她還為國際特赦組織工作過。這些國際經驗,使她被幾個大學看中,雖然她還在等自己首選學校的錄取通知。

不僅是高中應屆畢業生,一些更小的學生也開始為了進名校而提前行動。來自紐約州的科恩年僅16歲,卻要到非洲的塞內加爾工作4周,照顧艾滋病患者。然後她馬上飛回美國,到耶魯大學參加青少年艾滋病大會,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動計劃」。現在離她申請大學,還有18個月之遙。

巴拉茨是來自加州的一個14歲的女孩,還沒有參加SAT考試。不過,這個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上一個5周的醫學課程,並觀察心臟外科手術。

這些努力,無非是針對精英大學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學的錄取人員明確地說,他們要看申請者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創造精神。美國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區服務當作畢業的一個條件。一大批組織暑期計劃的公司也應運而生。參加一個暑期計劃,到發展中國家當義工,常常消耗一個學生7000多美元。而這個錢不少是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掙來的。一家大學申請諮詢公司的負責人對申請者提出的建議是:上完高一要去當實習生,一年至少打100個小時的義工,並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經驗,比如在主要的投資銀行或國際知名的博物館工作過。如果這還不夠,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亞洲旅行。 暑期計劃畢竟很短,有時不足以建立驚人的履歷。這就使「空缺年」計劃大為流行。關於「空缺年」,筆者過去有所介紹,就是學生在高中畢業和上大學期間,打一年義工,從事社會服務。美國的孩子想進的大學沒有進去,就相當於中國的孩子高考落榜。在中國高考落榜後,要復讀,要繼續背那幾道題。這些美國的孩子,則跑到貧困社區志願服務,或者到國外旅行,開開眼界,使自己變得更有競爭力。哈佛大學錄取與獎學金部的院長菲茨西蒙斯承認,有時經過這一年,同樣的學生就變成一個更理想的錄取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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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涅斯本來就讀於新罕布希爾的大名鼎鼎的精英寄宿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但因為吸毒被學校開除,2004年申請了9所大學全部落選。結果,他花了10個月的時間,到阿拉斯加為紅十字會工作,證明自己成熟了起來。結果,2005年再度申請時,原來拒絕他的芝加哥大學錄取了他。不過他決定去Swarthmore College,一個頭一年沒有申請、但在本科教育上更有聲望的學校。佩布萊斯(Mariah Peebles)則是個無可挑剔的高中畢業生,順利被哈佛大學錄取。但是她已經被緊張的學校生活弄得對讀書沒有胃口,於是決定推遲入學、先參加一年的海外課程:在法國的一個家庭學習法語,到墨西哥學習帆船駕駛,最後到秘魯的學校和印度的孤兒院打義工。

可想而知,能夠干這些事情的,大多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們花得起錢,當然比窮孩子有優勢。不過,話說回來,他們花錢積累的這些經歷和訓練,大多數是在為下層社會提供服務中完成的。一些最熱門的暑期計劃,就是組織他們去發展中國家扶貧。所以,儘管目前的大學競爭對富家子弟有利,但這些富家子弟只有通過接觸和服務下層來培養自己才能有競爭力。兩年前,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容許大學錄取時考慮種族因素、照顧少數族裔,這就更加給富裕的白人學生帶來了壓力。一位Amhirst College的錄取人員公開說:「如果你來自弱勢家庭,艱苦奮鬥,即使SAT分數低一些,我們也可以考慮給你機會。如果你是來自富裕家庭,已經在生活中獲得了一切能夠獲得的機會,那麼高分本身並不能說服我們再給你一個機會。」所以,精英家庭的孩子想勝人一籌,就得加倍努力。用一個學生的話來說:「你不是橄欖球明星,不是少數族裔,你和我們一樣,是一個上私立學校的藍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辦法讓人家覺得你特別才行。」

只要大學錄取有激烈競爭,中學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圍著高考的指揮棒轉。中國是如此,美國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養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歐洲是研究性大學的先行者。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最大貢獻則是服務社會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過參與基層社會來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從「二戰」以來,幾乎每二十年,美國的高等教育就對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戰,逼著他們不斷地適應,無法故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國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歲就開始計划上大學,十五六歲開始週遊世界,到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鍛煉,成為全球社會的一個積极參与者。雖然貧富分化、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還遠沒有得到解決,但是,許多富家子弟為了上大學參與了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課程,改變了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成為有責任感的社會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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