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收拾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中東國家似乎想明白了

文/光明日報駐開羅記者 肖天禕

2018年對於中東來說，既是紛繁複雜的一年，也是具有鮮明特點的一年，更是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一年。這一年，土耳其、埃及、伊拉克完成了總統大選或政府換屆，美國制裁伊朗、土耳其「靴子落地」，沙特因卡舒吉案付出了巨額代價，葉門、敘利亞戰場迎來停戰曙光。

種種表象背後，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政策逐漸退出中東，但又不計後果地攫取盟友的經濟利益，因此使得中東局勢愈演愈亂，「碎片化、無序化」趨勢凸顯。

傳統阿拉伯國家因內鬥和衝突陷入了發展泥潭，逐漸喪失了地區主導權；在美國制裁下，伊朗負重前行；土耳其在美俄之間跳「旋轉舞」，屢次扭轉乾坤轉虧為盈；以色列推動各國將使館搬遷至聖地耶路撒冷，並藉機建立猶太定居點蠶食巴勒斯坦民眾的生活空間；埃及獨善其身，「向南看」「向東看」戰略助推經濟快速增長。

中東重回強人政治時代

因對政府貪污腐敗、國民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等現狀的不滿，2011年在突尼西亞爆發了「茉莉花革命」，隨後浪潮蔓延至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並呈星火燎原之勢席捲了阿拉伯世界，被稱為「阿拉伯之春」。如今八年過去了，這個所謂的「春天」既沒有帶來和平與發展，也沒有帶來政治制度的徹底改變，「革命」後的阿拉伯國家不是陷入了教派政治鬥爭的泥潭，就是重新回到了強人政治的時代。

2018年5月12日，伊拉克舉行新一屆國民議會選舉，角逐全部329名議員。結果顯示，「行走者聯盟」「法塔赫聯盟」和「勝利聯盟」位列前三，各自贏得54、47和42個席位，分別代表什葉派新晉領袖薩德爾、什葉派武裝「人民動員組織」和前任總理阿巴迪勢力。伊拉克憲法規定，擁有議會過半數以上席位的黨團有權提名總理和組建內閣，但尷尬的是，就算得票前三的政黨組成競選聯盟也無法佔據簡單多數。

隨後多個政治派別投訴稱選舉中出現舞弊等違規行為，伊獨立高等選舉委員會商定於7月開始重新統計涉嫌違規的選票，但首都巴格達一處存放大選投票箱的倉庫突然起火，讓人對大選公正性又打了一個問號。耗時近半年的大選終於在10月24日落下帷幕，伊拉克新任總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邁赫迪及部分內閣宣誓就職，宣布將致力於打擊恐怖主義和腐敗，發展國民經濟。

在伊拉克大選中，美國、伊朗、沙特紛紛插手，試圖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上台，而內部的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庫爾德人兩大政黨庫爾德斯坦民主黨和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紛紛針鋒相對，導致民眾不是在投給政治理念契合的候選人，而是陷入了民族主義、宗派主義的牛角尖。

相反，埃及和土耳其的大選情況就顯得十分簡單。2018年4月2日，埃及全國選舉委員會宣布上任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總統選舉中勝出，得票率超過97%。這個不合常理的選舉結果也廣受詬病，因為有力競爭者、埃及前軍事參謀長薩米·阿南在選前被逮捕，前總理艾哈邁德·沙菲克被迫放棄參選，導致最後的選舉幾乎成了塞西一個人的獨角戲。

土耳其大選則是包括總統和議會在內的雙料選舉，於2018年6月24日舉行，是決定土耳其政壇未來5年發展的風向標。埃爾多安善於利用土國內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在選舉前發起代號「橄欖枝」的軍事行動，贏得了土國內保守派和極右翼的青睞。

最終，埃爾多安以52.59%的得票數涉險過關，成為土耳其政體改為總統制之後的第一位總統。埃爾多安就任後被賦予更多實權，可直接任免副總統和政府部長，總理職位則被廢除。

議會選舉方面，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獲得了42.56%的選票，成功與土政壇極右翼政黨民族主義行動黨結盟組閣。

中東國家逐漸重回強人政治時代，既是由國情民情所決定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反映。得益於塞西治下穩定的政治和投資環境，埃及經濟在2017至2018財年增長5.3％，在2018至2019財年則有望增長6％。對此，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執行主席阿扎特·薩阿德認為，美國習慣對中東國家的內政問題指手畫腳，將經濟援助與政治博弈掛鉤，民眾已經認清美國並不是真心幫助埃及發展經濟。

美國制裁影響中東多國經濟

2018年對於中東的主要域內玩家來說都是艱難的一年。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將退出伊核協議，並於8月對伊朗重啟了金融、汽車和礦產等非能源領域的制裁，於11月5日重啟了能源、運輸、央行交易等領域的制裁。儘管伊朗在敘利亞戰場幫助阿薩德政府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在葉門戰爭中牽制了沙特和阿聯酋的主要軍事力量，在伊拉克大選中成功將親什葉派陣營扶上政壇，但美國「釜底抽薪」的舉動讓本就脆弱的伊朗經濟陷入了崩潰的邊緣。

被制裁後，伊朗貨幣里亞爾大幅貶值，匯率從一年前的1美元兌換4.2萬里亞爾跌至1美元兌換10萬里亞爾。面對高通脹、缺欠工資和政府未能兌現簽署伊核協議後的承諾，2018年伊朗國內已經發生了數百起罷工，包括教師、工人、醫護人員和公交車司機等在內的經濟弱勢群體成為罷工主力。

即便是美國的盟友，但因為在地區事務上與美國「唱反調」，土耳其同樣逃不開美國的制裁。由於土耳其屢次宣稱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威脅敘境內由美國扶持的庫爾德勢力，美國借口土逮捕涉嫌參與政變的美籍牧師安德魯·布倫森，對土耳其實施了大範圍制裁。

8月1日，美國宣布對土耳其內政部部長及司法部部長進行制裁，8月10日，又宣布將土耳其鋼鋁關稅翻倍，導致土耳其里拉對美元急劇貶值，創下歷史新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由於里拉疲軟和借貸成本上升，2019年土耳其經濟增長率將從3.5%下滑至0.4%。

而對於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而言，2018年更是糟心的一年。卡舒吉案成為驚爆世人眼球的歷史性醜聞，讓穆罕默德此前打造的開明進取形象毀於一旦。雖然穆罕默德在美國和老國王薩勒曼的竭力匡扶下穩住了王儲之位，但沙特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地區事務的領導力也受損嚴重。

特別是在葉門問題上，特朗普迫於參眾兩院的壓力，不得不終止了美國對沙特軍事干預葉門內戰的支持，沙特在葉門戰場已無翻盤希望。在經濟領域，受到此事件影響，外國投資者10月拋售了數十億里亞爾的股票，沙特2018年的經濟增速僅為2.3%，失業率高達12.9%。

敘利亞重建或成為各國「粘合劑」

物極必反，窮則思變。2019年開局，久拖未決的敘利亞局勢終於迎來曙光。12月27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重新開放了其駐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大使館，鑒於沙特與阿聯酋的親密同盟關係，這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沙特的態度。另一方面，阿盟內部也傳來風聲，可能考慮重新恢復敘利亞在阿盟的席位。此外，埃及政府同敘政府一直保持良好關係並就敘戰後政治進程持續溝通。

阿盟新媒體部專家齊亞德認為，阿拉伯國家逐漸意識到，在美國退出中東的背景下，阿拉伯國家內部衝突只能使諸如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外部國家漁利，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因衝突而耗費的巨額資金嚴重影響了阿拉伯國家的正常發展，極有可能引發民眾不滿和抗議。

因此，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研究員拉賈認為，沙特在卡舒吉事件中吸取了教訓，埃及、沙特、阿聯酋極有可能在敘利亞問題上達成一致，通過埃及作為「橋樑」與阿薩德政府建立溝通渠道，參與敘利亞重建工作。而這也有利於上述國家與伊朗、俄羅斯、土耳其進行磋商攀談。合則兩利，斗則俱傷。2019年，期待各方能就停止葉門戰爭、推動敘利亞走向戰後政治進程和重建工作、嘗試緩和和解決卡達斷交危機等議題上達成一致，從而推動阿拉伯地區破而後立，以團結合作代替衝突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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