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中國改革開放，日本的平成時代更加暗淡！

文/陳小刀

「今年到處都是『平成最後的XX』的宣傳，真希望平成快點結束！」

前幾天，跟在東京的鈴木姐姐微信聊天時，她這樣向我抱怨。

由於今年5月日本將變更年號，所以2018年的夏天是「平成最後的夏天」、紅白歌會是「平成最後的紅白歌會」，甚至不少商家還弄出「平成最後的正月」「平成最後的日本第一可愛女中學生」等噱頭。或許是如此濃厚的商業氛圍，使得不少日本人希望平成時代快點結束。

平成時代始於1989年，今年正好是平成30年。與伴隨轟轟烈烈維新改革的明治時代、經歷戰爭與經濟高速發展的昭和時代相比，平成時代確實顯得平淡許多，甚至還有些萎靡——首相更替頻繁、經濟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少子老齡化愈發嚴重，特別是在平成時代失去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更是令日本無所適從，畢竟它在這個位置上待了四十多年。

「平成最後的日本第一可愛女中學生」富本愛琉

當日本人懷著複雜心情告別平成30年的時候，中國人則迎來改革開放40年。如果將中國和日本在過去三四十年的發展情況進行對比的話，那麼能夠發現日本在走下坡路，而中國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蒸蒸日上。

雖然現在的中國在經濟規模上超過了日本，但時至今日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有日本的一份幫助與貢獻。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翌年，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訪問中國期間，正式提出對華ODA援助。據統計，從1979年至今，日本通過對華ODA援助累計提供了3.65萬億的日元貸款、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協助，接受中方5萬餘研修人員赴日學習，並派遣1萬餘名日本專家來華提供技術指導。而現在的北京首都機場、上海寶鋼、中日友好醫院等，都是基於日本對華ODA項目而建成的。

因此，不論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是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言，日本對華ODA可以說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不久前結束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在10名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外國人中，兩名日本人松下幸之助和大平正芳尤為突出。

當然了，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日本確實有不小的貢獻，但是日本也從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甚至不無誇張地說，如果沒有中國改革開放，那麼平成時代的日本可能更加暗淡。

位於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

改革開放之初，日本企業就積極進入中國市場，既先於其他外企率先搶佔了中國市場，又提高了日本企業、日本品牌在中國民眾中的認知度。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松下電器了。

1978年10月，鄧小平在訪問日本期間參觀了松下電器公司茨木工廠，並邀請松下幸之助前往中國建廠。1979年，松下與中國公司實現第一次技術合作，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松下之後，東芝、日立、索尼等一批日本電子企業巨頭登陸中國，到了上世紀90年代，日本家電產品在中國市場可以說是無人不曉。從松下的洗衣機、東芝的彩電到日立的冰箱、索尼的隨身聽，這些日本品牌成為一代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由於中國龐大的市場，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斷提升，為日本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今時今日，中國人雖然不再急於購買日本的洗衣機、彩電、冰箱了，但是日本的馬桶蓋、尿不濕、奶粉則成了國人新的購買目標。產生這樣的現象，倒不一定是因為日本造的東西比中國的好，而是因為日本企業在改革開放期間奠定了良好的品牌口碑。

鄧小平與松下幸之助（右二）

現在回過頭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日本政府、日本企業確實向我們提供了不小的幫助，但隨著中國市場的擴大、中國人均收入的提升，如果沒有中國人的買買買，僅憑日本有限的國內市場，以及來自歐美的競爭，估計日本在平成時代失去的將會更多。

事實上，中國不僅反哺了日本企業，而且我們在很一定程度上幫助日本在平成時代維持了基本的發展。

1989年平成時代開始後不久，日本便迎來了泡沫經濟的破裂，日本面臨產業升級受阻、產業空心化以及日元升值的複雜經濟環境。對於當時的日本而言，出路不在國內，而在國外。

現在想來，泡沫經濟破裂後的日本還算是幸運的，因為國外——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為中國經濟發展賦予了全新的內涵，中國開始實施大力吸引外資和加快市場經濟的政策。

中國遊客在日本購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眾多日本製造企業紛紛在中國設立公司，投資建廠，進入到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發展進程中。據統計，在亞洲各國設立的日資企業中，中國日資企業的佔比由20世紀80年代的17%上升到90年代的55%，日資企業的數量也從80年代的89家增加至90年代的638家。中國的改革開放「救了」處於經濟泥淖中的日本。

對當時的日本企業而言，中國不僅市場廣闊，而且勞動力成本低廉。在此期間，日資企業迅速擴大在中國的投資規模，在鍊鋼、發電等方面向中國提供設備和技術，並通過把在中國生產的化工產品出口到日本或第三國，來獲得巨大的利潤。

也就是說，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正處於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為日本企業提供了一個避風港，讓日本企業找到了一個發展的新大陸。試想，如果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或許很多日本企業巨頭早就倒下了，平成時代的日本很可能會更慘一點。

後平成時代，中日關係會彼此成就，還是互相牽絆呢？這存在一定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的選擇。我們希望是前者。

（文章圖片和資料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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