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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第三帝國毒品使用的書,本意是提供觀察納粹德國歷史的新視角

一本研究第三帝國毒品使用的書,本意是提供觀察納粹德國歷史的新視角

打開德國作家諾曼·奧勒(Norman Ohler)的個人網站,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張黑白照片——瘦高的奧勒穿著西裝站在一座空蕩蕩的廢棄屋裡,陽光透過窗戶把他的影子印在了斑駁的地面上。照片上有幾個大寫的英文字母「BLITZED」(《亢奮戰》),這是奧勒三年前出版的一本書的名字。

《亢奮戰:納粹嗑藥史》(Der totale Rausch: Drogen im Dritten Reich)自出版之後,在德國迅速成為了暢銷書。次年英文版的《亢奮戰》(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出版之後,也迅速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衛報》將其選為了 2016 年的年度圖書。

一本研究第三帝國毒品使用的書,本意是提供觀察納粹德國歷史的新視角

這本書的流行在情理之中——在奧勒之前,主流史學界並沒有把毒品作為納粹德國歷史中很重要的問題進行專門的探討,公眾對於這個問題更是幾乎沒有了解。更何況,從任何一個視角看,「嗑藥」本身就能吸引公眾目光。

奧勒把這本書的緣起追溯到自己的童年。他的爺爺曾在納粹德國佔領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個雖然小但很重要的火車站擔任過鐵路工程師,在那裡他曾經看到過一輛載滿猶太人的火車開往附近的特雷津集中營(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

1980 年代初,受石油危機的影響,西德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社會出現了種種問題。奧勒的爺爺開始懷念納粹德國的社會秩序——「在希特勒的統治下,這些問題都不會發生,一切都井然有序」。不僅爺爺如此,其他人也陷入了類似的情緒。

集權體制下的高度秩序化社會,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年輕的奧勒還是希望對當時社會流行的懷舊情緒予以反擊——以揭示第三帝國真相的方式。

然而這個計劃一度被放棄——納粹德國是一個被反覆研究的話題。「這個話題的每個邊邊角角,每一條脈絡,都經過了千百遍梳理。德國國防軍是自古以來被研究得最透徹的軍隊。對於當年的那段歷史,我們自恃無所不知。第三帝國就像是一處被封存的遺迹,每一個想要從中覓得新發現的嘗試,都近似於妄想,甚至顯得滑稽可笑。」

推動納粹德國寫作計劃重新復活的,是奧勒的一位朋友——柏林一位對毒品和歷史都很有研究的 DJ 亞力克斯·克萊默(Alex Kraemer)。有一天克萊默給奧勒講了一個故事:一位古董商發現了一些 20 世紀 30 年代遺留下來的甲基苯丙胺藥品,他嘗試後發現,這種葯具有很強的興奮作用。這種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藥片在當時被叫作「柏飛丁」(Pervitin),現在,甲基苯丙胺更為大家熟知的名字是「冰毒」。

這個故事引起了奧勒的興趣。早年嘗試大麻和一種名叫「天使粉」(angel dust)的強效致幻劑的經歷,讓他知道軟性毒品對於人精神狀態的影響力。他開始查閱散落在各地的關於納粹德國的檔案,柏林、科布倫茨、慕尼黑、薩克森豪森、達豪、華盛頓……翻閱的檔案越多,奧勒發現毒品同納粹德國的聯繫也越來越多:從普通民眾、軍隊到政府高層,甚至是一向以素食、不沾煙酒形象示人的希特勒,都在「嗑藥」。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納粹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伊始就頒布了嚴格的禁毒令。

納粹禁毒令的背景是一戰失利後德國失落而又頹靡的社會氣氛。「人們寧願以逃避的方式躲進迷幻世界,而不願直面不盡如人意的現實」。隨處可得的嗎啡、海洛因和可卡因讓柏林變成了「人造天堂」,成了歐洲的冒險家樂園。

對這一現象抨擊最為猛烈的納粹黨在奪取政權之後,便對此前魏瑪共和國包括開放和多元化在內的享樂文化進行徹底剿殺,同時開展了全面的禁毒運動,甚至於對吸毒者採取了強制絕育的極端措施:「從種族衛生的角度出發,我們應當考慮採取措施,制止嚴重毒癮患者的生育。」

禁毒政策也與納粹的種族政策合二為一,一起為納粹打開清除異類的方便大門。在納粹的宣傳口徑里,猶太人和毒品一樣是「有毒並具有傳染性的統一體,共同威脅著德意志的安全」。鴉片、嗎啡、癮君子、毒販和猶太人,這些不為納粹體制所容忍的異類都是需要消除的「毒品」。

在清除「毒品」的同時,納粹德國在戰前經歷了一段欣欣向榮的時期:失業率不斷下降、工資水平持續上升,一派繁榮的景象。經濟的復甦、社會秩序的恢復重新燃起了德國人對國家的希望,普通人也在納粹統治之下享受到了安穩富足的好處。然而此時,提神醒腦的柏飛丁也應運而生。

開發出甲基苯丙胺的泰姆勒公司在 1938 年將這款「新型能量劑」推向市場之後,迅速走俏,甚至連巧克力中都會添加甲基苯丙胺。人們相信它可以提高學習成績、讓工作更有效率、改善情緒、讓人更聰明、增強體力、甚至能夠減肥。打字員、演員、學生、醫生、商人、長途車司機、消防隊員乃至家庭主婦都在服用柏飛丁,不再需要午睡,「人人都精神百倍,幹勁十足」。

在社會快速發展、時代巨輪滾滾向前的年代,每個人都渴望創造成績,唯恐跟不上時代的節奏,成為落後的淘汰品。柏飛丁的流行就是當時時代精神的縮影:它是推動個體跟上時代發展的助力劑,是幫助德國人民實現「自我治癒」的良藥。

軍隊也是如此。當希特勒發動了戰爭之後,在面對比自己強大的英法聯軍的時候,柏飛丁是德國在戰爭初期獲勝的關鍵籌碼之一。利用柏飛丁強大的興奮能力,德國軍隊通過晝夜不休的快速推進,以閃電戰的方式將法國軍隊打了個措手不及。毫無疑問,德國「軍功章」的成分里也含有甲基苯丙胺。「德國國防軍是全世界第一支以化學毒品為武器的軍隊」,奧勒在書中寫道。

至於帝國元首的希特勒本人也是嚴重的藥物依賴者。他需要依靠自己的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雷爾(Dr. Theodor Morell)不斷為自己注射荷爾蒙、類固醇、維生素合劑來保持活力。而到了戰爭後期,僅靠這些藥物已經無法滿足希特勒病痛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疲憊的身體,莫雷爾開始為希特勒注射優可達,一種鴉片類物質;另一位醫生埃爾文·吉辛則曾用可卡因為希特勒進行塗抹治療。

不過,奧勒沒有在書中回答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多少劑量才會構成「毒品」?

畢竟,不只是納粹德國,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也曾公開售賣過含有嗎啡成分的安神劑、含有可卡因的合成飲料,而海洛因在上市之初也曾用於生產小兒止咳糖漿。甲基苯丙胺,或者冰毒,和歷史上所有的毒品一樣——無論是鴉片、可卡因還是海洛因——在剛被發現或者創造出來的時候,都曾廣泛用於止痛或者提神。毒品和藥品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是否濫用:濫用的藥品是毒品。

在奧勒構建的語境里,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柏飛丁是毒品,他提到了柏飛丁的普遍使用,然而並沒有給出具體的統計數據或者進行有根據的統計推算:在納粹德國 7800 萬人口中,有多少人曾經服用過柏飛丁?其中持續服用的人數又有多少?即使柏飛丁被廣泛使用,普通民眾服用的劑量是否足以構成生理成癮?這些問題,奧勒在書中並沒有回答。

另外一個問題是,希特勒所用的藥物中的荷爾蒙和類固醇,同樣也被奧勒稱為「毒品」,而且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希特勒在戰爭前期和後期巨大的性格反差,甚至一些看起來匪夷所思的戰爭決策都與其所依賴的荷爾蒙、類固醇、優可達、可卡因這些被奧勒統稱為「毒品」的物質有關。在一本非虛構的歷史著作中這樣的處理是否合適?

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以「毒品」之名來闡述納粹的歷史,是否是可以成立的角度?

奧勒承認,「毒品」並不能左右歷史的走向。

「一方面我認為如果你把所有毒品都去掉,戰爭的結果也是一樣的。德國會戰敗,無論有沒有毒品,結果不會有什麼分別,因為德國不可能贏得戰爭,德國沒有獲勝的資源,沒有人力。對於一個中歐國家來說,想要在西邊和東邊都贏得戰爭根本不可能。就算希特勒沒有吸毒,結果也是一樣的,因為希特勒是種族份子,他相信德國是最優秀的,德國終將會贏得戰爭,即使現實根本不是這樣。毒品只不過改變了結果出現的方式。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毒品既改變了一切,也沒有改變一切,這就是歷史的矛盾之處。」 奧勒在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採訪時說。

莫雷爾詳細的用藥記錄為這本書最具有可讀性的部分——希特勒越來越重的用藥需求和納粹德國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之間的相互交錯——提供了足夠豐富的材料支撐,這讓奧勒用豐富的細節給讀者提供了身臨其境一般的感受。不過這有可能增加了「毒品」部分文本本身的感染力,從而讓讀者忽視其中辯證性的事實。

自從出版之後,這本書就掀起了巨大的爭議。曾任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的德國史專家 Richard John Evans 教授曾在《衛報》專門撰文批評奧勒的這本書。他認為奧勒過分誇大了毒品在納粹德國軍隊和民眾中的普及程度和影響力,而在希特勒濫用毒品的問題上,奧勒的結論也與此前歷史學家已有的研究並不相符。他說:「奧勒身為小說家的技巧讓他的書遠比學術調查具有可讀性,但是這是以真相和準確為代價的,在這樣一個歷史敏感的領域,代價實在太高。」

面對 Evans 的批評,奧勒不以為然。他認為 Evans 並沒有仔細閱讀這本書,他的批評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領地」。在奧勒眼裡 Evans 無法想像「一個非歷史學家進入了他了解最多的領域,而且突然發現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情」。

對於奧勒來說,「毒品」是其觀察第三帝國的一塊放大鏡,他並不企圖通過全景式的描述讓讀者全面地了解納粹德國。他在書中寫到:「本書所呈現的是一個非常規、扭曲變形的視角,其意是通過變形,使某些局部變得更加清晰可見。德國的歷史並不會因此被改寫,甚至被重寫。只是當人們在未來講述它時,有些部分或許會變得更具體、更精確。」

所以奧勒會在書中寫到以「毒品」之名對猶太人的污名和清理,寫到希特勒為了維護形象對藥物依賴越陷越深,寫到納粹軍隊為了戰爭的勝利而對柏飛丁的濫用置之不理——哪怕德國公共衛生負責人利奧·康蒂數次試圖對柏飛丁的使用進行管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毒品」的科學判斷問題並不是奧勒關心的重點,奧勒更想強調的是「毒品」的政治意義——劃分毒品與否的關鍵不是科學的依據,而是對統治者是否有利。

在 12 月 16 日晚,奧勒受《亢奮戰》中文版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了一場圖書沙龍活動,宣傳他的第一本中文作品。在與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的對談中,奧勒談到:「納粹的問題最主要其實不是毒品的問題,而是不自由的問題。在納粹德國時期大家是不自由的,他們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言論,他們必須要接受這種毫無意義的戰爭,他們要面對這種反猶或者參與反猶的情緒中來,這可以說是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所以我們現在要研究我們怎麼樣能夠創造一個自由的社會。」

不過,他也認同科學認知毒品的重要性。「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毒品問題都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所以我們也要敏感地去對待,我們要用一個科學的、理性的視角去看待這個問題。」

題圖來自wikipedia,長題圖來自諾曼·奧勒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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