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暉：中國古代史研究不斷創新發展

過去的一年，學界在回顧與反思中，不斷探索中國古代史未來研究的方向和路徑，同時立足於傳統研究領域，推陳出新，積極利用出土文獻和新資料，尋求多樣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動了中國古代史研究在創新中不斷向前發展。

2018年適值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對於中國古代史研究而言也是極具特殊意義的一年。學界在駐足回顧、反思40年來所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在傳統研究領域不斷發力，積極利用出土文獻和新資料，探索新問題，開闢新領域，為進一步深化中國古代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礎。

進行全面回顧和總結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來臨之際，《中國史研究動態》《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史學史研究》《河北學刊》《光明日報》等，以專刊、專欄等形式，對整個中國古代史、各斷代史，以及中國古代經濟史、思想史、社會史、史學理論、歷史地理、宗教、古籍、出土文獻研究等相關領域的發展道路、主要學術成就、研究特點等，進行了全面回顧和總結。例如，趙世瑜《改革開放40年來的明清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1期）從「雙重學術背景下的明清史研究」「變遷與連續性」「國家·社會·人」「從區域史到全球史」等方面，對40年來明清史研究進行了歸納，認為明清史研究的特點是既注重傳統研究領域，又在環境史、科技史、藝術史、醫療史、身體史、性別史等方面異軍突起。

另外，學界還分析了40年來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與缺憾。例如，包偉民在《改革開放40年來的遼宋夏金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1期）一文指出「研究方法的缺失感」「對時代定位的困惑」「平面推進與議題枯竭的矛盾」「作為雙刃劍的新技術」等問題。魏明孔《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1期）一文，對中國古代史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我們要更多關注現實，整理髮掘更多經濟史資料，加強理論與實證的結合，逐步建立中國傳統經濟史話語體系」。晁福林《改革開放40年來的先秦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1期）則指出：「學界應意識到純粹的出土文獻研究的局限性，應當以更加系統的思維來看待春秋戰國史的研究。」

相關研究的回顧、總結以及對存在問題的分析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將進一步引導新時代中國古代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在傳統研究領域持續發力

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等傳統研究領域，依然是2018年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著力重點，相關領域新作迭出，不斷推動中國古代史研究持續向前發展。一方面，中國古代史研究繼續關注學界長期討論的大問題，如關於商代族邦、周公攝政、唐代科舉制和府兵制、宋代重文輕武思想、明代萬曆朝鮮之役等。對於這些重要的老話題，學者們或通過新視角、新材料等進行「再研究」，以期進一步揭櫫問題的真相，例如柳立言《北宋評價武人標準再認識——重文輕武之另一面》（《歷史研究》2018年2期）等，或對老話題中研究的薄弱環節進行新探討，如金瀅坤《士林華選：唐代博學宏詞科研究》（《歷史研究》2018年1期）等。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史研究又注重探索具體歷史問題，將研究視角轉向基層政權、社會及群體等，如關於明代縣域基層政權的治理、鎮戍營兵中的基層武官、清代前期中國南部鄉村社會、秦及漢初的「庶人」、秦漢時期的「校長」等。同時，學界還注意在法制史、災荒史、區域史、家族史等領域辛勤耕耘，不斷拓展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視野和範圍。

此外，傳世典籍也頗受研究者重視，例如，運用《詩經》《尚書》《逸周書》《九歌》《儀禮》《大學》《墨子》等先秦典籍，探討有關王權秩序、軍事征伐、歷史地理、地域文化、天命思想等諸問題，或者對相關正史及其編纂過程予以歷史考察。中國古代史相關研究體現出既保持一貫重視「實證」和「考索」的傳統，又注重利用歷史的「書寫」「敘事」和「闡釋」等方式進行研究。

史學界對「絲綢之路」的討論和研究熱情有增無減，僅2018年下半年舉辦的有關「絲綢之路」及「一帶一路」會議等就多達20餘場。在具體研究中，專家學者們發表了大量相關論文，廈門大學出版社還推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叢書》，大大豐富了「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

對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視，以及對「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研究的關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史研究既立足於古代又心懷當下的人文情懷。

開掘出土文獻和新材料

利用出土文獻以研求中國古代史的相關問題，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熱點和潮流之一。2018年，學界主要圍繞甲骨文、簡牘、石刻、敦煌吐魯番文書、徽州文書、檔案及民間文獻等，開展多方面探討，取得不俗成績。以簡牘為例，相關研究涉及清華簡、北大漢簡、懸泉漢簡、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尹灣漢簡、睡虎地秦簡、肩水金關漢簡、上博簡、嶽麓書院秦簡等10多種，討論了政治、軍事、經濟制度及重大歷史事件等諸多問題，例如賈麗英《秦及漢初二十等爵與「士下」准爵層的剖分》（《中國史研究》2018年4期）一文，利用簡牘對秦和漢初爵位系統的層次劃分及「公卒」階層等進行探討，增進了人們對於秦漢「爵層」制度的認識。再如石刻資料，既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大量新問題的重要「發祥地」，也是解決此前傳世文獻所不能解決問題的重要史料，史學界利用頗多。

大批新資料的利用，也是今年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亮點之一。這些新資料涉及簡牘、石刻、黑水城文獻、古籍紙背文獻、海外漢籍等多種，成為學術研究新的增長點。例如，海昏侯墓的發掘是近年來學界的一件大事，墓主人劉賀的相關問題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之一。黃今言《從海昏侯墓出土奏牘看劉賀的舉動與失落》（《史學集刊》2018年5期）一文，利用該墓出土簡牘，探討了劉賀在海昏國四年中的政治舉動、心理願望及其無奈、失落的境遇，為認識劉賀在海昏國時期的真實生存狀況及其死因等提供了線索。再如海外漢籍，主要指有關古籍和古代官文書，這些資料也成為探討新問題的重要前提，例如範金民《清代書吏頂充及頂首銀之探討》（《歷史研究》2018年2期）一文，討論了此前學界未關注的清代書吏頂充及頂首銀問題，在該問題的討論中，日本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處所藏的江浙「頂首文書」，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佐證資料。

可以說，出土文獻和新資料已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發現新問題、探索新學問的重要抓手，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研究，也漸成當下學術研究新潮。

總之，過去的一年，學界在回顧與反思中，不斷探索中國古代史未來研究的方向和路徑，同時立足於傳統研究領域，推陳出新，積極利用出土文獻和新材料，尋求多樣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動了中國古代史研究在創新中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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