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誠一：我與劉汝明將軍共事十年

29軍高級將領（前排左二起：張自忠，宋哲元，劉汝明，石友三）

抗戰初期，我任第九戰區上校作戰參謀，1939年被派赴劉汝明部任職，直至1949年劉渡海去台灣。

其間我曾先後擔任六十八軍少將副參謀長、第二集團軍副參謀長、第八兵團副參謀長等職，與劉汝明共事十年，並深得其器重。劉部的重要軍事行動我多所參與，平時朝夕相處，閑談所至，對其生平亦有所聞。現就記憶所及，將我們共處所經歷的事情敘述如茲。但因年代久遠，恐難以周詳，謹此說明。

劉汝明的早年經歷

劉汝明的早年經歷多是他平時向我談起的，也有些是從別人處聽到的。他出身貧寒，十幾歲去天津當鋪學徒，後來不甘受東家的欺壓憤而離開，投效馮玉祥部隊。馮玉祥初見他說：「你個兒太低，不合標準。」劉卻說：「我才16歲，就不長了么?」馮玉祥見他口齒伶俐，就留他做自己的隨從。劉汝明對馮玉祥十分忠實，馮對劉亦很重用，屢屢提拔，由班、排長直至師長。馮玉祥部下主要骨幹有「十三太保」之稱，即韓復榘、鹿鍾麟、孫連仲、石友三、劉汝明等人。馮玉祥當年曾對他們說：「今天我為你們13人主盟，將來你們就是13個督軍。」後來韓、石等人在蔣馮閻中原大戰中先後投蔣，而劉汝明在蔣介石重金收買之下卻不為所動，直到抗戰爆發，馮玉祥失卻兵權，蔣介石統領全國軍隊，劉才受蔣令作戰。

1926年，劉汝明由旅長升任師長，4月中旬至8月中旬，劉率部孤軍守南口，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創造了陣地防禦戰的奇蹟。1926年春，馮玉祥在直奉軍閥及閻錫山的逼迫之下通電下野，去蘇聯求援，所部國民軍由張之江代理指揮。4月中旬，原駐北京的劉汝明奉命撤往南口陣地，與奉系及直魯聯軍作戰。南門陣地工事依山憑險而築，是國民軍在蘇聯顧問指導之下修建的，十分堅固。當時國民軍補給很困難，槍枝彈藥缺乏，而直奉軍裝備優良，不僅有飛機大炮，兵力也是國民軍的數倍。劉汝明在南口正面陣地，承受了直魯軍及奉軍飛機大炮的猛烈轟擊和多次進攻，傷亡慘重。在戰鬥最艱苦的時候，騎兵旅長馬玉田對劉當面報告說：「我的騎兵旅損失完了，沒有一個人了!」劉生氣地指著馬說：「你不是一個人么?」說著向前走了幾步。恰在此時，一發炮彈正打中他原來坐的地方，劉幸免於難。類似的事還有。他曾津津有味地和我閑談過以前作戰的事：「當年馮玉樣與護國軍作戰(後馮加入護國軍)，我是連長。我帶連隊去奪取一個高地。有個排長畏縮不前，我叫他回來，自己帶人衝上去。誰知對方炮彈恰巧打在這個排長所在的山凹里，排長被打死了，原來我就是在山凹里蹲著呢!」劉汝明部隊在南口堅持到8月中旬，終於奉命撤退，原來的1萬多人只剩下1000來人了。劉部在南口堅持了4個月，牽制了直奉軍閥的大量軍隊，客觀上幫助了北伐軍在南方的作戰。

劉部撤到西北後不久，馮玉祥自蘇聯回國。9月17日，馮率舊部在五原誓師北伐，西北軍對其擁戴如故，熱烈響應。未幾馮部迅速到達下涼重鎮，又向西安進軍。當時屬於北洋軍閥的劉鎮華部，號稱l0萬之眾，包圍西安城數月。城內守軍是楊虎城將軍及李虎臣的部隊，為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陝軍系統。由於長期圍困，城內缺食，至有易子而食的慘聞。劉汝明自告奮勇，輕裝疾進，很快地到達了西安南側地區劉鎮華軍之側背，發動突然而猛烈的襲擊，劉鎮華部措手不及，倉皇潰走，其弟劉茂恩(任團長)被俘。劉汝明解西安之圍受到了西安軍民的感激和讚揚。

西安之圍解除後，馮玉祥即初步統一了陝西省。1927年春，馮部編為10路大軍向河南進發，並於6月與北伐軍會師於鄭州。1928年l0月，馮玉祥赴南京任軍政部長，帶劉汝明同去，劉任軍政部參議。當馮將劉介紹給蔣介石時，蔣即說：「這是當年守南口的劉師長么?很好，很好，年青有為……」

1930年，中原大戰時，劉任馮軍第五路總指揮。當他進展到湖北均縣及鄖縣時，武漢大為震動。當時蔣介石的主力部隊正與馮玉祥部在河南作戰，鄂西空虛，蔣遂派員乘飛機送50萬銀行支票給劉。劉拒絕了，但對來人說：「我知道這個意思了。」（這是在劉部長期任軍需官的郭少峰講的）

閻、馮失敗後，西北軍殘部撤退到山西境內，劉汝明亦由鄂西地區北撤。當他到達孟津縣北黃河渡口的時候，見特務師長魏鳳樓也到達這裡，但魏的態度有所猶豫，劉即對他說：「你是馮玉祥先生最親信的人了，還有什麼可猶豫的！」拉著魏鳳樓一同渡過黃河進入山西。

不久，西北軍被改編為二十九軍，宋哲元任軍長，劉汝明任副軍長，後任一四三師師長，駐察哈爾。

1933年，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戰，其大刀隊名聞遐邇。砍殺日軍數千人，令日軍聞風喪膽。在日本人的《軍令手冊》上曾寫道：這是(指長城抗戰)日軍之恥辱，是為教訓。當時劉汝明部在長城的羅文峪口參戰，在日軍大炮轟擊下潛伏著，直俟日軍進到極近的時候，才突然躍起，與日軍白刃相交，殺得日軍猝不及防。劉部旅長李曾志在戰鬥中腿部負傷，傷好後走路跛了，被人稱為「李跛子」。另一旅長李金田也受了傷。在抗戰時期，有一天我與劉正站在一起時，李曾志和李金田來了。我對李曾志微笑著，劉以為我在譏笑李，正色對我說：「你看他跛了，那是他在長城抗戰中被日軍打跛的。」又指著李金田說：「他也受傷了，不過是輕傷。」我說：「我是知道的，正因為他一步一跛，但是精神抖擻，威風不減，我才笑的。」

率部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戰全面爆發後，劉汝明在張家口、湯恩伯在南口與日軍作戰。但當時報紙及一般輿論異口同聲地只頌揚湯恩伯，而不提及劉汝明，甚至罵劉為漢奸。他這個漢奸陰影，一直到他參加保衛武漢大會戰的時候。那時他已升任六十八軍軍長。我當時是陳誠的第九戰區長官部的上校作戰參謀，受軍委會及第九戰區派遣，赴劉部做聯絡工作，還有一個軍委會政治部少將設計委員王恰民及軍統局的電台組同往。陳誠面告我「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聯繫」，也就是說防止劉當漢奸。另外，由於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電軍委會及第九戰區，控告劉部軍紀極壞，派我們去也有這方面的原因，我曾經在宋哲元手下做事，1928年宋兼陝西省黨部書記長時，我在該省黨部訓練部任秘書，1936年間。我在冀察綏靖公署宣傳處任上校課長，與劉汝明相識，正因為這種關係，才派我去劉部。

我到達湖北廣濟縣劉的軍部，劉一見我就大發牢騷說：「我在張家口打了一個星期，一個師長受了傷，一個旅長陣亡，一個旅長受傷，一個團長(劉田)陣亡。劉田是你們湘鄉人，是我最好的團長，你能了解清楚的!我還有7個營長陣亡，好幾個受傷。還說我『一槍未放』，『漢奸』!難道這些人都是自殺的!自己打傷的嗎!」劉田團長確實是我的同鄉，離我家僅20多里地。張家口作戰時，他捆好9顆手榴彈去炸日軍坦克，英勇陣亡。我把劉汝明這些話原原本本電告蔣介石，並發軍統一份。後來蔣介石在武昌召見劉汝明時，給他3萬銀元，他全部賞給士兵了。

以後我了解到，劉汝明的「漢奸」嫌疑也不是憑空冒出來的。他的二兒子劉鐵鈞的岳父潘伯豪，是日本騎兵學校畢業的，曾任南京騎兵學校教育長，後因故被撤職，到劉部當顧問；又有張嵐峰是日本炮校畢業的，在劉部任參議。這二人在抗戰後均當了偽軍。還有，在張家口作戰時，南京認為劉有過南口作戰的經驗，令其守南口，而劉卻因官兵眷屬及財產等部在張家口而拒絕，後由湯恩伯去駐守南口。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劉便有了「漢奸」之嫌。在抗戰中，其子劉鐵鈞與潘伯豪的女兒離了婚，並在戰場上和大哥劉鐵山背著高射機槍，奔跑著打日本飛機。後來劉鐵山到美國去學空軍，回國後在昆明機場服務中殉職。與劉從無私人函電來往的何應欽曾來電安慰，並對多人說過：「高級將領只有兩人送子弟學空軍，劉汝明其一也。」

1938年7月中旬，劉部奉命列入第五戰區戰鬥序列，進駐湖北省廣濟縣，擔任長江北岸自小池口、紅廟以西至大佛宦之線的守備。自7月中旬至8月20日，敵我相峙，屢進屢退。日軍以陸海空聯合作戰，當面之敵為日岡村寧次所指揮的第六師團，配有日本空軍司令及川古好敏率領的3個飛行團和日海軍司令及川古志所率領的第三艦隊。白天，日軍飛機肆無忌憚地轟炸掃射，但劉汝明以其豐富的實戰經驗而鎮定自若。有一天我和他在一個小草屋裡正看作戰地圖，日軍飛機飛臨上空，我再三對他說躲避一下，他都說不要緊，直至日機飛到頭頂上，他仍不去躲避，對我說：「日機來，未必轟炸我們這個地方；即是轟炸這個地方，未必是炸這所小房子；炸了我們這房子，未必炸中你我二人。」終未離開。與我同來的王恰民，一聽飛機響就腿軟，後來回後方去了。

在廣濟期間，劉部軍紀不大好，官兵的眷屬隨軍南下，衣物細軟等拖泥帶水，在北方有火車、馬車或卡車運送，到了湖北江邊是湖沼地帶，只能手拉肩挑，整個軍隊亂鬨哄的。官兵系北方人，不知蚊蟲厲害，沒有備蚊帳，適逢夏秋間，湖沼地帶蚊聲如雷，咬人甚烈，大批官兵得了瘧疾，醫藥又奇缺，以致病死者達數千人。與日軍作戰陣亡者也沒有這麼多。然而劉汝明部在此地一直堅持到8月20日，才奉命撤退。日軍第六師團傷亡亦大，據說先後補充兵員數次。

8月20日撤退那天，約在中午12時許，日軍的槍聲突然在我的住房附近響起。我電話問劉，他大罵友軍(八十四軍)不遵守命令，本應在下午5時撤退卻在上午10時就撤走了。他當即親自率警衛部隊佔領一個小山頭抵抗，同時命令副官處長陳鳳鳴說：「我們800個傷兵，若有一個未運走者，殺你的頭！」與此同時，我先行撤退，走了約20里地過了松陽橋後，給蔣介石發了電報，告知劉部情況。兩個小時後，蔣即複電問劉的下落。不久劉汝明到了這裡，我將蔣電示之，劉頗感激蔣的關切。以後劉部奉調浠水，後轉黃陂縣休整。

10月25日，武漢棄守，劉部奉命撤往鄂西北，並以一部急赴應山。其實應山早已失陷，日軍已超越兗花公路了。劉汝明令四二七旅閻尚元開往應山，剛到應山城附近，閻即為日軍迫擊炮擊傷腿部，沿兗花公路撤退之第五戰區各軍百多門大炮被日軍擄去。

日軍雖然越過了兗花公路，但無力控制這條公路。我和劉汝明率手槍隊及電台人員乘卡車沿這條公路向鄂西行駛。當我們宿營於馬坪鎮(安陸縣境內)時，撤退的零星小部隊都說：「這裡有六十八軍軍長在，就是有一個軍在這裡。不要怕，慢慢地走吧。」其實只有上述那些人。劉汝明要在此地等候自己的後續部隊都到達以後才離開。西北軍所謂子弟兵，是上下不相離的。

不久，六十八軍奉令調河南省泌陽縣，負責確山，明港、桐柏、泌陽160里之防線，與信陽方面的日軍對峙。是冬，何應欽參謀總長到樊城，召集第五戰區軍長以上會議。未幾，蔣介石到西安又召集第五戰區及第一戰區軍長以上會議。劉在參加會議回防後有聲有色地對我說：「委員長一到講台上，把帽子一放下就說：『我是不想來的，但是這次江北撤退，第五戰區失掉了百多門大炮，應由誰人來負責?李副長官(品仙)你報告，若報告錯了，我知道的。』李品仙的報告是從奉令撤退講起的。蔣說：『不要那麼長，只說在兗花公路上撤退的情形。』李說：『當時我要子亮(劉汝明)派一部去佔領應山，掩護我在兗花公路上的撤退。後來應山失守，子亮兄沒有告訴我。』蔣說：行了，不要往下說了。』於是會場空氣緊張起來，大家看著我，張自忠等人暗地遞紙條給我，要我請求申辯。我未動。散會後，蔣即召我去談活。一見面，蔣說：『很好很好，你在應山打得不錯，旅長受傷了。有什麼困難沒有?』我說：『沒有。』就出來了。」一會兒又說：「我一聽蔣先生說『報告錯了，我知道』，我心裡就有底了，知道你的電報蔣已看到了。」原來日軍之所以能那樣快地佔領應山，是因為在平靖關(應山以北)的作戰部隊(兩個師)提前撤走，日軍不戰而通過平靖關南下應山。這一情況劉當時曾讓我電告蔣，所以蔣介石並沒有責備劉。

1939年春，信陽日軍以—個旅團北犯我明港陣地，工事全被日軍炮火擊毀。一一九旅退據明港西北地區。重慶軍委會電令確保距明港90里的確山，劉沒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調駐防桐柏地區的兩個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進，切斷敵軍後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敵反攻，令軍部控制之預備隊獨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陽的曾溝向鐵道線挺進，腰擊由明港向確山進犯之敵。翌早，日軍飛快回竄，我軍僅截擊其少數後尾部隊，俘虜日軍兩名，明港陣地收復。後來白崇禧、何應欽在軍事彙報中說，這8個月中第五戰區沒什麼重大軍情，只有六十八軍劉汝明大膽抽凋兵力，集中使用，擊破日軍在攻佔明港後向確山進犯之企圖，恢復了明港。另有龐炳勛部在開封地區也有一次主動作戰等等。

1940年春，由信陽出發的一路日軍(另一路由開封中牟地區出發)向六十八軍當面猛烈進攻，氣勢頗凶，六十八軍在泌陽王店等處稍事抵抗後即向王店西北地區撤退，日軍進佔南陽。當時六十八軍參謀長崔貢琛和我均主張軍隊集結到鐵道以東地區，那裡沒有日軍。但劉決定集結到西北地區，以鉗制南陽之敵。第一戰區參謀長郭寄嶠知道後，在洛陽對石敬亭 (任軍風紀視察團主任)說：」劉軍長有二三萬人之眾，駐在泌陽西北地區，控制了葉縣南陽之間地帶，日軍必不能久據南陽。」並以此意電慰劉。劉遂對我們說：「郭寄嶠這句話表現是一個內行。」後來南陽之敵果然迅速撤走，並處處遭到劉部襲擊，損失不少。劉對我說：「我 8個團都打上仗了，若往東撤。就打不上了。」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山溝中，有40餘名日軍騎兵被殲滅。此後，劉汝明部曾由泌陽地區向羅山挺進，策應在大別山的第二十—集團軍作戰，擊退從信陽來犯之日軍，受到重慶軍委會嘉獎。這時我已任六十八軍副參謀長兼參謀處長。

1943年春，劉汝明調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移駐南陽城外12里的相國寺。六十八軍軍長職由其弟、暫三十六師師長劉汝珍升充，原六十八軍參謀長崔貢琛調任暫三十六師師長。第二集團軍下轄兩個軍，即五十五軍(曹福林)和六十八軍。五十五軍重點守備唐河地區，六十八軍部署在南陽地區。

1945年春，日軍大舉進攻老河口(第五戰區駐地)及南陽兩大軍事重鎮。進攻南陽之敵分3路來犯，一路攻擊暫三十六師守備的南召之線，三十六師崔貢琛部進行了堅決抵抗，但作戰失利，退向淅川地區；一路日軍進攻駐唐河地區的五十五軍，該軍經過一定的抵抗後，向西南撤退至孟家樓，利用有利地形，又與日軍激戰，雙方傷亡慘重；第三路日軍攻擊的重點是南陽，集中炮火轟擊南陽城內外工事。城外諸葛庵及玄廟觀的兩個據點各駐一個連，除一排長倖存外，其餘全數陣亡。負責南陽守備的一四三師師長黃樵松率部在城內堅守了一個星期之久(該師為劉汝明的基本部隊，最為有力者)。由於孤軍守城，劉汝明斷然下令該師撤退，並令所轄兩個軍全部向鄂西的均縣、鄖縣集結，守備川鄂邊區。南陽遂告陷落。

南陽是軍事重鎮，原在此地配屬了中央炮兵十六團，團長姓劉，另配有援華抗日的美國空軍。由於從未有聯合演習過，在此次作戰中美國空軍飛機將炮十六團給轟炸了，致使官兵慌亂一團，大罵美國空軍。日軍乘機擄去我大炮23門。對於這次失敗。陳誠大怒，聲言要槍斃炮團劉團長。劉汝明得知，即電陳誠說，該團失去了23門大炮，應由我負責，因為這是我指揮的。後來陳誠給劉團長以撤職處分。劉汝明一向對部下肯負責，所以能得部屬之心，我亦因此願為其效命。

參加內戰

抗戰結束後，劉奉命由鄂西移駐河南許昌，接受日軍一個旅的投降。隨後其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番號取消，改為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劉為司令官，移駐開封，奉命整編。劉最不耐煩「整編」二字，曾慨然談及馮玉祥當年成敗得失之舊事說：「西北軍本是鐵的團體，後來馮先生聽石敬亭參謀長的話，以為諸老將領如韓復榘、石友三等功多權大跋扈，宜稍事抑制，以後遂提拔一些新進，如梁冠英、吉鴻昌等。結果離心離德。」這次整編，六十八軍及五十五軍均整編為師(內戰開始後又改為軍)，原來轄的3個師分別整編為兩個旅。還有一些其它部隊如：原孫桐萓部兩個師整編為八十一旅，歸六十八師；原石友三舊部五十九軍整編為一八一旅，歸屬於五十五師；其他原西北軍的零星部隊及張嵐峰的偽保安總隊編為兩個旅，也歸劉部統轄。這是蔣劉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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