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傳奇人物——世間真君子，唯有胡適稱得上
青年胡適
《容忍與自由》是胡適的一本文集，書的第一頁寫著這樣一句話：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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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建黨偉業》中有一個故事：青年學生毛潤之從湖南來到北平，找老師楊昌濟借錢去德國留學。到了北大後，猛然看見學校布告欄上寫了一行字：胡適下午三點講解中國文化史。毛潤之大喜過望，屁顛著跑去蹭課。但是北大有規矩，「衣衫不整者，不得入內」。毛潤之風塵僕僕的來，滿臉的灰塵，衣服也是髒的。到了北京卻顧不得換衣服，也不去找老師，而是先跑到胡適的課上聽課。胡適謙謙君子風範，讓他坐下來聽完了那節課。
電影截圖
毛潤之年輕時雖然沒考進北大，但是書讀的也不少了。遇見胡適的課，死皮賴臉地非聽一節，可見胡適的學術水平之高。同時也可見胡適的善良與熱情。既不管是不是北大的學生，也不管他衣衫整不整的，只要是來學習的，就都讓他坐下來認真聽課。
胡適只比毛潤之大兩歲，學問水平卻高出他一個珠穆朗瑪峰。胡適的大學問當然不是憑空而來。胡適是安徽績溪人，幼時喪父，是母親一手拉扯大的。胡適也很爭氣，考取了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去了美國留學。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取得博士學位後，直接到了北大當教授。上面那個故事發生在胡適任北大教授的第二年。
胡適在北大待了幾十年，他人生中所有最重要的事都和北大有關。胡適在美國待了七年時間，思想內核幾乎就是美國文化的精髓：自由。在美國，胡適的老師是一位主張「實用主義」的教授，因此胡適的思想也深受這位老師的影響。胡適在一次演講中說：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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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倒台，民國建立，但社會秩序仍然混亂。胡適等一些學者認為，在制度的背後，應該有一種文化的支撐。胡適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常與安徽同鄉汪孟鄒來往書信。汪孟鄒在上海辦了一個亞東圖書館，結識到許多有才學的知識分子，這其中就有在上海辦《青年雜誌》的陳獨秀。
陳獨秀這份《青年雜誌》對很多事情都感興趣，文學、哲學、政治等等。陳獨秀為了讓這份雜誌運行下去，就必須結識到一些能寫稿子的知識分子，他自己寫估計得累死。於是，汪孟鄒牽線，胡適和陳獨秀就算認識了。而胡適最感興趣的就是白話文，他把自己對白話文的看法寫信告知陳獨秀。
看到信後，陳獨秀大喜過望，讓胡適把關於白話文的觀點寫成文章。這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在這篇文章中寫到：不改變文言文雕琢華麗的貴族文風，中國就無法啟發民智。胡適主張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
胡適通過這篇文章告訴當時的人民群眾：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篇文章敲醒了陳獨秀，說「白話文」將是打碎舊文化的開山斧。之後，陳獨秀在《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革命論》,盛讚胡適是「文學革命的旗手」。相對於陳獨秀的激動興奮，胡適卻十分謹慎。他特意把文章題目改為「芻議」，僅僅是個「芻議」而已。
胡適這麼做當然自有他的道理。胡適雖然小時候也接受過傳統文化教育，但他在美國留學七年，認為自己對國學的研究並不深入。還有就是他不願意唱高調，想讓大家平心靜氣的考慮他的主張，避免和老一輩保守派起衝突。
《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為《新青年》，隨著陳獨秀在北大任教，《新青年》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認可。那時候魯迅在當公務員，每天下班後閑得發慌抄古碑，便被錢玄同和劉半農他們拖過來，開始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文小說。《新青年》逐漸輻射全國，由最初的6000本，發展到了16000本。藉助於《新青年》的廣泛影響力，李大釗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的專欄，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也正是這一點點的影響力，馬克思主義得以在青年學子中廣泛傳播。
陳獨秀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學校，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教材，白話文運動獲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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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爆發後，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等地，引發了大批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胡適雖然並不參與上街遊行，但對參與運動的學生抱有「同情之理解」。5月9號，北大校長蔡元培便辭職了。蔡元培主張「政教分離」，北大學生卻主動領導參與政治性活動，他感到學生失控。胡適上街聽過街頭演說家的言論後，和校長蔡元培一樣，對學生運動充滿了擔憂。
胡適始終認為，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哪怕時代再危險，學生該幹嘛還是要幹嘛。他也經常說，中國的成年人不承擔這樣的政治責任，就要讓學生來承擔，中國的學生運動向來如此。在胡適的思想天平中，理性始終佔據頭等。他認為，並不是目的對了就可以不擇手段地解決問題，目的對了也要用合法合理地手段來解決。
之後，胡適被任命為維持北大校務的小組成員。有一次校內一演說中，他對學生說：有人告訴你，讓你犧牲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為自己爭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與陳獨秀、李大釗的左傾革命思想相比，胡適更傾向於漸進的改變。胡適是一個堅定的漸進主義者，他並不寄希望於社會整體主義的改變，也不寄希望於社會的激變。他感覺到中國有墜入激進主義泥沼的可能，於是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
胡適說：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主義」。「主義」只是美妙的設想，它最大的危險，就是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不用費力去研究那些具體問題了。
在當時，幾乎每個人都急於找到一條能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捷徑，不會有人想著緩慢的改革。李大釗也屬於找捷徑的人，於是他反駁胡適：「恐怕須得找到一個能根本解決問題的道路，才有把問題一個一個解決的希望。」胡適回答：「沒有一種靈丹妙藥能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每個問題都必須分而攻堅，分而解決。」
兩人雖然觀點不同，但卻心平氣和，根本不影響他們朋友之間的感情。胡適經常到李大釗家裡玩。李大釗是北方人，愛吃饅頭，招待胡適這個南方人卻是小菜加一碗蛋湯。李大釗不喝酒，兩個人經常就著薄茶聊很久。
李大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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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後的一個月，胡適接到一個不好的消息，陳獨秀在新世界散發傳單被捕。陳獨秀散發的傳單是《北京市民宣言》，上面說：「我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改造。」胡適雖然並不認同陳獨秀的激進主張，但他倆是好朋友，對陳獨秀有求必應。傳單是中英雙語，中文是陳獨秀自己寫的，英語是胡適幫忙翻譯的。
隔天，胡適就四處活動營救陳獨秀，原先被陳獨秀等一批人批評過的保守派學者也紛紛站出來。在被關押了98天後，陳獨秀保釋出獄。說來也有趣，陳獨秀和胡適都屬兔，陳獨秀恰好大胡適一輪，但這兩隻兔子關係好了一輩子。陳獨秀出獄後直接住在胡適家裡，後來由於特務上門，陳獨秀又住在李大釗家裡。
1958年，胡適在五四運動紀念日中演講說：「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的這個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由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2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胡適與李大釗、陳獨秀所引領的新文化運動，確實是被五四運動這個帶有政治性的運動給打斷了。而他們卻又過早地將保守派的思想摒棄在外，致使力量十分單薄，勢力會被更激烈的力量所吞噬。
而實際上所謂的「保守派」，其實也並不保守。嚴復翻譯了《天演論》，最早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林紓翻譯了《茶花女》等外國小說；辜鴻銘更是從德國留學回來，也是最早主張使用白話文的老學者。只是陳獨秀等人是以摒棄舊文化為前提，這樣就從根本上與他們區別開來。
隨著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轉移到上海，再加上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新青年》逐漸變成一個政治雜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建立後，《新青年》更是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
面對老朋友和《新青年》雜誌的漸行漸遠，胡適內心十分複雜。他在1920年給陳獨秀的信中說到：我究竟不深怪你，因為你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青年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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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17日，胡適在家裡看書，忽然電話響了。胡適接過電話，對面那個人問道：「你是胡博士？好極了，猜猜我是誰。」
胡適不耐煩，「聽不出來。」那邊哈哈一笑，「我是宣統啊。」
胡適心裡納悶，自言自語：「宣統？皇上？」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與清廷達成了《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的協議，末代皇帝溥儀仍然住在深宮中。在英國洋師傅莊士敦的調教下，溥儀對宮牆外的世界充滿好奇。他知道「新文化運動」，也讀過胡適的《嘗試集》。一個星期後，胡適在太監的帶領下，走進故宮養心殿。
胡適後來說：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几上擺著今天的十幾種報紙。
胡適和溥儀聊了二十幾分鐘，就出了宮。胡適見溥儀的消息一傳出去，很多人就說胡適仍有封建臣民的情結。面對非議，胡適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一篇《宣統與胡適》，做以回應：一個17歲的少年，在宮中很寂寞、很可憐，想找個人談談，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封建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一件很有人情味的事，成了怪吒的新聞了。
青年溥儀
兩年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趕走了深宮中的溥儀，並廢除了優待條件協議。全國一片叫好之聲。胡適知道後，寫信給政府表示抗議，他認為這是民國歷史上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因為這個事，周作人和錢玄同發文章批判胡適。胡適公開回復他們：我只要求一點自由說話的權利，但十幾日來只見謾罵之聲。我要請你們認清，一個民國的要素在於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中華民國就是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就算皇帝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個民國的要素多著呢。
溥儀出宮確實留下了隱患，日本人利用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溥儀心裡當然憋著一股氣，才會跟著日本人去了東北。這樣一想，胡適的立場客觀又理性。
說到言論自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先生。其實不然，在言論自由方面，胡適要比魯迅先生做得還要更多一些，說話也更直接。魯迅先生不曾在公開場合指名道姓的罵過蔣介石，但胡適做到了。
蔣
1958年，蔣邀請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上，蔣提出明確要求，要胡適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當局早日完成抗俄使命」。蔣介石講完下台後，胡適開口就說：「總統，你錯了。」然後逐條駁斥蔣，說學術與政治無關。蔣氣得渾身發抖，在當天日記中憤慨記錄：「今天實為我平生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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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由，胡適的關鍵詞還有容忍。
著名的紅學研究學者周汝昌，早先從胡適那裡借來了《紅樓夢》一個孤本的手抄本，可以說是稀世珍寶。直到最後，胡適也沒讓他還。
大才子林語堂留學美國的時候，窮困潦倒向北大借錢，回國之後去北大致謝，才知道那錢就是胡適一個人出的，跟北大沒關係。
好朋友高一涵單身，住在胡適家裡，後來娶了個妓女回家。胡適寫信給夫人：「你不要歧視人家，好生招待著。」後來高一涵知道了，寫信給胡適：「那姑娘原本也是書香門第，落難才入了風塵，我看她氣質很好，便娶了回來。本不想告訴你，沒想到你絲毫不介意。」
北大教授油畫（包括辜鴻銘、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等）
1946年，抗戰勝利後，胡適就任北大校長。在以文科見長的北大，胡適主張為國家建立尖端科學人才的培養計劃，延攬了許多這方面的人才來校任教。1948年，國內政治風雲突變，胡適在政治上選擇與國民黨政府共進退的立場。隨後，他離開深愛的北大，流亡美國。
胡適在美國的經濟狀況並不好，自己洗衣做飯，出門擠公交。許多留美的中國青年常與他相見，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就是這時候與他成為知己好友。
唐德剛後來回憶說：「其實胡適都沒什麼錢吃飯，就是一個老難民，坐吃山空。我經常換著地方請他吃飯。」唐德剛告訴胡適，你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現在有口述歷史，你不是要寫回憶錄嗎，我幫你寫，我拿學術費，你拿養老費。
晚年胡適
1950年開始，大陸對胡適的思想做了很多的批判。胡適許多在大陸的朋友、同事、學生都紛紛接受號召，對胡適口誅筆伐。例如金岳霖、馮友蘭等等。在美國的胡適隔岸觀火，熱心閱讀每一篇「批胡」文章。這些文章收集起來後，編了七本書。但大都千篇一律，不是說胡適是蔣幫的幫凶，就是說他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走狗。唐德剛說，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個人能認真看完這些無聊的文章，這個人一定是胡適。胡適還真的認真看完了，幾乎每一篇都有批註。
經過這次「批胡」浪潮，胡適的思想在大陸幾乎被清空殆盡。
1962年2月24日，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紀念館召開第五次院士會議，許多滯留在海外的研究學者趕來參加。胡適心情很好，主持酒會時顯得很興奮。一開心就忘記了夫人對他的囑託，在酒會上多喝了幾杯酒。在結束時，他微笑著送賓客離開，突然轉身想說點什麼，臉上的笑容還未散去時，向後倒地，就這樣去世了。
葬禮上，台灣三十萬民眾夾道相送，這些人中有很多達官顯貴，也有很多平民百姓。胡夫人看著烏泱烏泱的人，對兒子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父親這個份上，不容易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