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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遊太古開新境 ——丁衍庸印章




 


在民國書畫藝林中,除去像吳昌碩、齊白石等少數幾位書、畫、印皆達到頂尖造詣的大師不論,書畫篆刻作為姊妹藝術,互相滲透、觸類旁通的例子同樣比比皆是,所以印家擅畫或畫家擅印也是常事。像黃賓虹、潘天壽、張大千、傅抱石這樣的大畫家,在印章創作上都曾有不俗的表現。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得力於傳統文化以及傳統書畫的功底。印章看似雕蟲小技,然方寸之內所蘊含的傳統學問、文字書法及章法騰挪、線條剛柔等可謂氣象萬千。說到底,詩、書、畫、印之類都是傳統藝術的集中體現,然而,以西畫出身而後又擅書畫刻印者,相比則鮮有其人也。畫家、教育家丁衍庸先生,中西畫兼擅,晚年學治印,幾乎是一蹴而就,且印風別開生面,實在是不可忽略的一位畫家中的印家。



  以前讀《豐子愷年譜》時,我曾見過丁衍庸的名字,或在其他文章中這名字也會偶爾撞見,但每每總是驚鴻一瞥、稍縱即逝,可見涉及丁衍庸的人物故事並不多,名家寫他的回憶文章也極有限。加之1949年以後,丁衍庸移居香港,其主要的藝事活動基本皆在海外。前些時恰與吳頤人老師聊起,見我興趣濃厚,吳老師立馬遞來一冊香港友人送他的《跨越東西遊戲古今——丁衍庸的藝術時空》,於是我趕緊補課,得窺丁衍庸先生藝術之一斑。




  丁衍庸先生自幼家境富裕。他是廣東茂名縣(今高州市)人,父親丁庚墀雅好詩詞古董,經常親授兒女古文詩詞,衍庸幼承家學,後就讀於父親出資創辦的小學。當然,受家庭的影響,他少年時即對書畫藝術發生興趣。及長,聽從了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學院的族叔丁穎的建議,於1920年遠赴日本,翌年考入了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從木炭畫開始,接受了嚴格而專業的學院派訓練。這所創辦於1887年的東京美術學校,即今日東京藝術大學美術科之前身,是全日本最具規模的美術院校。早在丁衍庸入學前十年,李叔同就畢業於這所美術學校。20世紀初,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的中國學生如鳳毛麟角,只有李叔同、高劍父等極少的幾位,大概是該校最早的一批中國留學生了。待丁衍庸入讀該校時,李叔同早已於三年前出家成了弘一法師了,所以儘管是校友,所學專業也相同,然而從年譜和書信等現有資料來看,兩人並未有直接的交往。倒是李叔同的弟子豐子愷,1925年與匡互生等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時,曾聘請丁衍庸任美術科西畫部教授。其時,丁衍庸還為豐子愷的《子愷漫畫》寫過跋文,因為《子愷漫畫》是豐子愷出版的第一部漫畫集,為之序跋的名家甚多,如鄭振鐸、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丁衍庸因和豐子愷同在立達共事的關係,又同為畫家,關係相近,故應邀作文,也在情理之中。


  有著東京五年科班訓練的經歷,丁衍庸受到的是從素描到水彩再到油畫,題材從石膏像模型到人體模特、靜物再到風景寫生等循序漸進的系統訓練。而且在丁氏留日時期,正是日本大批留歐畫家陸續回國從而帶動西洋畫在日本繁榮發展的鼎盛期,此時日本的美術館、博物館林立,藝術展覽活動頻繁,美術出版事業蓬勃,崇尚個性和主觀表現的後印象派、立體派以及野獸派等,在東京畫壇大為盛行。於如此活躍的大環境下浸潤五年,丁衍庸的畫風無疑也大受影響。











  曾有評論家把丁衍庸的藝術生涯,以1949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他留日歸國後,先後執教於上海、廣東等藝術學校,創作上以油畫為主,兼習中國畫;後一階段是他移居香港,先後參與創辦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主持德明書院和清華書院藝術系等,而創作上恰好與前一階段相反,是以中國畫為主,兼作西畫。甚至發展到後來,為了書畫創作上的需要,已經58歲的丁衍庸還自己拿起了小刀刻起印章來,從原先的專業油畫家一躍而成為書畫印「三絕」的傳統文人藝術家。看似匪夷所思,其實個中還是存在著非常順理成章的藝術緣由。

  丁衍庸回國後始終堅守在美術教育的前沿。在大量學習了傳統書畫之後,他很快就改變了自己的藝術主張。儘管他十分欣賞馬蒂斯的藝術風格,那種以簡見繁、以拙馭巧、以純葆真的藝術境界,誠為自己所嚮往的。然而這些特色正是中國文人畫的特色,馬蒂斯也是汲取了中國畫中的寫意手法,從而造就了他自己的洗鍊畫風。於是留學回歸的丁衍庸在藝術上也同樣「回歸」傳統,開始研究梁楷、徐渭、八大、石濤等前人的作品,並嘗試著把中國書畫的線條與用墨和西洋畫的構圖色彩完美地結合起來。逐漸地,他認為中國畫比西洋畫更優越,自己也更適合畫中國畫。


  與傳統中國書畫心心相印、一拍即合,憑著西洋畫準確的造型和豐富的色彩功底,潛心國畫數年的丁衍庸,其筆下的花鳥人物或山水都有一種獨特的趣味和精神,筆觸豪放,墨色淋漓,構圖新奇,意境深遠,人們賞讀其作品,無不留有盎然生動之印象。至於書法印章,丁衍庸同樣是一脈相承,他的書法取徑八大,以禿筆作行草書,線條古拙如枯藤老樹,參差欹正,似拙又巧,題在他的畫上,書畫合一,自然渾成。也許是感到他人的印章不適合自己的畫作,已經接近於花甲之年的丁衍庸開始自己刻印用來鈐於自己的書畫作品上。如果說齊白石的篆刻擺脫了明清流派的傳統風格,獨創了一條自我門派,那麼,丁衍庸的印章同樣也是沒有浙皖的傳承,甚至不知秦漢之規矩,以刀代筆,信馬由韁。當然,西洋畫準確的造型能力和中國書畫的空間概念,都會為他的刀筆注入神奇,以至於他的印章,無論是肖形印還是少字印,其造型構圖、虛實留白皆宛如畫幅,極具巧思。




   丁衍庸的印藝無疑是受到了他從西方藝術帶來的影響。據說他刻印從不用印床,也不寫印稿,以握拳的手法執刀,彷彿是拿著油畫筆一樣,不過是刀口朝內,以刀代筆,走刀飛石,猶畫筆行於紙上,且不論印石之大小,皆頃刻即成。所以他的印章純樸渾厚、簡練豪放,如白文「衍庸私璽」「丁庸」「丁衍庸」等,皆屬此格。儘管我們有評論家說丁衍庸的印章「不涉元明印家一筆,神遊太古,魅力瀰漫……」然而,如若觀賞了丁衍庸先生的全部印作之後,你依然會發現在他的豪放之下仍然有著周秦古璽的氣息存焉。


   丁衍庸留學回國後,自愛上傳統書畫的同時,他還愛好收藏古璽器物等,且終其一生樂此不疲,但凡甲骨殘片、商周銅印玉璽,以及秦漢印等無所不藏,光古璽漢印曾集有數千紐,其中六七十方乃是清代名臣端方之舊藏,可謂流傳有緒。因此,創作之餘的把玩研究、審美鑒賞,不會不對他的作品產生影響,所以丁衍庸的印章也並非全無傳統。有許多肖形印就是從古代的肖形印或古陶圖飾中借鑒而來,又如「衍庸私璽」「丁庸之璽」「丁氏」等印,也明顯取自秦代璽印之風格。至於一些飛鴻魚龍、人體走獸之圖,那麼是他完全走出了篆刻之疆界,脫盡了秦漢之藩籬,興之所至,以刀作畫而已。

對於丁衍庸先生這樣一種非傳統意義的印風,我想批評家一定會是見仁見智、褒貶不一的。不過作為文人印家而言,他倒是刀走偏鋒別開新境,印兼中西自成一格。台北書法篆刻名家王北嶽先生就對丁氏的印章尤其傾倒,認為其作品「極為高古」,有一種「蒼鬱古拙之氣,洋溢其間」。西泠印社社長、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曾為《丁衍庸印存》作序,他在序中有言:「吾友丁衍翁崛起於橫流之中,作畫之餘,專力周秦古璽。1960年始治印,規鈲偏旁,無乖八體,而褒衣博帶,令人如接漢家威儀。尤擅象形印,喜刻玉,純以銅刀奏功,能作玉璽,渾樸絕倫……」前輩大家如此推崇,不會毫無道理,即便濾去相應的一點「水分」,依然還是有許多看點可供研究探索的。(來源:《中國書畫報》篆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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