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最早記錄葡萄牙人來澳門的中國人

早期澳門遠眺及海港上船隻

澳門地圖

龐尚鵬

中山大學圖書館中，收藏著一份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刻本《撫處濠鏡澳夷疏》。疏的作者，是明代南海人龐尚鵬。這位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以「介直」著稱，官聲不凡。惠愛街（今中山六路）原來有一座永賴祠，即為當年廣州老百姓因為感戴時任都御使的龐尚鵬奏立「一條鞭法」而立的。他作於1564年的這份奏疏，被認為是澳門開埠後「第一份中文文獻」，是國人關於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最早記錄。

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來廣東

關於澳門的得名，屈大均《廣東新語》稱：「凡番船停泊，必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澳門紀略》說：「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又說：「南北二灣可以泊船，或曰南環。二灣規圜如鏡，故曰濠鏡，是稱澳焉！」因此澳門也稱濠鏡澳。

澳門是一個半島，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便利，與廣東尤其是與珠江三角洲各縣之間的內河航運聯繫密切。國際航路方面，東北面可與日本相通，西南方向穿過馬六甲海峽，又可到達東南亞各國，起著國際貿易轉運站的作用。

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後，取得遠洋航線的重要戰略據點，以此為樞紐，勢力不斷東擴。葡萄牙人1513年首次到達廣東，這是中葡關係之發端。由於各種原因，中葡關係交惡，甚至兩度刀兵相向。嘉靖初年對葡萄牙發布禁絕令，同時關閉廣州市舶司，實行海禁。嘉靖九年（1530）林富上疏， 以兩廣資財窘迫之由，請求重開市舶司，以獲「抽分」（即對外國貨物徵收的實物稅）之利，雖然得到批准，但葡萄牙人仍被排除在外。

從龐尚鵬的描述中，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知識分子們對葡萄牙人的印象：「詭形異服，瀰漫山海；劍光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也能看到他對葡萄牙人到來的憂慮。「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為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眾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固誠有不忍者，可不逆為慮耶？」類似的描述，在時人的記述中時能見到。

但畢竟葡萄牙人以馬六甲為據點控制了東南亞地區的眾多貿易航線，雙方不可避免有接觸。加之葡萄牙人有堅船利炮之恃，故而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雙方處於一種時緊時緩，極為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

龐尚鵬預警防備葡萄牙人野心

龐尚鵬在奏疏中較為詳細地羅列了葡萄牙人竊居澳門的兩個階段，為今天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錄。

第一個階段：「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賚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侯委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此時夷人「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浪，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待舶出洋即撤去」。也就是說之前的「夷人」可以在貿易期間上岸臨時駐留，但在貿易結束之後，必須隨船離開，且拆除岸上所建之臨時建築。

第二個階段：「近數年來，(夷人)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則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可見此時葡萄牙人在澳門地區，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定居點。居民也不僅限於從事貿易者，而是包括了他們的家屬、子女，儼然有常居之意了。

龐氏的說法展現的是澳門地區當時重要場景。1553年，有葡萄牙人明明可以按以往慣例，在濠鏡澳搭棚建寮，偏偏以「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為借口，要「借地晾曬」，開始「僅篷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

龐尚鵬對於防備葡萄牙人的進一步侵入也有所評論：「臣欲將巡視海盜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為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犒賞，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舶各有定所，悉尊往年舊曆……」他認為必須及早地採取措施，否則後患無窮。正如他自己所講：「急則變速禍則小，緩則變遲則禍大。」

但事情的演變並未按照他的想法進行。葡萄牙人對澳門的佔據持續了四個多世紀。雖然如一些學者所言，澳門在此期間成了中西方交流的一個重要樞紐，數學、火器、地理測繪、西方曆法等皆通過此處傳到中國，但其造成的負面影響也無法忽略。

葉權展現了葡萄牙人的日常生活

寫作《撫處濠鏡澳夷疏》時，龐尚鵬並不在廣東。他是通過千里之外的情報網路來獲取第一手信息的。奏疏寫完的第二年，一個安徽休寧人葉權來到了廣東。當年十二月，他進入澳門，並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後來他把這段時間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篇一千餘字的遊記，收錄在自己的《游嶺南記》中。

葉權是個仕途上始終不得志的文人，也是一名資深的旅行家。足跡遍及吳越、燕趙、八閩、兩廣，且自言在「嶺表」，即廣東一帶住的時間很長，又深入。在遊歷中，他十分留心各地的官場形勢、經濟物產、民情風俗及外務軍事等，並將「耳所的聞，目所習見」的重要事情記述下來，其記事以「尚實」為稱，可稱早期的「報告文學」，很有史料價值。他對澳門的記載，是國人第二次對澳門進行的較為詳盡的頗具權威的報道。

在葉權筆下，當時的澳門是「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關於明朝在澳門設立職官，明代書中很少報道，葉權則報道了兩種——守澳武職和抽分官。「守澳武職」亦即守澳官，又稱提調澳官，其衙門即澳門之「提調司」；抽分官則是負責收稅的官員。

「其人白哲潔凈，髡髮多髯，鼻隆隆起，眉長而低，眼正碧。頂紅帽， 著褲襖，以撒哈喇為之，或用雲綵綢緞鑿梅花八寶之類於其上，皆鮮艷美好。足登革履，俱勾身為便利，以軟皮為指套，套掌上。有時左手持念珠，右拽一杖。天稍寒，則戴氈笠子，披髦衣，如架裝。富者用紅撒哈喇，以紫剪絨緣領，胸前綴金鎖雜飾，戒指鑲以西洋寶石，香油塗身，腰懸八刺烏，長咫尺，以金銀錯之，其色稍黑，乃匕首有毒者。隨四五黑奴，張朱蓋，持大創棒長劍……婦人更潔白，華貴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錦繡，耳綴金環，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錦繡從頂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雜佩珊珊」——這是一段極為珍貴的描寫，是中國人第一次如此詳細地介紹16紀中葉澳門葡萄牙人的外貌、服飾、衣著。學者指出，葉氏稱「佛郎機」為「大西洋之一國」，可見此時對葡萄牙人的認識已遠比初來時準確。

葉權還第一次詳細地介紹了澳門葡人早期宗教信仰及生活習俗，從男女之見面禮儀，到居室座椅，從西洋酒、西餐到淋浴均有介紹。他寫道：「火食，飲西洋酒，味醇濃，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無匙著，用西洋布方尺許，置小刀其上，人一事手割食之。以瓦壺盥沐，水瀉下不更濯。」這是中國人對西餐的最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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