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3大原因讓我們變得越來越焦慮

撰文/胡泳

焦慮的雙重性

焦慮無處不在。有時候，焦慮會圍繞著一件特別的東西來包圍你——你會擔心自己的工作，健康，社交生活，婚姻等等。

在其他時候，焦慮無緣無故地襲來，催生一種無法解釋的絕望的恐懼感，無論當事人多麼努力，也不會洗刷乾淨。

甚至就在你感到幸福時你也會焦慮：因為你擔心失去現有的一切。

現在的焦慮之所以普遍，是因為它具有雙重性：既是個人性的，也是時代性的。

如果把焦慮視作一種病，從患者的角度來看，焦慮始終是絕對個人的。它是一種體驗，帶著人們思考、感受和行動的特有色彩。焦慮是個怪物，能夠運用非常愚蠢的技巧，讓你生活中哪怕是微小的選擇，簡直都跟生與死的抉擇一樣可怕。在此意義上，焦慮是極其主觀性的東西，很難代入時代來思考。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數量巨大且越來越多的人患有焦慮症的時代。

緊張的生活事件——無論是失去工作，家庭成員死亡，還是結束一段關係——都構成了個人焦慮的原因。然而發生變化的是，這些事件對整代人來說，正在構成其持續性的存在。日益增加的工作不安全感，住房壓力，經濟和收入不穩定，離婚率的升高，社會團結和社區的解體，以及生活在風險社會之中我們所面臨的遭遇氣候變化、環境破壞和衝突的未來，已經將壓力——也即焦慮之源——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知道你周圍的人也在焦慮，你當然只會更焦慮。

普遍焦慮的原因

焦慮增加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知道得太多了。所知越多越焦慮。

無數的研究發現在線文化和焦慮之間存在聯繫。在我們永遠在線的文化中，檢查你的手機是你在睡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也是如果你半夜醒來去洗手間，會做的第一件事。在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種警報和忠告，有關股市、經濟和就業的末日新聞，驚悚的社會事件，以及他人的成功故事。

智能手機使我們24小時呆在職場與社交場上，你情不自禁地檢查是否有狀態更新、是否有新的訊息，生怕錯過了某種機會或者事情。這導致了「錯失恐懼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一種由患得患失所產生的持續性的焦慮。

患上這種病症的人總會感到，別人在自己不在時經歷了某些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可能是結交了新的社會關係、獲取了從未有過的新奇經歷、趕上了某個重大機會。錯失恐懼症也意味著一種後悔症，一個人因而總是痛責自己：「要是那一刻我在就好了！」（在中國的微信群里，如果別人發紅包而你沒搶到，會有一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調侃：錯過了好幾億。）

焦慮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的自我意識太強了。這是弗洛伊德式心理學興起所導致的。我們的先民們也有很多神經不寧，但卻不會像當代人一樣對焦慮及其治療寢食難安。

弗洛伊德

直到20世紀初，弗洛伊德把焦慮視為「最多樣和最重要的問題彙集在一起的節點，一個其解決必然會點亮我們的心理存在的謎團」。

僅僅因為我們的焦慮被大量診斷和治療，並不意味著我們比我們的祖先更焦慮。它可能只是意味著我們得到了更好的處理——不過這點也很難講，如果你不停地對別人進行心理分析，那麼就很難分清，誰是病人，誰是分析師了。

不管怎麼樣，這個事實只能說明，我們作為個體和文化，比從前更加認識到心靈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當然，你也不能否認我們的時代比以往速度更快，生活更複雜。但我們對不確定性其實不必縈懷，特別是因為焦慮的一個主要特徵是遞歸性。焦慮始於一個擔憂，你越專註於這個擔憂，它就越強大，然後你就越來越擔心。（如果開始問：你還愛我嗎？然後愛的疑慮就開始像滾雪球一樣增大。）

你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學會放手：完全毋需擔心。如果你相信焦慮已成定局，那麼你有可能在戰爭開始之前就放棄搏鬥。

焦慮之為市場

焦慮增加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有人販賣焦慮，催生了繁榮的焦慮市場。

大約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精神分析學家羅洛·梅就注意到有關焦慮主題的論文、書籍和研究的爆炸式增長。「焦慮，」他寫道，「走出了黯淡的專業辦公室，進入了市場。」

這個市場由於有了互聯網而空前增大。正如「錯失恐懼症」所顯示的，在線焦慮增加，離線焦慮更甚，由此，通過網路試圖安撫焦慮者，或者相反，竭力刺激焦慮者，變成了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話說到此，在中國，你可能馬上就會想起一個現象：知識付費。短短几年間，知識付費就從增長智識、提高素養、促進知識生產的諸多光環之中，跌落到「精神保健品」的指責陷阱里。不得不說，知識付費的擁躉者和批評者，各有各的焦慮。

在一側，信息時代的社會成員，大都患有「知識焦慮症」——一種在幾何式增長的知識面前深感無知、迫切想要學習卻無法自如接受知識的焦慮感。知識付費允諾為此提供一條捷徑。

在另一側，傳統的知識精英懷有一種無法守住知識之門的焦慮，或者說，一種迫切想在舊的知識權威瓦解之際，經由新的手段建立新的權威的焦慮。

如果遵循治癒焦慮的黃金法則，兩邊都不妨放手。急於用速成知識充實自己的人需要認識到，知識如牛奶，保鮮期很短。就連在大學裡，如果你在第一年的學習中選擇了一門技術課程，你所學到的大半知識，在第四年的時候可能已經過時了。結論是，少擔憂知識夠用不夠用，多尋找與自己的興趣一致的機會。

知識不重要，知性的連續性才重要——它是頭腦的一種持久的特性，一種智力上的習慣。如同芝加哥大學安德魯·阿伯特教授對學生所諄諄告誡的：「你們不是在巢里張著嘴等著老師來喂已經半消化了的食物的小鳥。教育並不在於內容。它甚至不在於能力。它是一種心靈的習慣或者思維方式。」如果缺乏這樣的心靈習慣，那倒是實堪憂慮的。

對於瞧不起當下的知識付費、將其類比為「精神保健品」的批評者，可以說，這個類比是不恰當的。很多時候人們為知識付費所花的錢，是一種安慰劑。它不見得對焦慮症有治療作用，但的確有替代和安慰作用。這類產品的存在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即便今天的社會的確存在某種認知困境，也應當將其視為知識民主化痛苦進程的必然部分，並由此相信，既然神殿的祭司們不再控制人類對於知識的汲取，我們將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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