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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國共隔海對峙時的三次秘密和談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共兩黨曾經有過三次高規格的秘密和談。

第一次秘密和談:

毛澤東邀蔣介石回老家看看

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毛澤東也表示,我們跟台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

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1949年4月25日,蔣介石帶著宋美齡、蔣經國等拜別祖墳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蔣介石聽後,再展開信件,反覆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許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1957年年初,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當時已改名北京,但國民黨仍用舊稱)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並讓許孝炎推薦人選。最後蔣介石選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聽虛實。

1957年4月,宋宜山抵京。周恩來在北京東興樓飯店會見了他,宋宜山坦言,台灣派他來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關於和談的意向。周恩來聽後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談判時,蔣先生就說,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裡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

不久,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關於合作的四項具體條件:(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讚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

第二次秘密和談:

蔣介石願攜舊部回廬山養老

1956年7月,另一個神秘人物擔負著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個有一定政治活動能力的文化人,過去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上層人物都有密切接觸,國共兩黨都把他視為上賓,他本人對國共兩黨也表現出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正是因為這個關係,他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時,沒有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政權工作,也沒有跑到台灣去為國民黨政權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

曹聚仁夫婦抗戰聯騎採訪的老照片

曹聚仁回到大陸,立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等人作陪。周恩來告訴曹聚仁:「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這天恰逢印尼總統蘇加諾訪華,黨和國家多位領導人出面歡迎,毛澤東卻在中南海靜候曹聚仁,足見毛澤東對國共兩黨重開談判的重視。

毛澤東一見曹聚仁便說:「你這次回來,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裡還存在什麼問題。」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

毛澤東還說:我知道蔣介石很惦記他的家鄉和他在大陸的房產,你可以到處走一走,順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這樣,曹就在當年10月先上了廬山,還專門拍攝了「美廬」的照片。

回到香港,曹聚仁立即將詳細情況轉告國民黨方面。不久,台灣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趕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在蔣介石寓居過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他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介紹了他到廬山、奉化、蕭山、寧波、杭州遊歷的情況,同時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張是「美廬」的。曹在信中詳細介紹了「美廬」受到保護的情況,說:那裡面的珍貴物品一樣都沒有少,都放在原來位置,連宋美齡用過的鋼琴也放在原來的位置,餐廳里的銀制餐具一樣也沒有少,蔣介石用過的轎子還擺在原來的房子里。

當然,曹在信中也講道,現在廬山已經歸中共中央廬山管理局所有了,劇院等的名稱也改了。曹怕蔣介石對此不高興,在信的最後寫道:「聚仁私見,認為廬山勝景,與人民共享,也是天下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當不至有介於懷?」曹還給蔣介石出主意說:如果能夠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陸的主要居住地應該是廬山。「唯情勢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廬山,請仔細酌定。」他還說,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意思。而是他與中共高層共同的意思。

沒有想到,蔣介石看了這封信後,不僅沒有介懷廬山歸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興。他仔細看了三張照片,感慨萬千。他讓曹向毛澤東表達他的感激之意。

炮擊金門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北京會見曹聚仁並請他吃飯。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告訴曹聚仁:「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當在場的有人提出,美國人一走,美國對台灣的軍援會斷絕時,毛澤東說:「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裡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那麼,台灣人民還可以保留原來的生活方式嗎?」毛澤東答道:「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毛澤東大度地表示,如果國共第三次合作,蔣介石回大陸,廬山可以作為蔣介石養老的地方。

從上面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蔣介石是採取十分寬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灣回歸祖國,不和美國人搞在一起。但是,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政策一直心有疑慮,後來,在曹聚仁說了毛澤東講「在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的話以後,蔣介石才對毛澤東的話有一些相信,開始考慮毛澤東提的寬大條件。

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把曾經提出的給蔣氏父子的寬大政策,加以細化,又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形成了「和平統一祖國」的總體構想。後來周恩來把毛澤東的這些構想概括為「一綱四目」。他們怕蔣介石不放心,還於1963年通過過去與蔣介石、陳誠二人關係都比較好的張治中致信陳誠,在信中轉達了「一綱四目」的基本內容。

曹聚仁到台北後,向蔣氏父子講了毛澤東的意思。蔣介石、蔣經國、陳誠等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經過一番研究,決定提出他們的一些條件。這些條件,有與毛澤東想法一樣的,也有與毛澤東的想法不太一樣的。曹聚仁帶著這些意見,往返於大陸與台灣之間,進行溝通。經過一番努力,雙方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

1965年7月,在與曹談話中間,毛澤東親筆寫了一首詞《臨江仙》,其中有兩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表達了毛澤東希望蔣介石回大陸安度晚年的誠意。7月20日,回到台灣的曹聚仁在日月潭涵碧樓,向蔣氏父子介紹與毛澤東談話的情況,並且向蔣介石轉交了毛澤東題的詩。蔣介石十分感謝毛澤東的好意。

1961年9月,蔣介石和宋美齡的背影

同時,蔣氏父子根據他們與大陸溝通的結果,擬出了六個條件,要曹向毛澤東轉達,然後雙方再進一步商量。這六個條件是:

1.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地(即封地)。

2.蔣經國任台灣省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內政」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

3.台灣不得接受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4.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在台灣。

5.廈門與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6.台灣現任文武百官的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這些條件,實際上是蔣介石通過曹聚仁和毛澤東多次交涉後形成的,應該說,對雙方都有利。特別是在軍隊問題上,由於毛澤東過去有過讓國民黨保留一點軍隊的意見,雙方在此問題上能達成統一認識,殊為不易。

可惜由於不久之後,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中,一些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衝擊,蔣介石得知這些情況後,對中共的政策產生了疑慮,便中斷了與中共的聯繫。

第三次秘密和談:

陳立夫邀請毛澤東訪問台灣

20世紀70年代初,國民黨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大陸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聯絡。由於曹聚仁已於1972年病逝,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面聯絡。

毛澤東與章士釗合影

1973年5月,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赴港。然而,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最終於7月1日病逝。

章士釗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中國共產黨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台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立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迴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合影

然而,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於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後,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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