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蒙元時期葡萄酒文化歷史考

中國有著悠久的栽培葡萄及釀造葡萄酒的歷史，經歷代傳承和發展，葡萄酒在蒙元時期已在蒙古宮廷中有所流傳，且因稀缺故被人們視為珍貴之物。有關蒙元時期葡萄酒文化的研究，目前學術界尚未給予過多關注，現今人們很難對葡萄酒及其相關文化在蒙元時期的流傳有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認識。鑒於此，筆者以史籍文獻為基礎，挖掘和整理了一些前人尚未給予重視和關注的記載蒙元時期葡萄酒文化的詩詞，並梳理這些詩詞中蘊含的史料信息，希冀能夠引起相關領域學者對蒙元時期葡萄酒文化的關注。

葡萄酒在蒙古族宮廷中的流傳

我國有著悠久的葡萄栽培歷史，其最早可追溯到漢武帝時期。據《漢書》記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復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1]《馬可波羅行紀》記載：「野生葡萄在中國古代疑已有之，家生葡萄則在漢武帝時由張騫從大宛(Ferghana)揣回。」[2]由此可見，漢武帝時期人們不僅掌握了葡萄的栽培技術，而且對葡萄酒亦有一定認識。古代人們對葡萄的稱謂亦不盡相同，元朝之前人們稱其為蒲陶，之後稱為葡萄，並一直沿用到現今。正如《漢書》所言：「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3]又如《史記》所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4]《飲膳正要》記載：「葡萄酒益氣調中，耐飢強志，有數等。」[5]表明葡萄及葡萄酒在元代的普及要遠勝於先前，而且人們對其的認識亦更為深入。

成吉思汗時期葡萄酒成為蒙古宮廷中的稀缺酒品，蒙古族在飲用葡萄酒的同時亦對其性味有了一些感官上的認識。據《黑韃事略》記載：「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貢來。」[6]有元一代，蒙古族不僅保留了飲用葡萄酒的習俗，而且葡萄酒還常被大汗及貴族們用於大型的祭奠活動。《元史》載：「潼乳，葡萄酒，以國禮割奠，皆列室用之。」[7]同時，為滿足蒙古宮廷及貴族們飲用葡萄酒的需求，忽必烈還命人在「宮城中建葡萄酒室及女工室」[8]。由此可見，元代蒙古族對葡萄酒是何等嗜愛。元代初期蒙古宮廷飲用的葡萄酒多屬朝貢之物，其產地亦各不相同。據《飲膳正要》記載：「葡萄酒有數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陽、太原者。」[9]這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表明，葡萄酒及其製作技藝在元代的流傳已是極為廣泛。

《析津志輯佚》記載：「醖之時，取葡萄帶青者。其醖也，在三五間磚石甃砌乾淨地上，作甃磁缺嵌入地中，欲其地凹以聚，其瓮可容數石者。然後取青葡萄，不以數計，堆積如山，鋪開，用人以足揉踐之使平，卻以大木壓之，覆以羊皮並氈毯之類，欲其重厚，別無曲葯。壓後出閉其門，十日半月後，窺見原壓低下，此其驗也。方入室，眾力下氈木，搬開而觀，則酒已盈瓮矣。乃取清者入別瓮貯之，此謂頭酒。復以足躡平葡萄滓，仍如其法蓋覆，閉戶而去。又數日，如前法取酒窨之。如此者有三次，故有頭酒、二酒、三酒之類。直似其消盡，卻以其滓逐旋澄之，清為度。上等酒一二盅可醉人數日。」[10]可見元代人們對葡萄酒的釀造技術已非常通曉，且對葡萄酒品質的鑒定已有所掌握。另據，元好問《遺山集》記載：「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造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並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1213-1216)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11]通過這段記載可知，葡萄酒製作技藝在元代宮廷及民間均有著廣泛普及，但二者的具體製作技藝並不相同，前者較後者更為講究。不僅如此，隨著葡萄酒在元朝的廣泛流傳，人們在掌握製作技藝的基礎上，還掌握了辨別真偽的方法。據《本草綱目》記載：「元朝於冀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辨其真偽，真者下水即流，偽者得水即冰凍矣。」[12]

概言之，中國古代有著悠久的葡萄種植歷史，這為葡萄酒製作技藝在中國的產生奠定了堅實基礎。經歷代傳承和發展，至蒙元時期，人們不僅對葡萄酒性味及製作技藝有著深刻認識，而且對其品質和真偽的辨別亦有一定掌握。不僅如此，蒙元時期還出現了諸多記載葡萄酒文化的詩詞作品，為現今相關學者們探究蒙元時期的葡萄酒文化提供了重要參考素材。

蒙元時期有關葡萄酒的文學作品

元代，隨著葡萄酒及其製作技藝的廣泛普及，人們不僅對其性味及品質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而且文人墨客還留下了許多關於葡萄酒的詩詞創作，這些文學作品有助於今人更多地了解葡萄酒在元代的流傳情況，有效地彌補了現存文獻資料對元代葡萄酒記載的缺略和不足。現將元代文人關於葡萄酒的詩詞創作歸納如下：

一是在宮廷及官府中流傳葡萄酒的詩詞。例如，《張小山北曲聯樂府》載：「朝回天上紫宸班，笑倚雲邊白玉闌。醉飛柳外黃金彈，鶯啼春又晚，綠雲堆舞扇歌鬢。蕉葉杯葡萄釀，桃花馬柞木鞍，嬌客長安。」[13]這段詩文的大意是作者外宦回朝，天子在宮廷接待了他。其間蕉葉杯飲葡萄酒，桃花馬配柞木鞍，一代嬌客，飲醉長安。謝應芳《龜巢稿》言：「酌來天上葡萄酒，洗去胸中苜蓿盤。官樣文章新製作，老夫刮目待歸看。」[14]鄧雅著《玉笥集》記載：「蒲萄酒，鸚鵡杯，舉杯縱賞酴醿開。」[15]這段詩文主要對宮廷及官府中的人們在緩慢的歌舞聲中飲用葡萄酒和觀賞發酵中的葡萄酒進行了描述。一方面反映了時人對葡萄酒的喜愛，另一方面亦藉助飲用葡萄酒來抒發自己追求快樂和長生的想法。此外，方回撰《瀛奎律髓》及王逢著中亦對葡萄酒在官府中的流傳作過一些描述，「刺史蒲萄酒，先生苜蓿盤。一官違壯節，百慮集征鞍。」[16]《梧溪集》記載：「官廚日送葡萄酒，畫省春看芍藥闌。不忘舊屬丞相掾，手圖天馬獻金鑾。」[17]

二是反映葡萄酒與民間百姓生活關係的詩詞。《湛然居士集》言：「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葡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沙。」[18]描寫了元代山西居戶和人口之多，人們種植了諸多瓜果，如馬首瓜(形如馬首大的甜瓜)、葡萄與杷欖，百姓開始自己釀製葡萄酒。《湛然居士集》又載：「積年飄泊困邊塵，閑過西隅謁故人。忙喚賢姬尋器皿，便呼遼客奏箏琴。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欖花前杷欖仁。酒釅花繁正如許，莫教辜負錦城春。」[19]描寫了葡萄架下喝葡萄酒、聽箏、吃瓜的場景。再據張可久《張小山小令》載：「芙蓉春帳，葡萄新釀，一聲金縷槽前唱。錦生香，翠成行，醒來猶問春無恙，花邊醉來能幾場？」[20]另外，一些詩文典籍還對普通百姓釀造葡萄酒的方法以及閑暇時刻人們飲用葡萄酒的事例進行了描述。如蔣易《皇元風雅》：「地白雪方作，城烏夜始啼。鳳枝久不定，達曙未能桋。長安多逆旅，客意勢連雞。豈不懷其寶，念子寒與飢。我瓮酒初熟，葡萄漲玻璃。野老日無事，出望幾千回。如何不見來，覆此紅螺杯。」[21]詩文不僅描述了戰爭為人們帶來的凄涼場景，而且還表達了鄉間老人對兒子的挂念之情。

三是關於中國葡萄的引入和種植的詩詞。楊允孚《灤京雜詠》：「嘉魚貢自黑龍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誇鳳髓，北陲異品是黃羊。」[22]此段詩文描寫了元代宮廷的食物來源極為廣泛，如黑龍江的嘉魚、西域的葡萄酒、南方的鳳髓(一種茶名)以及漠北地區的野生黃羊。又如丁復《檜亭集》言：「一馬百馬等馬爾，百馬一馬勢態異。龍眠老李意脫神，代北宛西無不至。樓蘭失國龜茲墟，玉門無關但空址。蒲萄逐月入中華，苜蓿如雲覆平地。」[23]描述了漢武帝元封三年派兵打敗西域樓蘭，並帶回了葡萄和苜蓿，隨後在中原地區進行廣泛種植。顧嗣立《元詩選》言：「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揮灑出天機。碧雲涼冷驪龍睡，拾得遺珠月下歸。」[24]顧嗣立《元詩選》亦對中國葡萄的種植歷史進行了描述，如「上苑根株少，風沙道路長。也知隨漢節，終得薦君王」[25]。這說明了漢武帝宮苑中種植的葡萄是由張騫從西域經長途跋涉而帶回中原的。

四是讚美葡萄及葡萄酒的詩詞。薩都剌《薩天錫詩集》言：「揚州酒美天下無，小槽夜走蒲萄珠。金盤露滑碎白玉，銀甕水暖浮黃酥。柳花吹盡春江漲，雪花鰣魚出絲網。李郎載酒過江來，開酒斫魚醉春晚。」[26]詩文中的「小槽」指古時制酒器中的一個部件，葡萄酒由此緩緩滴出。王冕《竹齋集》載：「黃童白叟不可留，山風慘淡江風愁。十里長亭正花柳，綠波翻動蒲萄酒。玉笙吹切蓬萊雲，西去青山如馬走。」[27]方回《桐江續集》：「踰燕涉漠將十霜，西風滿眼榆林黃。時逢北客話圍場，鞍馬意氣猶揚揚。駱駝紅乳蒲萄酒，袒割一醉千百觴。君今病痁卧南方，掉頭不顧尚書郎。」[28]「觴」古代的一種酒杯;「紅乳蒲萄酒」是指用歐亞品種的葡萄釀成的酒。

概言之，上述詩詞作品不僅揭示了葡萄酒產地、栽培和釀造歷史，而且還對蒙元時期的葡萄酒文化，包括葡萄酒特色、時人對葡萄酒的態度以及葡萄酒在不同社會階級中的流傳情況等進行了描述。這些詩詞一定程度上為現今蒙元時期葡萄酒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素材。

討論

蒙元時期，葡萄及葡萄酒不僅流傳於蒙古大汗與貴族們的飲食生活中，而且在部分蒙古族百姓生活中亦有著一定流傳，但是其流傳範圍卻很難與馬奶酒相提並論。究其原因具體可歸納為：一是早期蒙古宮廷中的葡萄酒多屬朝貢之物，加之數量有限，故常被人們視為珍貴之物，進而極大地限制了葡萄酒的傳播範圍，普通百姓難以廣泛接觸當是情理之中。二是受生產方式的限制，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製很難適應以畜牧業為主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需求，故很難得以廣泛普及。三是蒙古族悠久的馬奶酒文化制約著葡萄酒在蒙古族地區的流傳。早在蒙古族統一草原前馬奶酒及其相關習俗就已根植於蒙古族的不同社會階級中，有元一代，蒙古族對馬奶酒及其相關文化的嗜愛則較先前更甚，悠久及深厚的馬奶酒文化從根本上束縛著葡萄酒文化的傳播，進而縮小其流傳空間。

另外，通過對現存文獻的收集和整理，筆者認為蒙元時期人們對葡萄及葡萄酒的關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記載蒙元時期葡萄及葡萄酒的詩詞並不多見，經筆者收集整理尚不足四十餘篇;二是詩詞記載內容多以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釀造歷史以及人們對其的感官特點為主，而對葡萄酒文化及其具體習俗涉及較少。

最後仍需提及的是，雖然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族就已有一定的農業生產，元代更是得以進一步發展，但是從現存史籍文獻資料中筆者卻並未查閱到任何記錄蒙古族自己種植葡萄以及釀造葡萄酒的資料，即便一些史料對蒙元時期葡萄酒的釀造技術作出過一些描述，但也並未說明是何人造酒。也就是說，通過對現存史籍文獻資料的翻檢可以確定：蒙元時期蒙古族就已開始飲用葡萄酒，但是有關此時蒙古族是否掌握了種植葡萄和釀造葡萄酒的製作技藝，筆者認為在沒有更新文獻資料及考古出土實物資料之前，僅憑現有史料是難以確切說明的。這或許正是當前蒙元時期的葡萄酒文化研究成果較少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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