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晚清史

馬 勇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周年紀念,這就意味著歷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經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歷史幾經變遷,按照傳統中國正統史觀,清朝對於我們今天應該是前朝的前朝。然而由於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我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將清朝視為前朝,於是晚清的歷史對於我們今人而言,猶如勝利者去寫自己的成功史,於是也就留下許多還可以繼續探討的空間。

晚清歷史還有可以探討的空間,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的敘事模式可能被嚴重妖魔化了,而且可能還不止一次被妖魔化。

晚清歷史的第一次被妖魔化,可能來自康有為和梁啟超這批改良主義者。他們在甲午戰後最先發現中國問題的關鍵,最先發出政治變革的呼籲。這些呼籲合乎當時中國的政治實際,於是很快從理論轉為實踐,於是開啟了一個「維新時代」。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變革到了 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複雜,但是無論如何,譚嗣同等六君子不經審判就被誅殺,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被常年流放海外,這在道義上確實構成了對清廷的不利,對康、梁的有利。而且還有一個細節必須注意的是,作為政府,清廷在 1898年秋天全部事件處理完畢、宣布完畢,不可能整天喋喋不休反覆嘮叨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來龍去脈,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政府的正當事情。而作為被緝捕流亡的人,康有為、梁啟超是無論如何也忘不了 1898年的那個秋天那個夜晚,在此後漫長的流亡歲月里,他們其實在很多時候都是靠著回憶過去支撐著自己的信念。於是歷史故事在他們一遍又一遍的講述中日趨完善,我們通過他們知道:在清廷內部存在一個政治上的堅定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總頭目就是那個可惡的老太婆,主要幹將就是那幾個滿洲高官如榮祿,如剛毅,以及還有與清廷關係複雜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等。至於他們敬仰和一直宣稱要救助的,就是那個英明的小皇帝光緒帝,這個小皇帝是中國的希望和未來,是日本明治天皇、沙皇彼得大帝一類的偉大領袖。光緒帝被塑造成中國政治改革的化身,進步的希望;慈禧太后則成為政治上的保守者和頑固派的領袖,是近代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

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政治史的建構當然不能說是惡意的編造,其實只是他們作為政治局中人和政治邊緣人的想像,他們兩人只見過光緒帝一次,梁啟超的談話不過十五分鐘,康有為的談話時間稍長些,也不過一個小時,他們對皇上的理解只是出於一種感情,與事實確實沒有多大關係。至於他們對慈禧太后、榮祿、剛毅、懷塔布,還有袁世凱等人的憎恨,更是依據各種傳言,沒有事實依據。不要說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不會清楚他們是誰,就連恭親王也不過稱他們為「廣東舉人」,根本分不清誰和誰。所以,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政治史的建構是想像多於事實,即便是梁啟超,後來也真誠表達了自己的歉意,以為自己在《戊戌政變記》等相關文字中的表述是激情大於真實,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宣傳,並非歷史真實。

梁啟超的態度是坦誠的,值得敬佩的,其實接續他們這批改良主義者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黨人,對於康、梁建構的晚清政治場景是不信任的,是不會當作一回事的。革命黨人從來沒有想過利用清廷內部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之間的矛盾進行挑撥,而是始終將清廷、清政府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在革命黨人眼裡,不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頑固派、守舊派,即便是那個被康有為、梁啟超捧上天的光緒皇帝,在革命黨人看來並不是什麼真理的化身,不過是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政治「小丑」。

革命黨人不能接受康有為、梁啟超對晚清政治的想像,他們憑藉著自己的智慧對晚清政治進行了重組和建構,他們認為晚清末尾十幾年朝廷主導的政治變革都是騙人的把戲,是一個不敢不願退出歷史舞台的統治階級在故意拖延時間。當 1901年新政啟動後,革命黨人這樣說;當預備立憲開始後,革命黨人依然這樣說;結果到了皇族內閣出台,到了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出台,歷史就這樣乾脆地證明了革命黨人的預見。於是從那之後,人們不再認為清廷最後十年的政治變革有意義有價值,從而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上譴責清廷對中國發展的延誤和延遲,晚清十年的政治變革成了欺騙人民、拖延革命的陰謀,康有為、梁啟超捧上天的英明領袖也被革命黨人打入地獄。

一百年過去了,大清王朝的背影漸漸遠去,這個王朝也逐漸融入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成為緊密結合的一部分。滿洲統治者不再是孫中山所指責的殖民者,晚清的政治變革也不再像革命黨人所指責的那樣只是一場鬧劇、一場騙人的把戲。如果我們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和敬意去看待包括改良主義者、革命者、清廷、清政府在內的全部歷史,我們就會發現過去所接受的歷史認知可能還真有繼續探討的空間,可能並非先前所說的那個樣子。

近代中國的歷史大概要從 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訪問開始算起,那一次中西之間雖然沒有達成共識,沒有開始接觸,但中西之間的交往特別是貿易的往來並沒有中斷。這一年,實際上是中國歷史的重要拐點。

乾隆帝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英國人的交往要求。我們過去的研究,不論中國,還是外國,都將之歸結為文明的差異、文明的衝突,或禮儀制度的不同安排。其實,這件事情的本質對於西方對於英國來說,就是工業革命之後產能過剩需要尋找市場;而對中國對清廷來說,所謂的文化差異、文明衝突,本質只有一個,就是中國應該主動或被動適應世界呢,還是世界應該適應中國?

大航路的開闢,工業革命帶來的產能過剩,都使中國的斷然拒絕變成了不可能。也就是幾十年的光陰,英國人以鴉片去化解貿易的不平衡還是引發了一場戰爭。從此,中國的歷史根本改觀,列強通過這場戰爭開始進入中國,強行將中國拉上世界一體化的軌道,中國踏上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不歸路,儘管此後挫折不斷。

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又蹉跎了 20年,到了1860年,經過英法聯軍打擊,中西交往開始步入正軌,西方國家被允許在北京設立公使館,中國的公使也開始前往東西洋各國常駐或遊歷,中國與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應該承認,也就只是短短 30年,大清國真的恢復了往日氣勢,所謂「同光中興」,在某種意義上說,並非假的。

同光中興增加了中國的綜合實力,恢復了中國人的信心和勇氣,於是又敢於對列強開口說「不」,動輒表示「不高興」。

其實,30年的洋務新政,只是將一個非常態的國家推向一個常態國家,並不意味著大清國此時就是一個常態國家了。經濟實力的突然增長使那時的中國人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虛驕,然而經過一場並不太大的武裝衝突,龐大的中華帝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重演半個世紀之前的悲劇,輕而易舉地敗在東鄰小國日本的手裡。

在過去長達一千多年的漫長歷史進程中,日本幾乎始終是中國文明最忠實的學生,幾乎不加修改全盤照搬引進中國文明,只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勢力的東來,日本和中國這個老師一樣面臨著同樣問題,但師徒做出了不同選擇。中國人以文明底蘊深厚為理由,選擇了「中體西用」,以為中國之「體」不必變,中國所需要的或者說中國所缺乏的只是西方之「用」、西方之「末」。而日本或許真的如中國人所認識的那樣,自認沒有多少文明底蘊,於是就像一千年前決定向中國學習時一樣,毫無保留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經過不到 30年的發展,日本竟然真的實現了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的期待,在遠東建立起了一個比較純西方式的國家,並一舉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戰勝國。

假如中國不是敗在昔日這個學生手裡,假如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繼續敗給西方某一個強國,中國人都不會引發那麼大的反應。一個龐大的帝國,而且號稱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帝國,竟然敗在「小日本」手裡,這實在使中國人覺得太跌份,太沒有面子。知恥而後勇,是中國聖賢幾千年的教誨,所以在甲午戰後,中國在經歷了短暫痛苦之後再出發,其目標其榜樣,就是這個從來不被中國人瞧得起的東鄰小國。稍後發生的所謂「維新運動」,其「維新」二字雖然在中國古典文明中久已存在,但現在化舊為新、推陳出新之意,顯然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啟發,或者說就是直接來自日本的啟迪。那時的中國,確實期待模仿日本明治維新,重新建構一個和傳統不一樣的國家體制。

中國走向維新之路當然是一個正確選擇,然而中國人的焦灼意識和世紀末的恐懼在那時確實非常強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在中國卻希望三年達到,這就不免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恐慌。激進與保守,穩健與魯莽,確實在 1895年之後成為國內政治路線的一個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這些方面大約都是各有各的看法。這並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為不這樣認為。康有為的焦灼意識促使他覺得朝廷內部有一個頑強無比的守舊勢力,因而中國要進步,只有徹底摧毀這個守舊堡壘。他不僅這樣認為,而且這樣做,於是在1898年秋天,他試圖運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變革的障礙,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易暴的強勢鎮壓,不僅嚴重挫傷了改革者的政治熱情,而且使清廷內部的政治勢力發生了異變和調整,作為大清王朝統治集團的滿洲貴族在這之後確實在思考一個問題,即中國的變革究竟是為了什麼,他們不願重演戊戌年間的政治故事,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一切變革都必須以維護滿洲貴族政治統治為前提,任何有可能損害滿洲貴族集團利益的行為都必須制止。於是,在1898年之後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逆轉,統治者試圖利用排外主義情緒化解國內危機,然而事與願違,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差一點葬送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在列強的壓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邁出關鍵性的一步,新政、預備立憲、欽定憲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間相繼出現,中國距離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常態國家不過一步之遙。

當然,任何政治變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任何政治統治者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很難持久主動變革。政治變革的壓力往往來自政治反對派。在大清王朝最後十年,真正推動清政府進行大規模政治變革的動力,其實就來自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革命與改良確實在那十年間進行激烈賽跑,改良終於在各種利益集團的內訌中走向終結,孫中山原本「一個人的革命」最終成為一個民族的自覺和統一行動,清政府終於用自己的手將自己埋葬。

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變革是真誠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考慮到這場變革畢竟是在與革命賽跑,因而在那十年間,雙方的相互攻訐在所難免,相互誇大的指責往往掩蓋了歷史真相。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因而我們在民國之後的歷史記憶建構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敗反動的一面,真實的歷史就這樣被善意妖魔化了。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構晚清歷史的敘事框架呢?我們只是在這裡提出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還需學界同仁共同努力。

作者簡介:馬 勇 (1956- ),男,安徽濉溪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方 英

·淮系集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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