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財長眼中的布希總統
普利策新聞獎得主、曾任《華爾街日報》高級記者的羅恩·薩斯坎德，根據小布希政府的第一任財長——保羅·奧尼爾——的親身經歷撰寫了《忠誠的代價》（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披露了有關布希政府及白宮鮮為人知的內幕，在全美產生了轟動效應。
保羅·奧尼爾曾歷任美國鋁業公司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被美國輿論界譽為「美國當代最聰敏的人」。出任財政部長之後，受老布希囑託，輔佐在諸多方面缺乏必要經驗的小布希。由於奧尼爾的獨特身份和資歷，使得他能夠從旁人不可能具有的高度，多方面抖摟布希及其政客們的老底兒。奧尼爾對布希總統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領導能力和水平提出質疑，並從不同層面，將小布希與自己有所接觸的幾位美國前總統作了切實的比較。相比之下，無論作風還是才幹，奧尼爾都對小布希深感遺憾。
現摘錄其中部分段落，以饗讀者。
上班的第一天早晨保羅·奧尼爾六點十五分就到達了他的辦公室。
他了解總統也是一個早起的人——早上七點前就到辦公室了——奧尼爾若有所思地想，也許這是這屆政府特點的一部分：堅忍不拔和頭腦清晰的人總是第一個來上班的。最起碼，這是總統和他的共同點。
在幾乎所有其他同事到來之前，奧尼爾已經擬定了一份給總統的戰略備忘錄。上午剛過了一半，備忘錄已準備完畢。他和格林斯潘之間有一個秘密合約。但實現總統計劃的目標是他的工作職責。是最根本的責任。奧尼爾決心成為總統的共事者之一但仍能自主。奧尼爾已經對要優先處理的問題的順序做出了自己的決定。
* * *
「帕布羅嗎?」
「總統先生。」
當奧尼爾走進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喬治·布希說：「讓我們舒服些。」
總統走向靠近壁爐的一張安樂椅，正好在兩個沙發中的一個與一些椅子之間，橢圓形辦公室的面積是三十九英尺乘二十二英尺。布希坐在安樂椅上臉朝著一座時鐘，這是他常坐的地方——奧尼爾坐進旁邊一張不大的暗黃色長沙發，靠近總統的一端，這是只有一個來訪客人落座的位置。
「來，你帶來了什麼東西?」布希大聲喊起來，全然一副公事公辦的神氣。
奧尼爾作為財政部長，從組織機構上說是指定做總統經濟問題首席發言人，奧尼爾用十五分鐘概述了在他看來是有事實依據的意見(也就是他和格林斯潘的意見)，並說他們正處於顯然是平緩的經濟衰退或是明顯的調整存貨量的早期階段。關鍵問題是保持清醒的頭腦。注意統計數字的變化。他說，如果我們表現出擔心和談論衰退過多，那就會影響消費並助長下滑的趨勢。奧尼爾解釋說，主要問題不是「資本的負擔」——有大量的低成本資金，只是找不到有利可圖的去處。問題出在消費方面。他向總統擔保說，實際數字並不能證明某些「經濟理論家們」的悲觀說法。
奧尼爾談及他備忘錄中的一些事項。如果能夠承受，減少邊際稅率應作為當務之急。他說減稅計劃。
奧尼爾曾期望布希會有十幾個問題要問。他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做了準備。奧尼爾考慮的財政盈餘是多少，實際能達到多少?減稅的結構框架如何設計?社會保障和老年醫療保健如何改革，預算數字有多大?如果經濟轉向，我們怎樣才會知道?
布希什麼也沒有問。他看著奧尼爾，面不改色，讓人無法看出他有任何反應——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於是奧尼爾決定把話題從經濟問題轉向有關的另一件事。鋼鐵關稅。講述完畢，總統仍一言不發。臉上的表情也毫無變化。下一個題目。
當然，每位總統的風格都不相同。但奧尼爾有進行對比的基礎。尼克松，福特，第41屆總統布希以及柯林頓，在九十年代期間，他曾就政策問題拜訪過柯林頓四五次，進行長時間的交談。每一次，他都有備而來，準備交流，準備交鋒。得經過長時間的辯論才能把問題解決。這是眾所周知的特點。就是出於這個原因他才被召到辦公室來，去見總統回答他的提問。
「一開始我就奇怪，總統是否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奧尼爾回憶說。「或者他知道，只是不想知道答案?或者他的一部分策略包括從不表露他的思想?但是你可提問，收集信息，而無需舉手表決。這真是奇怪。」
鋼鐵關稅的問題擱下了，奧尼爾只好聳聳肩膀——如果這是一場獨角戲，他最好還是唱下去。
奧尼爾不再期望布希會有反應。他討論了應用「價值分析」的方法去改革醫療保健系統和緊縮聯邦政府開支，許多人都認為在這個領域他是美國最具創造性的思想家之一。然後他又提出一個類似的分析框架，以解釋日本經濟災難，並設計出美國恰當的角色。
奧尼爾吸了一口氣。橢圓形辦公室里那座十八世紀的老鍾——八英尺十英寸高的紅木鐘座鑲有椴木花紋——就放在他的背後。他瞥了一眼手錶。他已經談了五十多分鐘。這次會見原計劃是一個小時。
「好吧，總統先生，最後我們可以談談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奧尼爾曾送來過一本小冊子，對這個問題的透徹的分析，涉及現在已知和尚未搞清的情況，並提出了對未來如何行動的一些指導性原則。布希似乎把頭偏了一下表示他已讀過那本小冊子。但奧尼爾仍然不能肯定。
他接著往下講，補充了他最近所想到的總統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採取的措施——環保政策上的閃光點。他對京都條約的缺陷做了評價，並提出了可能進行彌補的一些想法。
這兩個人都喜歡精確。規定的談話時間已到。他們同時站起來握手。
「關於全球變暖給我做個計劃。」
奧尼爾點了點頭，有點意外。
布希又說一遍。「給我做個計劃。」
好，可以，他會做個計劃的。奧尼爾說。然後他走出橢圓形辦公室，考慮這句話是否意味著他應該給環境保護局局長克里斯廷·惠特曼——指定負責處理該領域問題的人——打電話或者不打電話。
* * *
一月三十日下午，在第43屆總統喬治·W·布希舉行就職典禮十天之後，他第一次會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成員。
核心成員在下午三點三十五分整從橢圓形辦公室集合到樓下的局勢研究室，其中有人意外地發現總統已經先到了，所有的人都只好對了對錶。總統們召開這樣的會都是要稍遲到一會兒，並且讓他們開會的時間比規定的要長一些——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所有的人根據歷來的規矩圍著會議桌就座。坐在首席的是總統。在他的左邊是副總統；然後是鮑威爾，奧尼爾，康多莉扎·賴斯坐在桌子的遠處一端。在總統的右邊是拉姆斯菲爾德，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休·謝爾頓將軍。安迪·卡德也在座，而且每個主要成員都帶來了一位高級副手，緊跟各自老闆坐在後排座位上。
布希關於「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些事務的「組織問題」講了幾句開場白。
「康迪將主持這些會議。我會定期與你們所有的人見面，但我要求你們要在這裡討論問題，然後康迪再報告給我。她是我的國家安全問題顧問。」
指定討論的題目是「中東政策」，但在前幾天送給大家的議事日程表上並沒有列出多少詳細內容。奧尼爾和其他主要成員都只聽他們的工作人員做過關於這個地區最近重大事件、阿以衝突的情況彙報。
布希說：「我們將對前任政府在中東衝突問題上的不平衡政策進行糾正。我們要向以色列方面傾斜。並且要有政策的一貫性。」
布希說：「柯林頓走過頭了，結果弄得四分五裂。這是我們麻煩的由來。如果雙方都不需要和平，我們也無法去逼迫他們。」
總統說到這裡就打住了。「你們中間有人見過沙龍嗎?」
過了一會兒，鮑威爾舉起了手。是的，他曾見過。
布希說：「談到沙龍我不是說他過去聲譽如何，我要看他的表面價值。我們要根據事態發展情況來建立雙方的關係。」
布希說，他曾與沙龍有過短暫的接觸，是在一九九八年進行訪問時同乘一架直升機飛過以色列時見過。「就見過這麼一次。我們飛越巴勒斯坦營地，」布希有點厭煩地說。「看到下面的情況實在太糟糕了。我想我們此時此刻在那裡不會有多少作為。我想現在是擺脫那種情況的時候。」
據奧尼爾及幾個在場的人說，情況就是這樣。阿以衝突是一團糟。美國要與此脫鉤。打鬥雙方要靠他們自己去解決問題。
鮑威爾說這樣一種處理辦法可能有點草率。他對西岸和加沙地帶的暴力行為做了一些評論並分析了其根源。他強調美國撤離出來會放縱沙龍和以色列的軍隊。他說：「這樣做，其後果可能會是一場災難，特別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更會如此。」
布希聳聳肩。「也許那樣做才是恢復平衡的最好辦法。」
鮑威爾看似驚異的樣子。
布希說：「有些時候一方顯示實力能夠真正把問題理清。」
他轉向賴斯，「好吧，康迪，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問題?議事日程表上有什麼?」
賴斯說：「總統先生，伊拉克是怎麼樣造成該地區不穩定的。」有幾位知情者明白，這只是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交換意見的會議。她提到伊拉克可能是改變整個地區格局的關鍵所在。
賴斯說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要給大家做一個關於伊拉克最新情報的簡要介紹。特尼特拿出一長卷照片，有建築設計圖紙一般大小，把它攤開在桌面上。
那是一張一家工廠被放大的照片。特尼特說是偵察機最近拍攝的。中央情報局認為這幢建築可能是「一家生產生化武器原料的工廠」。
很快，大家圍攏過來看照片。特尼特手拿一根指示棒。「這是進入工廠的鐵路軌道……這裡是卡車停留的地方……他們將原料從這裡送進來，從那裡運出去……這是水冷槽。」
切尼向靠牆就座的後排參會人做了一下手勢。「過來，」他帶有不尋常的興奮樣子說，向他們揮揮手臂。「你們都過來看看。」
助手們都圍了過來。現在，觀看者遠遠多於十二人了，包括總統在內，都凝神注視著檯布大小的照片。
過了一會兒，奧尼爾突然插話說：「我見過世界上許多工廠，看上去與這個廠很相像。我們懷疑這家工廠生產生化武器原料是根據什麼呢?」
特尼特提出了幾條間接證據——比如工廠晝夜運輸原料——至於生產什麼原料還「沒有肯定的情報」。
然後中情局局長展示了更多的照片。特尼特說，情報工作仍很落後，這主要是指尋找軍事設施或生產武器的工廠而言，「我們發現不了這些目標」。
總統沒有發言。他只是頻頻點頭，是那種奧尼爾所熟悉的單調而沒有尋問意思的表情。但最高領導已經把新的方向確定了，這個政策改變現在就正引導著討論的進程。開始討論的前提就是，薩達姆的政府正在使中東地區動蕩不安，而且他很有可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張帶有底紋的模糊的照片，可能是誤導，但是表明內部情況——使分析朝著準備應對辦法的方向發展：需要更好的情報，要加強圍繞薩達姆政權的偵察網的方法，要使用美國軍力支持伊拉克的造反者發動政變。
美國政策的重大改變正在進行之中。在三十多年的緊張對峙之後——從基辛格和尼克松到柯林頓的最後立場——美國正在對以色列的衝突撒手不管了。現在，我們要集中注意伊拉克。
鮑威爾說制裁沒有起作用，「這樣做反而使薩達姆得益，使我們失去了伊拉克人民對我們的支持。」
鮑威爾指出制裁的目標不是很準確，造成了一些不幸，例如一家發電廠不能供電，因為得不到修理用的零部件，使一家醫院停電，造成伊拉克人死亡。「這不能使伊拉克人民對我們產生好感，而我們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如果我對我們的立場理解正確的話——幫助我們去推翻這個政權。」
布希說：「這是個問題。人民需要和我們在一起。」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內，與會者紛紛就如何彌補情報工作的不足，如何發現薩達姆的武器計劃的性質及轟炸選定的伊拉克目標進行了推測性的、非專門性的討論。
有幾位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在前屆政府中曾參加過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有好幾位——注意到了一個實質性的變化。「在柯林頓政府中，有一種強烈的傾向性，即極不願使用美國的地面部隊，簡直可以說是禁止使用。」他們中有某人回憶說。「這種不準使用地面部隊的想法很明顯已不復存在了，而開創了各種選擇，有的選擇以前是從來未使用過。」
時間差不多快到了。布希為每個人都布置了工作。然後會議暫時休會。就職十天，是關於伊拉克。
* * *
奧尼爾走回財政部，在腦子裡回想著局勢研究室里的情景。「抓住海珊是當前政府工作的中心，不少方面已經明朗。」他回憶道。他知道拉姆斯菲爾德和他召集的副手中有的人，像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及道格·費斯——一位資深的外交政策分析家——都感到在一九九一年沒有處置薩達姆是一個錯誤。
很清楚，中東地區不穩定是多種力量造成的，尤其是由於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本身造成的，這個問題我們目前正在放棄不管了。準確地說，是誰在推行這種外交政策，他們自己考慮過關於選擇和後果這樣的難題嗎?局勢研究會好像只是在念事先安排好的底稿似的。拉姆斯菲爾德說的很少，而切尼根本就沒有發言。雖然他們兩人長期以來都有推翻薩達姆的想法。賴斯精心安排，特尼特已準備好一份演示材料。鮑威爾看上去好像對我們放棄巴以爭端而把伊拉克作為中心問題感到有些意外。謝爾頓將軍表現出關注的樣子。是否已有一個「自己人」圈子和一個「局外人」圈子存在呢?
在二○○一年初多路進攻薩達姆·海珊真是首要任務嗎?今天對話的絕大部分是關於怎樣做的問題——怎樣去削弱或結束薩達姆的政權。奧尼爾感到奇怪，新政府剛一上台的第二周起，它所討論的議題，確切地說，就是許多「為什麼」——為什麼是薩達姆，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這是美國利益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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