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肖斌：鄭振鐸抗戰時期為國收書 使古籍世代永葆

青年時期，鄭振鐸住在上海外公家，愛去四馬路的舊書攤淘線裝書，經常窮得要當衣服，家裡卻堆滿了書。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上海淪為「孤島」。從1936年到1949年，鄭振鐸一直住在上海愚園路東廟弄44號，這是當時上海進步文化人士重要的活動場所，也成了上海灘善本古籍的避難所。

每一架敵機飛過，就可能有一座圖書館、藏書樓、出版社在炮彈中淪為灰燼，更有日寇和漢奸的攫取搶奪，即便是藏書家本人，也紛紛出售古籍，贍救度難。一時間，稀世孤本、珍藏秘稿，以幾乎史上最低價，源源不斷地流入日、美等國。

鄭振鐸扼腕：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

1940年1月5日，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等愛國人士，聯名致電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英庚款委員會董事會，建議在上海成立專門組織，尋訪購買古籍。

這個建議很快得到支持，1月19日，「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成立，利用英國退回的庚子賠款開展購書事宜。鄭振鐸和張鳳舉負責尋訪，張元濟負責鑒定，張壽鏞和何炳松負責保管經費。鄭振鐸撰寫了《保護民族文化運動》一文，發表於茅盾主編的《文陣叢刊》卷首，號召有志之士在「最艱苦的時代，擔負起保衛民族文化的工作」。

在這個「為國收書」的組織中，鄭振鐸四處奔波，出力最多。從1940年1月12日開始，他以收購藏書樓之書為主。江南地區私家藏書樓眾多，盛時人文薈萃，戰時分崩離析。鄭振鐸等人親自到各個藏書樓搶救性選書，先後購得劉氏玉海堂藏元刻本200冊、鄧氏群碧樓3100餘冊、鄧氏風雨樓9000餘冊、劉氏嘉業堂藏明本1200多種。

鄭振鐸自信，「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曾逃過我的注意，我所必須求得的，我都能得到」。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有宋刻本200多部，藏書散出後，適園得到了101部。1941年5月，鄭振鐸提到，「最重要者為設法商購適園張氏之善本書」；當年10月26日，鄭振鐸、何炳松等人與適園主人張乃熊簽訂了購買全部藏書的合同；12月2日，點校完畢。

這是「文獻保存同志會」歷時最久、耗資最大的一次收購，也是最後一次。從1940年春天到1941年冬天，他們共搶救善本古籍多達3800多種、1.8萬餘冊，其中宋元刊本就達300餘種，已接近當時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的總數。

這是一群無私的購書者，交通和聯絡費用都是自掏腰包，絕對不動用購書公款。為收書，鄭振鐸專門刻了兩枚印章，一個是「不薄今人愛古人」，另一個是「書生本色」。他自豪地說：「我輩所得，有數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較專，三是唐詩多且頗精。」

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回憶：「他（鄭振鐸）為搶救文化遺產、阻止珍本外流，簡直拼上了性命。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捨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1949年以後，鄭振鐸先後被任命為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身居高位，他也不忘尋訪古籍，沒有停止「為國收書」。1951年，鄭振鐸建議成立「香港文物收購小組」，最突出的貢獻是收購了陳清華郇齋藏書（陳氏因收藏宋版《荀子》而將書齋命名為「郇齋」）。1956年，陳氏藏書正式入藏北京圖書館，其中有稀世珍品南宋《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1958年，鄭振鐸又促成蘇聯歸還《永樂大典》11冊和《聊齋圖說》《劉知遠諸宮調》等珍貴古籍。

為使古籍世代永葆，鄭振鐸尤其重視相關法規的制定。他在擔任文物局局長後，領導制定並頒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規定古迹、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等。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在率團出國訪問途中，飛機失事，不幸遇難。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遺願，將所藏中外文書籍全部捐獻給文化部，由文化部撥交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共計17224部、94441冊。國家圖書館特別設立「西諦藏書」集中保存（鄭振鐸字西諦），這是國圖唯一一個以個人命名的專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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