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商鞅變法光環掩蓋，秦國歷史上的重要君主，帝國崛起的關鍵人物
商鞅變法和那部著作年代和著者至今存疑的《商君書》似乎給後世一種感覺，好像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就一直是個因循守舊的西戎國家。或者說，似乎商鞅變法才把秦國塑造為一個絕對控制的極權國家。其實，秦制的源頭並非商鞅，而商鞅只是促進了這種極權體制進一步強化而已。
《商君書》開篇的是《更法》這一章，描繪了秦孝公主持下，「公孫鞅（商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的一場御前辯論。商鞅的那句：「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更是強化了人們對於商鞅在秦國改革史上的地位，似乎在他之前，秦國如同一潭死水。
商鞅變法之御前辯論
事實真的如此嗎？要搞清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先搞清秦孝公之前的秦國政治。秦孝公之前的秦國國君是秦獻公。關於秦獻公的名字， 《 史記索隱》記載名師隰（xí），《 呂氏春秋》記載為公子連。秦獻公的國君之路非常坎坷，有著29年流亡魏國的艱辛過往。當然，對秦獻公如何登上國君之位的過程，朱言在此不作敘述，或許會令文探討那一段精彩驚險的奪位傳奇。
公元前384年，公子連成為秦國國君，是為秦獻公。秦獻公接手的秦國，面臨極為複雜艱難的局勢，其中最為棘手的就是要面對咄咄逼人的魏國。在戰國競爭型國際關係格局中，秦魏兩國的核心爭端就是河西地區的控制權。
河西之地是什麼地方呢？ 河西是個古地名，在春秋戰國時期，指的是今陝西與山西兩省之間的黃河南段之西的地方，泛指今陝西境內洛河以東、黃河以西、南起二華、北到韓城的關中東部地區，因地處黃河之西而得名。從廣義上講，河西之地的範圍更大，應含黃河以西洛河以東包括今陝西延安和榆林的大部分地區。
河西之地
河西原屬於周王室故地，但自周王室東移之後，河西歸屬並不明確。晉獻公滅驪戎順手佔領河西之地，從此河西歸屬晉國。在春秋時代，秦穆公曾經奪取河西之地。秦國經營河西之地二百載之後，又為新興的魏國奪走。
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分晉以後，魏文侯任用李悝率先變法，魏國先致富強。魏國能奪取河西之地，與魏文侯任用吳起為將有很大關係。母喪不歸、殺妻求將的吳起於公元前409年被魏文侯拜為將軍。次年，吳起率軍西渡黃河討伐秦國。
吳起連下臨晉(今陝西大荔縣東)、元里(今陝西澄城縣東)、洛陰(今陝西大荔縣西)、都陽(今陝西合陽縣東南)等城，不久全部佔領了河西之地。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建置河西郡，任命吳起為河西郡守。魏河西郡的設立，就像一把尖刀插進秦國領土，迫使秦軍退守洛河西岸。
魏文侯死後，其子魏武侯即位。武侯登基，巡察疆域，在吳起陪同下，乘船沿河西而下，行至中流，見河西形勝險阻，猶如銅牆鐵壁，他興奮地對吳起說：「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
在魏國兩代君主的支持下，吳起經略河西23年，注重「內修文德，外治武備」，還進一步改革兵制，建立了一支戰鬥力極強的常備軍——「魏武卒」，相較於戰國時代其他國家的軍隊，「魏武卒」就是一支純粹的職業軍隊。《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起守河西，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余則均解」，不僅「使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而且「闢地四方，拓地千里」。除了雄踞河西的魏軍，秦國還要面對西部諸戎的威脅，如東部的大荔戎，西部的獂戎、綿諸戎、烏氏戎，北部的義渠戎、朐衍戎等。
為了擺脫秦國舊貴族對君權的制約，秦獻公在即位第二年，就做出了遷都櫟陽的重要決定。櫟陽即唐代的萬年，故城在今陝西省今 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官莊村與古城屯村之間。櫟陽距舊都秦國雍城（在陝西省鳳翔縣南，雍水以北）有數百里之遙。棄雍而遠徙櫟陽，這在當時的確是個大膽的決定。
魏武卒
遷都櫟陽除了有鞏固君權的考慮，更為重要的是著眼於對魏國的軍事鬥爭。秦獻公之子秦孝公在日後即位之後，頒布的元年詔令中說的很清楚：「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很明顯，遷都櫟陽，與秦國意圖收復河西之地有直接關係。
秦獻公在遷都櫟陽之前，還做過一件重要的決策。《史記·秦本紀》敘述獻公史事，首句即言：「獻公元年，止從死。」所謂的「從死」，是上古時代的「人殉」舊傳統。秦獻公的「止從死」，即是廢除了「人殉」制度。
民國時期的史家馬非百先生在其《秦集史》中對這件事有很高的評價，此實由於社會進化之趨勢有以使然，然獻公在人類史上之貢獻，固不在林肯解放黑奴之下矣。」說實話，這樣的評價實在言過其實！秦獻公廢除「人殉」制度，出發點肯定不是對生命的尊重，君主與人性絕對是悖論！在秦獻公看來，要進行爭霸戰爭，必須要有強大的人力資源，無論是兵源，還是勞動力，與其白白殺掉，不如讓他們去戰場上當炮灰。
《秦集史》
秦獻公是秦國走向極權主義國家歷史進程中的關鍵人物，其中建立一套強化對人民人身控制的戶籍制度——「戶籍相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秦紀》載，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這是一項把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軍賦制度緊密結合起來的措施，即依據村社份地的規劃配置，統一編製村社成員的戶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以便於收取租賦，徵調兵丁，安排搖役。
很多人都知道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的時候，曾經有「制轅田，開阡陌」的政策。其實，早在秦簡公時代，秦國就已經頒布「初租禾」的政令，即按地畝徵收地租，廢除井田制。「初租禾」、「戶籍相伍」、「制轅田，開阡陌」三個政策構成一個完整的變革路線圖，秦國的舊村社體制走向瓦解，直接面向王權的自耕農群體形成。國家依賴的已不再是分級層的貴族宗法系統，而開始直接面對原子化的自耕農階層。
在王權面前，人人平等，王權之下，皆是奴隸，原子化的自耕農，遠比依附於貴族的村社農民好控制，而貴族也失去了支撐其政治權力的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在「戶籍相伍」 的新戶籍制度下，份地相鄰的農民被編聯在一起。軍隊中也採用伍、什編製，居住相鄰的各家，在國家需要徵發軍隊時，所出兵丁也編在一起。
秦獻公
當然，這種戶籍制度並非獻公的發明，而是承襲的周制，實為當時許多國家早己在施行的制度。從這點上講，周代的制度其實是秦制的源代碼，專制主義的源頭！《周禮·族師》介紹這種制度說：「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埋葬。」
《國語·齊語》講得更生動：「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在這種嚴密的戶籍制度之下，人民被國家嚴密控制，可以說秦國整個國家就是一座大監獄。當然，在那個時代，這種制度具有普遍性，戰國諸國皆是如此，秦國的控制力最強而已。
除了戶籍控制，以及戶籍之下的徭役和兵役徵發。秦獻公還做了一項涉及經濟的重要改革——「初行為市」。獻公七年(前378年)的「初行為市」，此舉也載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秦紀》中。
秦獻公
所謂「初行為市」，就是設置交易市場。這一改革並非說這以前秦國沒有市場，沒有產品交易。《史記·貨殖列傳》早就明言，秦文公、秦穆公「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秦國的市場與產品交換早就存在，民間交易大都是自發的、約定俗成的，即所謂「舊中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只有在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已能顯著影響社會生活，實施嚴格管理能使政府獲益的時候，政府才會幹預進來。秦獻公的「初行為市」就是運用國家行政權力介入市場，介入商業行為，其目的並非是規範化管理，而是從商業經濟中攫取利益，這也是國家權力滲透社會生活的一個體現，是秦國走向極權化的一部分。
極權主義國家除了需要強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控制力之外，還需要精神控制資源，這一點秦獻公時代也做到了。《史記·秦本紀》載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封禪書》續說此事：「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櫟陽舊址
《史記》里記載的獻公十八年的這次「雨金櫟陽」靈異事件，其實如果用現代科學知識來解釋，很可能是某地發生強勁龍捲風，將金屬材料捲起，運行至櫟陽附近而隨雨散落。但是，在缺乏科學的上古社會，這一自然現象就會被加以神秘主義的解釋。
靈異事件在一般黎民百姓那裡不過只是對自然的未知恐懼，但是在統治者手裡就會變為強化政治統治的資源。秦獻公對這件事的利用很是高明，「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白帝指贏秦始祖神少昊。贏秦是鳥圖騰崇拜部族，而少昊是東夷集團鳥圖騰部族的最高首領。秦人本為東夷集團贏姓的一支，後來西遷至以西垂為中心的隴南西漢水上游地區，少昊也便隨之由東方之神演化為西方之神了。
按五行說思想體系，西方和五色中的白色相配，故稱少昊為白帝；西方又和五行中的金相配，故得金瑞即為白帝之徵。設畤祭少昊的傳統，早在開國之君襄公時即己確立，《史記·封禪書》說：「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後世的秦國國君也基本沿襲這一做法。
少昊氏畫像
秦獻公利用「雨金櫟陽」，「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與其先祖的神化王權做法一脈相承。既然秦國的國君是少昊白帝的後裔，那麼他的王權就具備神聖性，民眾面對神之後裔，那還不乖乖滴服從嗎？神化統治者及其家族，這是數千年來中國專制統治者的一貫伎倆。
強大的秦制國家控制力正是在秦獻公時期形成了，秦國的國力也在這一時期獲得較大增長。獻公即位後「欲復穆公之跡」，「復穆公之故地」。為此，獻公向東部強鄰多次發動戰爭。經過最初兩次戰役失敗後，終於扭轉了局勢，於其在位的最後數年間，接連取得了三次重大勝利，再振了秦的國威。
獻公十九年(前366年)，秦發兵東擊，敗韓魏聯軍於魏地宅陽。獻公二十一年，攻打魏國，奪回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打過黃河深入魏境，斬首六萬人，取得了秦國前所未有的大勝利。二十三年(前362年)，秦軍伐魏，戰於少梁，獲勝，俘虜了率兵的魏國太子公孫痤痊，並攻佔了龐邑。三次勝利中以石門戰役影響最大，連周天子都派使者赴秦祝賀，「獻公稱伯」，被史家視為「秦始復強」的標誌。
秦軍
秦獻公也是秦國成就霸業的關鍵君主，早在獻公十一年，即周烈王二年(前374年)的時候，周王室太史儋就對秦獻公說過這樣一番話：「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出。」日後秦國的霸業路線圖，似乎就沿著太史儋的這一近似於讖語 預言走下去了。朱言以為，太史儋的話與其說是預言，不如說是期許，在周王室的眼中，秦國或許就是周制的繼承者，周制就是披著王道面紗的秦制，而秦制或許就是脫光偽裝的周制？
TAG:朱言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