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與恐懼中，我們失去的是個人真正的渴望與熱愛 | 紙城REVIEW

天下 01-04

本

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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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貢回到西班牙，驀然發現，他人生的其他使命早已也在三十八年的流亡生涯中消逝了：「對我們這些1939年不得不翻越比利牛斯山開始流亡的人而言，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空間，時間也打敗了我們，我們失去了和自己所剩無幾的國家共同演變的可能。當我的使命終於結束，我以為可以求得某種依靠，在六十一歲的時候，終於可以專心繪畫。我以為我會有這樣的機會，我想回到我真正的渴望與熱愛當中。當意識到已經來不及時，這恐怕是最艱難的事。」

西班牙1978年第一部民主憲法

12月6日是西班牙1978年第一部民主憲法的40周年紀念日，馬德里索菲亞王后藝術館開啟題為「民主的詩學：過渡時期的圖像與反圖像」的展覽，復原了1976年威尼斯雙年展的西班牙展館的部分展品，輔以當時義大利電視台拍下的影像資料。那是「後佛朗哥時代」的第一年，威尼斯成了流亡藝術家們集體發聲的舞台，名為「西班牙：藝術先鋒與社會現實（1936-1976）」的主題大展彷彿1937年首次展出《格爾尼卡》的巴黎世博會的續篇，展館一進門就是一張杯盤碟盞、餐巾桌布齊整的宴會長桌。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每個座位前方的葡萄酒杯旁邊都擺了一個桌簽：「米格爾·埃爾南德斯」「安東尼奧·馬查多」「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保·卡薩爾」……全是在內戰和戰後獨裁時期遇害的詩人、作家、學者和政治家。這個裝置藝術叫「缺席者的餐桌」。

一

《格爾尼卡》

女囚牢里，在每天下午決定第二天早上要死的人。到了晚上，修女們的腳步從一間一間牢室外滑過告知迫近的死訊。無人入睡。所有人都在等修女的腳步聲在不在自己的牢門外停下，直到聽見走廊盡頭牢房區的大鐵門「咔啦」關上，知道至少還有一天可活。

1933年，十五歲的胡安娜·唐娜在父親的抽屜里翻出來一本薄薄的冊子，剛開始她以為那是一本詩集，翻了翻發現講的是看不懂的共產主義，聽說街區里有個青年共產主義者的小組，便找上門去解惑。房間里貼滿了海報，有十四、五個年輕人用她激烈地討論著她聽不懂的話，十七歲的歐亨尼奧·梅森是其中之一。

1939年，她從阿利坎特的「杏仁林」集中營倖存下來，帶著奄奄一息的兩歲小兒擠在悶罐火車裡回到首都。那個飽受經年轟炸依然把床單撕成橫幅寫上「他們過不去」掛在街頭巷尾的馬德里已不復存在，街上的高音喇叭反覆放送著勝利的頌歌，人群向斜上方高舉右臂跟著旋律嘶吼。私底下，老百姓用諧音給「死刑」起了個女人名字叫「佩帕」，編了廣為流傳的歌謠「佩帕，佩帕，你帶這麼多男人去哪，你讓馬德里全空啦」。

1940年，她用偽造的證件去也塞利亞斯監獄探望丈夫。她知道他正在等待死刑執行，而他知道，如果她被抓住，等待她的也是同樣的結局。他們透過兩層電網看著對方，中間是一米寬的走道，警衛來來回回巡邏。得喊著說話才行。他只說了三句話：「救你自己，我愛你，不要再來了你會被發現的」。

就要處刑了，一切減刑赦免的辦法都無功而返，僅剩的可能是在行刑當天去東方公路上打劫運送犯人去墓地槍決的囚車。她只身前往聖塞巴斯蒂安籌款未果，回到馬德里的第二天又去了監獄。隔著兩層電網和一米寬的走廊，得喊著說話才行：「我什麼都沒帶」。他聽懂了。

1941年，他被執行槍決。最後一晚，他下了整夜的象棋，給她寫了一封信：「親愛的，振作！不要哭，把心臟抓緊。我會平靜地死去，因為曾經和你幸福地共度生命，因為始終忠實於你的愛。昨天你問我們要不要花。是的，帶花來吧，帶到我們的身體倒下的亂葬崗上來吧，他們唯一能槍決的只有我們的身體。我不想要眼淚。行動，行動，行動！吻你，我的布娃娃。願你幸福。歐亨尼奧。」

1947年，她在家中被捕，那天是她和他的兒子9歲的生日。警察繳走了她口袋裡的14個比塞塔硬幣，是她打算給兒子買個足球當生日禮物的錢。

二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在1939年12月31日的年終講話上，佛朗哥對德國的反猶政策大加讚賞，甚至宣稱西班牙十五世紀天主教雙王驅逐猶太人的先例為納粹做出了表率。也是在那次講話中，佛朗哥完全否決了一切和解的動議：「終結我們最近這場戰爭中的恨意與群情確實必須，但不是用那些自由派的辦法（他們提出的那種可怕的、自殺式的大赦不是諒解更像是詐騙），而是通過滿懷懺悔的服刑和勞動。我們有責任懲罰罪犯。」軍事法庭的審判只是走個過場，十幾、二十個被指控不同罪名的犯人同場受審是家常便飯，一個村子只要在內戰中發生過佛朗哥支持者受害的村莊，幾乎能確保會有死刑判罰，因為村子裡任何反對佛朗哥的人都可能遭到舉報，甚至無論是否有證據都可以被指控殺人罪。正如一例對一個鐵路工的死刑判決中所寫：「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此人參與了謀殺，通過他的信仰我們合理推斷出他做了。」——既然他們是共和國分子、社會主義者、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一定參與了。

1940年10月19日，納粹德國黨衛軍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抵達西班牙為之後希特勒和佛朗哥在西法邊境的會面打前站，途經城市無論聖塞巴斯蒂安還是布爾戈斯街道兩側都掛滿卐字旗。10月20日，長槍黨高級將領在馬德里麗茲酒店接待希姆萊一同前往會見佛朗哥，並在此後幾天帶他參觀了政治監獄和集中營。當他看到在正嚴重缺乏勞動力修復和建設道路房屋的西班牙有成百上千的壯年人在可怕的生存條件里等死，這個直接參与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後來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的德國人被震驚了。他告訴佛朗哥，西班牙在浪費寶貴的人力資源，他覺得佛朗哥政權應該槍決一小部分激進分子，關押一部分，讓剩下的人在嚴密的監控下勞動，而不是將所有人都消滅。希姆萊指出意識形態的敵人和種族敵人是不一樣的。但是佛朗哥並不買賬。

內戰結束後僅是瓦倫西亞大區的三個省份已有超過一萬五千人入獄，到了1939年底仍有一半以上繼續被關押，最終4700人被處決。政治難民被趕往阿利坎特市郊的一大片杏仁林里，路邊有倒下的屍體，是嘗試逃跑被擊斃的人。「很快，我們開始羨慕那些死人」。許多附近村莊都派人來認領犯人帶走處決。監獄裡，犯人們每天吃完飯要在大廳列隊唱一個小時的長槍黨頌歌右手向斜上方舉起法西斯式的敬禮，唱完歌最後要高喊「佛朗哥萬歲！長槍黨萬歲！」以及「西班牙，團結，西班牙，偉大，西班牙，自由！」唱錯詞的人會遭到毒打。

三

普里莫·萊維從奧斯維辛死裡逃生之後為死於集中營的愛人寫下短詩《1944年2月25日》：「我想要相信，是死亡之外的某些東西毀了你。」

四

四十年代，戰後大規模清洗與追捕異己剛剛開始的年頭，在一列開往馬德里的火車上，兩個警察走進車廂，要求裡面的五個乘客出示證件。好幾張證件要麼皺皺巴巴，要麼殘缺不全，甚至還有一張過期了。其中一個警察舉起其中唯一一張令他們滿意的身份卡給其他乘客看：「先生們，看好了，這他媽才叫證件！」

這張證件是西班牙人多明戈·馬拉貢在巴黎一個狹小的房間里偽造出來的。

內戰爆發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他正在給一個眼睛絕美的女孩畫肖像。那時他是馬德里最負盛名的聖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畢業年級的學生，在那個夏天中斷學業志願參軍，參加了馬德里大學城的保衛戰，同時為戰時刊物畫插畫。在1995年出版的兩卷本《西班牙二十世紀藝術史》中，我們可以在關於內戰時期繪畫與版畫的一章中讀到這樣的段落：「報刊中的插畫是這一時期最活躍的藝術形式。大刊物上的插圖都是由聲名顯赫的藝術家完成，有些發行量較小的報刊也與以下畫家合作：巴達薩諾、葉斯、帕利亞、馬拉貢……」

及至1938年12月，馬拉貢的部隊被迫退至西法邊境。戰敗已不可避免。1939年2月13日，他用枕頭套裝上所有能找到的食品（尤其是白糖）逃往法國。法南海灘上難民營里蔓延著飢餓與無望，馬拉貢依靠給營友們畫肖像畫轉移注意力，同在難民營里的一個叫何塞·馬丁內斯的軍官提出兩人一起逃去巴黎賣肖像畫為生。他們租了一個房間，馬丁內斯負責招攬顧客，拿照片回來讓馬拉貢畫肖像。馬丁內斯鼓吹他是「西班牙最偉大的畫家馬里亞諾·本利尤爾的兒子」。馬拉貢一聽說就連忙讓他不要這麼吹了——別的不說，本利尤爾是個雕塑家。

兩人沒幹多久就散了伙，納粹佔領法國後，一切變得更加艱難。一個同在法國的馬德里人見識到馬拉貢的繪畫、書法和裝裱藝術的功夫，介紹他開始為流亡者和在西班牙國內四處躲避迫害的人偽造法國和西班牙的合法證件。一個不同於畫布、石膏像與油彩的陌生世界敞開了門。他反覆用鑿子、筆墨做實驗，用廢舊輪胎的橡膠切成小塊刻印章，再用剃鬚刀片打磨。從舊貨市場的老書上撕下的泛黃的空頁成了真正被時間做舊的證件紙片。有一天，他在巴黎一個小攤子上遇見一種用來蓋沙發的透明罩子，質地恰恰和西班牙當局使用的給護照卡過塑的塑料膜一模一樣。於是他開始地毯式地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古董傢具市場和攤位搜索這種透明塑料。他偽造的證件讓無數同胞躲過佛朗哥政府的追捕，在西班牙和歐洲乘坐交通工具，或在法國合法生活。連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1967年奔赴玻利維亞與切格瓦拉並肩作戰得以成行，依靠的也是多明戈為他趕製的假護照。除了偽造證件和許可，他也用石膏做聖母和聖徒的半身像，中空的腹部用於傳遞《世界工人報》等地下刊物與文件。

1951年佛朗哥政權更換頒發了新的身份卡，西班牙媒體鼓吹它「不可偽造」，但是很快馬拉貢就全然無誤地複製成功。隨後，西共總書記卡里略任命他擔任「技術組」的負責人。除了西共的高層領導人，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工作和職業。為了保密和安全，為了不拖累親人涉險，他們的私人生活幾乎為零。工作日馬拉貢必須遠離家人，住在另一個小房間里。對於他在西班牙的家人而言，自1946年起他就音信杳無，直到1964年，他的兩個兒子憑著父親的描述在馬德里的維多利亞女王大道上找到那間老房子，敲開門的時候，孩子們正要開口問門內的老太太是不是馬拉貢的母親，她卻沒等他們說完就高興地大叫：「我兒子活著！我兒子活著！」

時之終結，佛朗哥死後，馬拉貢偽造的最後一份證件是卡里略的護照。偽造者作坊完成歷史使命，馬拉貢回到西班牙，驀然發現，他人生的其他使命早已也在三十八年的流亡生涯中消逝了：「對我們這些1939年不得不翻越比利牛斯山開始流亡的人而言，我們失去的不僅是空間，時間也打敗了我們，我們失去了和自己所剩無幾的國家共同演變的可能。當我的使命終於結束，我以為可以求得某種依靠，在六十一歲的時候，終於可以專心繪畫。我以為我會有這樣的機會，我想回到我真正的渴望與熱愛當中。當意識到已經來不及時，這恐怕是最艱難的事。」

他到底沒能當成畫家。

五

憲法四十周年意味著西班牙的民主時期終於比內戰加上佛朗哥獨裁的歲月更長久了。從1936年到1975年，在戰爭與戰後壓迫中缺席的遠不僅是威尼斯雙年展展館入口那張餐桌上一個個寫入史冊的名字，更是無數普通人的生命原本的可能性。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在佛朗哥時代寫詩是殘酷的：缺席的三十九年》

《獨裁如是：佛朗哥壓迫紀事十則》

巴勃羅·奧爾達茲、安東尼奧·希梅內斯·巴爾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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