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弘岳 | 日本近代化成功了嗎？

哲理 01-07

一、日本的「近代化」與其獨特性

據說2018年中國人在十一長假期間前往觀光人數最多的國家就是日本。到了日本，走過他們干浄整齊的街道，觀看過各種摩登的建築物，旅遊過美麗典雅的廟宇、神社或教堂，品嘗過擺盤精緻且美味的日本料理，到過葯妝店採買便利生活用品，使用過各種符合人性的高科技硬設備，大概沒有人會覺得日本不是個現代文明國家。若因工作或留學等原因在日本待久一點的話，更可以體驗日本的法律制度和相應的社會秩序，及種種待人接物的禮儀與規則。對一些人來說，日本可能是某種現代文明國家的典範。

壽司

許多日本人常把日本自19世紀以後所步上的這條路理解為一種「西方化」或「脫亞入歐」的過程，且對亞洲各國中只有日本率先達成「西方化」這點感到十分驕傲。當然，也有批判的人。不管如何，日本的確是在亞洲地區率先加入西方主導的主權國家體系的國家，這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之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

然而，若就更深一層次的社會與人的行動模式等方面來說，就不一定是這樣了。例如拿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來說，相較於西方人的行動往往比較隨興，也比較有主見並勇於表達自己的意念；日本人則往往按某種有形無形的規則在行動，以致形成一種高度規訓化的身體。

說到這點，大家或許會想起每當大地震發生後，日本人總是井然有序地排隊領物資這件事。這真是讓其他國家的人看得即驚訝又羨慕。就在災難中也能相對冷靜應對並遵守秩序這點，我想這地球上恐無其他國家能出日本之右。這當然不是西方化也不是近代化的結果，毋寧是幾百年來相對封閉的身分制社會所形成的制度與習俗、文化所制約與規訓的結果。高度秩序化的表象背後是高度壓抑的集體心性和規訓化的身體。過去江戶時代中形成的種種文化自然會制約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使其近代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近代。

日本地震中安置住宅的彩繪裝飾

又如日本在二戰之後，雖然也與歐美國家一樣，開始舉行議會選舉，但事實上除了短暫的幾個時間點外，大部分時候日本的議會選舉都是由自民黨取得勝利，然後掌握政權並主導議會的。相較於經常有政黨輪替執政的歐美國家來說，這點也不太一樣。若再上溯到二戰前的日本天皇制國家制度，光說《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內容為「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這點，就更可以理解近代日本制度的特殊性了。

一般認為近代日本的國家形態主要模仿的對象是普魯士，但事實上，日本在創建近代國家制度時，也參照過美國的聯邦制度、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度等。在憲法、軍事、警察、教育等諸種領域中，則分別從西方各國輸入各種制度，並在其創製過程中有許多的質變和本土化現象發生。以致就最終結果而言，我們只能說那是種日本型的近代制度。其代表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主張天皇統治日本的終極正當性竟是根據日本神話中天照大神給其孫的神敕。在該憲法的前文中是這麼說的：「國家統治大權乃朕所承之祖宗、傳之子孫者也」

【1】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之前的〈告文〉已提出下列說法：「皇朕循天壤無窮之宏謨，承繼惟神之寶祚，保持舊圖，不敢失墜」

【2】

，而這段話其實是根據日本神話的記載。按《日本書紀》〈神代巻〉，天孫在下降人世前，其祖母天照大神對他說：「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寳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這幾段文字讀起來有些拗口。總結來說，天皇統治日本的正當性不是源於人民的委託，也不是天命，而是繼承自其祖先。但其祖先之所以得以統治日本的正當性根據則訴諸神話。從這點來看，便能清楚理解日本的近代化或說「脫亞入歐」的過程有許多日本獨自的特色。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有許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與批判。

天照大神的後裔神武天皇

以下，我們就來看看福澤諭吉和丸山真男提出了何種意見？

二、福澤諭吉的〈脫亞論〉與其日本批判

說到「脫亞入歐」，許多人可能會直覺想到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大概也是因為被認為是引領「脫亞入歐」路線的主要代表文化人，故他的肖像才被選為萬圓日幣上的設定圖案，以致日本人和到日本旅行的我們想不見到他都難。

印有福澤諭吉頭像的1萬日元紙幣

但是必須幫福澤說清楚的是，他的〈脫亞論〉（寫於1885年）是在朝鮮發生的壬午事變(1882)、甲申事變(1884)後，基於朝鮮國內親日派失勢後的現實狀況認識提出的現狀維持論，而非一般所理解的亞洲侵略思想開端

【3】

。福澤非使用「脫亞」這一概念的第一人，更沒有說過「脫亞入歐」，〈脫亞論〉受到重視是在二戰後的1950年代末期。這一點，丸山真男已多次為他說明過。

「脫亞」或「脫亞入歐」之所以在戰後會受到注目並廣為使用，大抵是因這兩個概念畫龍點睛地表現了明治以後日本的主流思想發展方向。所以，我們當區別在國際政治情勢中之〈脫亞論〉本身與「脫亞」所代表的思想傾向。若就思想傾向來說，「脫亞」之意當如福澤在〈脫亞論〉中說：「國中朝野無別，一切萬事采西洋近時文明，不僅獨脫日本之舊套，亦在亞細亞全洲出一新機軸以為主義」。就此意義而言，在福澤提出〈脫亞論〉以前，他那希望以「西洋近時文明」為模範改造日本的文明論思想就早已是「脫亞」的。

〈脫亞論〉中所謂的「亞」，就其內涵而言，不外乎指包括「儒教主義」等在內的「亞細亞流政教風俗」。那除了指中韓兩國的既有文化外，也包括「日本之舊套」。畢竟日本也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只不過在福澤的論述中，日本已先行在某種程度上擺脫儒學所代表的亞洲文化的壞影響。但必須注意的是，福澤對儒學思想的攻撃與他對其憎惡的江戶時代封建門閥制度的攻撃是一體的。例如，福澤說：「儒流教育不足依賴，儒教主義中所包括的封建門閥制度本是我輩敵人，一定要有所覺悟，將儒教主義破壞，致力於對儒林的攻撃，並且排除門閥」

【4】

。因為實際上福澤諭吉本人就是在儒學規範滲透整個社會的江戶時代末期度過其上半生，故他切身感受到儒學思想對江戶時代封建門閥制度的強化作用。但當封建門閥制度已然解體之時，福澤的攻撃對象自然導向該制度中潛藏的儒學思想。其實，福澤的〈脫亞論〉與其《文明論之概略》（第一版發表於1875年）中之文明論是相輔相成的。

《文明論概略》中譯本

眾所周知，福澤諭吉的文明史論受到基佐和密爾等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文明史論影響。福澤將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國」、「半開之國」、「野蠻之國」，從而形成落後停滯的亞洲觀。但對西洋文明論中之停滯、專制的亞洲觀，福澤是有所批判的，否則他如何能告訴日本人民，位於亞洲之日本能成為文明國？在福澤的論述中，日本與中國是半開的、西方是文明的。但在相對的意義上，日本與中國也是文明的，西方也有其問題。所以，西方文明還是要被更至善至美的文明狀態所相對化，非是絶對的標準與目的。

他的進步觀念不單只是依據強調知性進步並預設一種完成狀態的十八世紀啟蒙主義的進步觀，也融合了十九世紀進化論的進步觀，即強調無限進步的可能性但也需弱肉強食地競爭的進步觀。在上述這種進步觀念的引導下，日本不但要與亞洲國家競爭，也要與歐州國家競爭。

在福澤看來，儘管日本在外在的物質文明方面，已取得長足的進步，但內在的精神文明，即「人民之氣風」的革新尚有待改進。早年福澤的名著《勸學》（首出於1872）中所謂的「一身獨立，一國獨立」命題中即是其希望日本人民能在精神革命方面有所成就。《文明論之概略》也是要在這一目標基礎上，說明清楚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秩序中的位置，及其進步的可能性與目標。所以，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之概略》中必須去論述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差異。

《勸學篇》中譯本

福澤在該書中，深入中日兩國的歷史，主張在中國因「至尊之位」（最高權威）與「至強之力」（最高權力）往往集中於皇帝一人，故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形成。相較之，在日本的情況則是，因中世以後武士興起，「至尊」（皇室）與「至強」（武家）有所區別，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其間的緊張關係使日本人的精神得以運動，自由風氣容易發生。所以，福澤主張日本較中國易吸收西方文明。或許對於這樣的說明，許多中國人並不以為然。但福澤是不會在乎的。因為他主要說服的讀者是日本人，而不是其他外國人。

但《文明論之概略》之終極目的是要說明歐州文明與日本文明的差異，以指出發展的方向。在福澤諭吉看來，日本武人自有「獨立自主的氣象」，那或留存有如「日耳曼野民」之「自主自由的元素」，能使「我國民之氣風一變」，但事實上決非如此。其原因就在福澤所觀察到並提出來的「權力的偏重」這一貫通整個日本社會的法則、原理。

那麼，何謂「權力的偏重」呢？福澤把日本社會中的每個集團譬喩成一個天秤，日本社社會本身則是個超大天秤。在他看來，日本一切的社會關係沒有保持在一種平衡狀態，事實上的強弱或大小的關係直接成為一種規範關係，以致日本社會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失衡的狀態。而且，他認為有如不管我們把一個結晶體打得多碎，那些大大小小的結晶體都具有與原本結晶體一樣的形狀那般，不管我們把日本社會分得多細來看，每個小集團皆存在「權力的偏重」的問題。所以，「權力的偏重」不是指政治社會的專制現象，而是存在於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間，也存在於統治階層中之各種集團所形成的層層關係中之原則。

他的《文明論之概略》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來〉，主要就是探討「權力的偏重」所帶給日本文明的種種負面影響。例如福澤認為日本歷史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曾存在著「高大的牆壁」，日本雖也有政治變革，但權力一直偏重於統治者一方（不管是皇室或武家），人民只是被統治者，在戰爭發生時也只是旁觀者，故人民沒有「報國心」，沒有主體參與政治的機會與權利，沒有國家認同意識，只是懼怕強者，隨勢依附。

武士

其次，統治階層的武士也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不以屈從為恥。因為在武士的權力結構中，我雖屈從於上級無理的命令，但卻可從對下級的欺壓中獲得心理的補償。福澤也曽對這一點做過有趣的說明。他說：

又將之譬為物質來說，西洋人民的權力如鐡，甚難膨脹，也不甚易收縮之。日本武人權力則如橡膠，隨其相接處之物而伸縮方式不同，具往下接則大大地膨脹，往上接則頓時收縮之性。將這偏縮偏重（脹）的權力集為一體，名之為武家的威光，而承受這一體的抑壓者乃無告小民也。

福澤諭吉指出，在過去由武家主導的日本社會中，武士會以武家權力集體形成的「武家的威光」之名來欺負老百姓。此外，武士階層內部也會因身分差異，而出現與比自己身分高者見面則卑屈，遇到比自己身分低者則態度高傲的問題。所以，他批評「日本的武人無獨立一人的氣象」。而且，福澤在也提出如下的意見。他認為在這種武士主導的「德川的治世」中，人民上有這種「專制偏重的政府」，以致「日本國中幾千萬的人類有如各被關在幾千萬個箱子中，又如隔著幾千萬個牆壁，絲毫動彈不得」。也就是說，在「專制偏重的政府」統治下，江戶時代的人民是彼此封閉在各自所屬集團之中，以致往往只求「退而守身之策」。最後，福澤主張若日本不解決上述這種「權力的偏重」問題的話，則日本難以真正進入文明。

上述福澤諭吉的論述是針對在明治維新後不久的日本社會而提出的，其主要批判的對象其實是江戶時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及其在明治時代的殘留影響。但他的批判後來也成為丸山真男批判近代日本時的重要思想資源。

三、丸山真男的近代日本批判與福澤諭吉

丸山真男在1938年就讀了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與《勸學》，然後他說：「特別是《勸學》與《文明論之概略》，讀來像是對自己所生活時代的激烈批判，不斷覺得真痛快」

【5】

。其實，丸山基本上就是透過明治初期福澤諭吉的著作，獲得以批判性角度理解近代日本的視野。

丸山真男

而且，丸山在寫福澤諭吉論時，剛好又是所謂「近代的超克」論盛行之時，他的福澤諭吉論基本上就代表著他對當時日本主流論調的一種抵抗

【6】

。丸山真男在1946年寫的〈近代的思惟〉一文中，就說：「終於不論誰都看得出來，在我國近代的思惟不但沒有被『超克』，就連真的獲得這個事實都不存在。」在當時的丸山看來，日本非如「近代超克」論者等人所主張的，一個已經近代化成功、並足以作為東方文明領導者，且具有超越近代西方文明使命的國家、民族。在其早年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丸山一方面批判「近代超克」論所美化的「東洋精神」，一方面主張雖然個人主體性、秩序人為性等「近代意識」（「近代性」）在江戶儒學中早已萌芽與成長，但沒有發展順利與完整，故近代日本成為利用「東洋精神」的天皇製法西斯主義國家。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譯本

實際上，他將朱子學視為近代日本天皇制國家的思想源流，朱子學所代表的儒家道德將日本精神和大東亞共榮圏等美化，以致使得自以為正義之師的日本對外擴張與侵略行動無底限，最終走向差點亡國之路。所以，他要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批判朱子學所代表的「東洋精神」，並且說明「近代意識」在日本發展的挫折過程。

丸山是在以福澤諭吉為首的明治啟蒙思想家著作的基礎上，去理解江戶儒學的。　對丸山而言，福澤諭吉正代表突破封建社會的思想限制，真正理解近代社會中之個人主義理念（「獨立自尊」）的思想家。他對福澤所提出的「一身獨立，一國獨立」的命題十分重視。他主張福澤諭吉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義是，提出並引導「國家受個人內在自由媒介而成立」的這個觀念在日本發展

【7】

。這對丸山而言，正是理想型的「近代」，更構成對當時的超國家主義的批判思想。

再從另一角度而言，這也是丸山個人在其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識基礎上，再透過繼承福澤諭吉思想來抵抗他的時代。丸山真男説:「我非常願意承認自己是十八世紀啟蒙精神的追隨者，依然固守人類進步這個『陳腐』觀念」

【8】

。亦即丸山選擇福澤亦認同的18、19世紀自由主義的立場，同樣以「18世紀啟蒙精神追隨者」之姿，批判當時的天皇製法西斯政權(超國家主義)。

二戰後，從戰爭歸來的丸山真男發表了〈超國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

【9】

等一連串批判近代日本社會病理的論文，並參與許多推廣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活動。在丸山看來，日本的超國家主義之所以有別於一般國家主義，在於其「對外膨張與對內抑壓的精神力之質的差別」。

為了說明這個近代日本超國家主義的特質，他特別依據前述福澤諭吉的「權力的偏重」論分析近代日本軍隊與社會，認為福澤所指出「權力的偏重」這一日本社會特質依然存在於日本的軍隊與近代日本的國家秩序中。首先，丸山認為近代日本雖已從二重統治的國家（即福澤所指出的「至尊」與「至強」分別由皇室與武家擔任的情況）走向權威與權力合一的天皇制國家。在這個體制中，天皇是主導軍國主義體制之軍部權威的來源，但天皇又不同於歐洲立憲君主，而是繼承「皇祖皇宗」遺訓的統治者。即如前所述，其終極權威來自日本神話。

日本侵華戰爭中進攻華北的日軍

然後，丸山認為二戰時日本軍人的優越意識來自於與天皇這一終極權威的親近關係。但是，軍人以天皇權威的分享者身分命令下屬外，也受到來自上層的壓力與壓迫，而其受到的權威與壓力也往往會轉讓給其下屬，以維持其精神的均衡。這即是福澤所說的如橡膠般的權力運用方式。而且，這也會隨日本向外擴張、侵略而國際化。如被上級欺壓的士兵可能就會轉而欺壓戰俘或其他外國人。

當然，受到上級權力的欺壓就轉而欺壓下屬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各個社會之中，特別是軍隊。但上述丸山所強調的重點是，在軍隊等近代日本社會集團中發生的權力欺壓不是出於自由主體的意志，而是依存於以天皇為頂點的權威體系。而且，日本社會中各個集團的封閉性又助長了訴諸天皇權威以合理化自身行為的思惟與行動。亦即在以天皇權威為頂點的近代日本天皇制國家中，存在無數相對封閉的集團與個人，往往在受到不合理對待時，就算內心想反抗也會忍住。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福澤所說的日本社會中存在之「權力的偏重」的原則在權威與權力合一的近代天皇制國家中，更加惡化。那形成一種潛規則，以致於許多人就算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也相對比較容易接受，傾向於尋求退而守身之法。

所以，丸山真男也傳神地說過：「日本歷史與其說是階級鬥爭的，毋寧是許多被壓抑者雖在角落裡抱怨，但最終會放棄並哭著入睡的歷史」。

【10】

也就是說，日本的歷史過程是人民往往選擇忍氣吞聲不起身抵抗的歷史。在丸山看來，日本雖是尚武之國，戰事頻仍，但卻從未有過由下而起的革命。這種看法不一定是所有日本人都會接受的，但這實受到福澤諭吉所謂之「權力的偏重」論的影響。

丸山認為日本社會中所說的「和」不是平等者間的「友愛」，而是以縱的權威關係為前提的「和」，若敢挑戰權威則會被視為「不知恩」者，進而遭受迫害。在這種精神浸透一切社會集團的情況下，大多數的人傾向於選擇「在角落裡抱怨，但最終會放棄並哭著入睡」。

上述這種日本社會的封閉性和其中之「權力的偏重」現象就是丸山終其一生所對抗並意欲改革的問題。他思索著何以日本在文化上是開放的，許多文化進入日本，並成為日本的傳統，但社會卻一直是封閉的。丸山後來提出有名的「竹刷子型」和「章魚壺型」這兩種社會類型來說明日本的特殊性

【11】

。即他認為西方國家與日本一樣在近代化過程中皆產生了專業化、功能集團多元分化的現象，但西方國家在基底有共通的傳統文化，有教會、沙龍等組織串起來橫向的連結，屬於竹刷子型。相較之，日本則是章魚型的，各個集團有如一種捕章魚的道具般各自封閉，彼此之間難以有橫向的連結，不易形成「共有的廣場」，即自主結社的傳統尚不發達。然而有意思的是，丸山進一步指出日本社會中各個章魚壺型集團又各自向國際開放，故更不自覺日本本身的封閉性。就這點而言，丸山大抵認為日本是個尚未近代化成功的社會。

《日本的思想》中譯本

當然，如前所述，日本是個相當全面的現代文明國家。若再進一步說，其實丸山真男也分別使用「近代」與「現代」這兩個概念來表達現代性的問題。他把市民革命和工業革命時期的特性稱為「近代」性，即「近代」是基於權利思想的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強調獨立自主的政治主體精神。相較之，「現代」的特徵則是大眾的登場、科技的發展，以及基於民眾連帶意識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法西斯主義

【12】

。毋庸置疑，日本的情況主要是法西斯主義、超國家主義主導了後來的歷史發展。雖然在二戰後，法西斯主義的禍害得到了全面的批判與反省，但在日本這個現代社會中，即使有丸山等人的努力，社會的封閉性和「權力的偏重」這一身分制社會的原則尚留存。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就丸山而言，日本雖是現代文明國家，但也尚未近代化成功，或是該說日本的近代乃至現代是具有其獨特樣貌與內在邏輯的。話又說回來，不同的人對於近代化可能有不同的認知與理解。其實，不管日本是不是已近代化成功了。你只要懂得遵守各種大大小小的規則，不要隨便帶給別人困擾，清楚理解自己在所屬集團中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大概就能在日本生活得很愉快。

注釋

【1】【2】筆者自譯

【3】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1977，頁29-57

【4】〈掃除破壊と建置経営〉，收於《福澤諭吉全集》第二十卷

【5】《文明論の概略を読む．上》，1986，頁31

【6】平石直昭，〈戦時下の丸山眞男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像の形成—福沢諭吉研究との関連を中心に〉，《思想》第964號，2004，頁6-10

【7】〈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丸山真男集第二卷》，1995

【8】《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收入《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

【9】收入《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

【10】〈ある自由主義者への手紙〉，收入《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

【11】〈思想のあり方について〉（收入《日本の思想》）

【12】松沢弘陽，〈丸山真男における近?現代批判と伝統の問題〉，收於《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