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深藏的一個小治世，全因官員們的勵精圖治

文史 01-06

文：李金鍚

在大家的印象里，安史之亂讓唐朝一蹶不振，什麼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只屬於初唐的風景。其實在中晚唐時期，有一個「元和中興」堪稱治世，只不過因為沒有承前啟後而被湮沒於歷史的風塵中。

那段時期雖然沒有李白、杜甫，卻有劉禹錫、柳宗元、韓愈、白居易、元稹、杜牧……這些文人的成就也從側面證明了那是一個安居樂業的時代。作為施政主體的官僚體系，正由於種種的自我修正從而保證了元和年間的光芒四射。

新皇帝的好幾把火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李純登基成為唐憲宗後擺脫了「三把火」的束縛，對高層官員接連開火。最先「遭難」的便是宰相鄭綑。當年因為派系之爭，鄭宰相選擇支持對方反對的候選人——李純。

李純即位後，鄭綑仗著自己有擁立之功高枕無憂，遇到國家大事基本不表態，那個時候的宰相不像清朝的大學士們只能可憐地跪在地上，唐代的高官是可以坐著與皇帝聊天的。所以皇帝與他人議事的時候，經常能夠聽見鄭先生嘴中發出的呼嚕聲。

於是李純大筆一揮，在任命狀上將李藩擢升為宰相，鄭大恩人還是回家養老去吧您！可這一任命卻是為自己「添堵」，李藩工作富有銳氣，做人同樣不會圓滑。別人如果認為皇帝的詔書有不妥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白紙寫上意見貼在詔書下面；可李藩直接在詔書上面改。

大家一看這可不得了，那是皇帝的詔書啊。李藩振振有詞地回答：「我的工作是『批詔』，貼白紙才不合規矩。」

對於同樣擁立過自己的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人，唐憲宗也並沒有給予更大的權力。比如劉光琦借著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時候，要求派太監攜大赦令到各地宣詔，目的是想趁機勒索些錢財出來。以前皇帝登基都有這樣的操作，屬於不成文的規定。

但唐憲宗反對說：「雖然這是慣例，但正確的慣例要遵守，錯誤就不能再堅持。」太監由此少了一項不合規的收入。

後來宰相中風，李純提拔了太常卿權德輿，因為這個人的謀劃經常能夠切中要害。權宰相的性格也比較耿直，屬於魏徵那種敢言敢做的人。運糧使董溪、於皋謨盜用軍費，案發後被赦免死刑，流放嶺南。

對於這種國家的蛀蟲，皇帝李純自是恨之入骨。兩名罪犯上路後，皇帝就有些後悔了，下令派宦官將二人殺死於途中，直接送其「上路」。權德輿立即上疏說：「董溪和於皋謨犯的罪本來就應該斬首示眾，但既然已經判為流放，就應當遵照執行，怎能再誅殺他們?名不正，言不順，有損朝廷和陛下的信譽。」

耳目清澈

僅有宰相敢對皇帝說真話是遠遠不夠的，畢竟在古代那個人治的社會，有時候脾氣上頭之後難免要做出凌駕在律法之上決定。幸虧一些基層官員牢牢把控著尺度，才沒有讓皇帝李純成為反面教材。

比如長安市長楊憑貪贓枉法，日常生活極度奢靡，這也就罷了，偏偏他還敢做出家中偷摸穿龍袍這種僭越體制的事情。事情查實後皇帝非常生氣，將楊憑貶斥為廣西賀州縣的縣尉後覺得不過癮，還要讓原楊市長當個「裸官」。於是下令抄沒楊家全部財產，家人全部罰入宮中為奴。

御史白居易勸阻說：「咱們的律法規定了：除非是謀反叛亂，否則不能將其家人沒為宮奴。」唐憲宗只好恨恨地罷了手。

河東節度使王鍔特別「會做官」，到了地方之後大力搜刮民脂民膏，這些錢他並沒有自己全要了。一部分被其放入官庫用作填充經濟指標，一部分拿到長安賄賂皇帝身邊的太監，剩下的才自己留著。看來王節度使志向遠大，還想在職業生涯中更進一步。

那些太監收了錢天天在皇帝耳邊誇王鍔政績顯著，王節度使抓住時機竟然給皇帝賄賂了30萬兩白銀，美名其曰：為皇家內庫進貢。唐憲宗看到這麼一個會來事的「出色人才」自然生出了提拔的心思。可是下邊的大臣們都知道王鍔是個什麼貨色，紛紛站出來反對。憲宗雖然不明就裡，卻因為王鍔沒有群眾基礎而打消了提拔他的念頭。

神策軍是唐王朝的御林軍，這支部隊仗著保衛天子，經常干出一些蠻橫欺凌的事情來。其中一個名叫李昱的軍官向別人借錢800緡，說好三年內還清，但是期限到了卻拒不償還，成為一名令人憎惡的「老賴」。

當地衙門以債務糾紛為名將李昱逮捕，投入了監獄。李昱是神策軍的軍官，他的上級還護短，直接向唐憲宗求救，皇帝下令將李昱交給神策軍處置，這是擺明要進行偏袒。可是長安當地的刑案官員面對口諭竟然抗旨不尊！他說：「我不肯接受詔命，該當死罪。因為我負責維護京城治安。職責所在，誰說話也不好使！李昱不還錢就是不能放！」

皇帝李純聽了非但沒有生氣，反而讚許了該官員的剛強正直，全長安為之震動。平時善於欺男霸女的神策軍也因此收斂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