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輔政大臣霍光以皇帝名義，命令丞相田千秋召集六十多名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等大臣進行辯論，討論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是為「鹽鐵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論辯雙方還討論到一個歷史事件——商鞅變法。

代表朝廷經濟控制的大夫派對商鞅及其改革評價甚高，他們認為：

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傷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並六國而成帝業。

作為主張讓利於民、發展民營經濟的賢良文學派則對商鞅變法惡評甚烈，稱「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

商鞅變法

在賢良文學看來，秦國的商鞅之法、嚴刑峻法，對社會的無死角控制，以及對經濟利益的瘋狂攫取，既造就了秦帝國的建國之基，更為帝國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在兩漢時代，兩位史學巨擘對於商鞅及其變法的評價也大相迥異。太史公司馬遷雖對商鞅之法頗有微詞，但也從效能主義的角度對商鞅變法予以不少肯定，言其變法使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東漢的班固則把商鞅變法說得一無是處，認為秦國「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

鹽鐵會議

在司馬遷筆下，商鞅變法帶來的是一個整齊劃一，且又豐衣足食的秦國。但是，《漢書》中的商鞅變法則造就一個橫徵暴斂、嚴刑峻法、國富民窮的秦國。那麼，商鞅的經濟政策究竟如何，對秦國及日後的中國歷史發揮了什麼影響？還是回到《商君書》本身來看這個問題。

商鞅的經濟政策，其核心要義就是集中資源發展農業。《商君書》中的《算地》篇有一句話，「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與戰。」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要讓民眾專心從事農業生產，同時也成為國家戰爭機器的兵源力量。

商鞅的「重農」政策不僅僅是一種取向，更是一種有著國家強制暴力為後盾的制度。商鞅要將秦國各行各業的人都轉化為耕戰之民，首先得壓縮非農生產之人的生存空間，商鞅在《墾令》篇列舉20個措施來驅民耕戰，其中有將商業、娛樂業、客店業、手工業、運輸業、打獵、捕魚、採集、採礦等行業人轉化為農耕之民的各類具體措施。

《商君書》

在這些強力措施驅動之下，商鞅進行了一場力度空前的經濟控制和官營化運動，下面擇其要點談一談商鞅是如何驅民為農的？

首先，打擊商業及商人勢力，將商人及圍繞商人而生存的人們轉化為農耕之民。糧食是農業社會的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商鞅首先禁止糧食等農產品的出售與買賣，即：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這段話出自於《商君書》中的《墾令》篇，主要的意思是國家權力要控制糧食資源，使得商人無法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農民也無糧可賣。如此一來，商人階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間，也會由商而農。

商鞅

戰國時期，在軍隊駐地附近，出現了軍市。軍市上徵收的市租可供軍官與軍隊享用，士兵可以在軍市上買到生活日用品，同時對軍市也有管理的種種規定。在商鞅看來，「軍市」的存在也是阻礙「農戰」基本國策的社會問題。對於「軍市」，商鞅的態度是取締：

其一，「令軍市無有女子」，這就徹底禁止了軍市中女性從事歌姬等娛樂業，斷絕了軍人被聲色影響的可能性；

其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戰爭需要的「甲兵」都需要民眾自給，那麼從事相關行業的商人也失去存在可能；

其三，「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奸謀無所於伏······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這一政策是禁止糧食私人運輸與買賣，這就讓以前游于軍市的「輕惰之民（商人）」沒有生存的空間，由於糧食徹底與市場交易絕緣，那麼因市場而衍生的盜糧、送糧者私市的弊端也就沒有了。

秦軍

在商鞅看來，秦國民眾只需維持在最低生存需要的水平就可以，任何享受型消費都是「農戰」國家的罪惡。為此，商鞅主張提高酒肉等產品價格，即「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則商賈少·······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這段話中的「朴」字指的是酒肉的成本價格，也就是政府通過干預市場，人為將價格無限制的抬高，以此來減少酒肉生產以及買賣的人數，並把他們轉為農民，為秦國的「農戰」國家機器服務。

「重農抑商」不僅是一種政策取向，更是一種強力制度，那麼重稅也是必然之舉。商鞅主張「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對商業征以重稅，這樣一來，商業就成為無利可圖的行業，農耕之民自然穩定。

秦軍

在商鞅的制度設計之下，非但享受型消費沒有必要，娛樂趣味更是罪惡。商鞅的措施是禁聲服，即禁止一切娛樂行業，「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在商鞅看來，禁止娛樂行業有兩個好處，一是百姓不受娛樂的影響而專一於農，二是從事娛樂行業的人因此而無生活著落，不得不從事農業生產。

商鞅想要構建的是一個維持基本生存狀態，政府對社會和民眾嚴密無死角控制的國家，人民專心農業生產，活著的價值就在於農和戰，任何娛樂和改善型的消費都是罪惡！那麼如何讓民眾安心服從國家的這種制度設計呢？除了強大的暴力機器之外，商鞅的制度還有一招非常厲害的「愚民」政策！在《商君書》的《墾令》篇中，有這樣一句話：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別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秦軍

商鞅很清楚，學問會讓人變得有智慧，這對農戰之國來說便會很危險，於是他禁止以學問來獲得官爵，形成「知識無用」的風氣，這種風氣形成後，民會變得很愚蠢，民愚了便會「勉農而不偷」。

除了愚民，商鞅還嚴格禁止民眾遷徙，「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商鞅的意思是讓老百姓世世代代待在一個地方，不許他們走動，這樣他們的眼界和視野就會很小，從而變得愚昧無知，由於愚昧無知，那些不想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也想不出別的活路，也只好從事農業上產了。

秦軍

愚民政策最關鍵的還有對於知識傳播的禁止，「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商鞅不僅禁絕普通老百姓遷徙，而且還杜絕學問家穿梭於百縣，防止他們把學問傳播於農民，這樣「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若如此，則國民就不知道除農耕之外還有別的強國和謀生手段。

商鞅設計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灰色的，沒有生氣的農戰之國，其影響也不止在商鞅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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