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改變百年法庭審判的欄杆：第一次用指紋當證據時，警察將罪犯爬過的欄杆都鋸了下來…

托馬斯·詹寧斯，他被指控謀殺了克拉倫斯·D·希勒（Clarence D. Hiller），該照片拍攝於1910年，伊利諾斯州芝加哥市。圖片來源：Chicago Sun-Times

在美國法庭上指紋作為證據已有一百年的歷史，史上第一次以此為依據進行判決的案件竟是由於罪犯無意間將手放在了被害人家中塗有新漆的欄杆上。雖然最初針對指紋識別的研究並非為了用於法庭證據的鑒定，但從此以後指紋證據也影響了無數的法庭判決。關於指紋證據的是否科學的質疑未曾停止，但這也促進了刑偵手段的發展以及相關法律的完善。

作者丨 Francine Uenuma

翻譯丨林志鵬

審校丨楊心舟

1910年9月19日夜裡，時間剛過凌晨2點，克拉倫斯·希勒就在他的妻子和女兒的尖叫聲中醒來。他的家位於芝加哥西104街1837號，在經過一系列的搶劫案過後，這條街南側的居民們都感到十分不安。希勒是一名鐵路職員，他沖向了歹徒，在隨後扭打中，兩個人都從樓梯上跌了下去。他的女兒克拉莉絲後來回想起當時聽到了三聲槍響，以及母親在樓上的尖叫。鄰居們聽到打鬥聲趕了過來，但兇手早已逃出屋外，只留下奄奄一息的希勒倒在了自家門前。

這名實施犯罪的歹徒並沒有逃跑很遠就被抓住了。他名叫托馬斯·詹寧斯，是一位非裔美國人，他在離犯罪地點半英里外的地方被人攔下。他六周前剛被假釋，被捕時身著一件被撕破的血淋淋的外套，還帶著一把左輪手槍。但審判的焦點卻是一條剛刷了新漆的欄杆上的指紋，這是他從希勒家的窗戶翻出時留下的。警方拍了照並把欄杆鋸了下來，宣稱這將成為確定入室搶劫犯身份的證據。

指紋第一次成為證據

指紋不僅有持久的法律效力，指紋分析的基本方法在被美國警察部門採納之後也基本沒有變過。人們對於指紋上的拱、環以及螺線的描述仍舊基於19世紀後期弗蘭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的著作。此外，現在收集與比較指紋殘餘物的基本技術也與當時在希勒家中所應用的相差無幾。

Sir Francis Galton圖片來源：famouspsychologists

這也給陪審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陪審員們一致投票認為詹寧斯有罪，並處以絞刑。迪凱特先驅報表示「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以指紋作為定罪證據的案件」，並以戲劇性的語言描述道：「希勒謀殺案的兇手把手放在希勒家新漆欄杆上的時候，就留下了自己的罪證」。

在這場審判18年前，歐洲就首次提出可以利用人們獨特的指紋信息來確認身份。高爾頓在1892年的巨著《指紋》中對此進行了徹底的研究和記述（高爾頓是達爾文的表弟，他長期專註於開展一系列實驗，以期將不同個體和智力的特點與身體以及遺傳性狀聯繫起來）。他也研究人體測量學，並試圖推斷出各項身體指標背後的意義。他在對指紋進行詳盡的收集研究時發現，不同種族間的人指紋並沒有顯著差異。他在《指紋》一書中寫道：「我最初以為不同人種的指紋之間存在差異理所應當，但即使嘗試了各種方式進行研究，仍然不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正如新聞記者阿瓦·考夫曼（Ava Kofman）最近在「公共領域評論」中所說，高爾頓對指紋科學的追求與當時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吻合。她在評論中寫道：「歐洲引入指紋識別，是為了幫助歐洲人找到與其他種族之間的差異，因為當時歐洲存在大量難以區分的外來人。」根據考夫曼的說法，高爾頓在後來的生涯中，發明了「科學」數值測量法，試圖通過量化不同人的身體差異來區分種族。

儘管如此，高爾頓所建立起來的指紋識別系統，被證明是識別個人獨特特徵行之有效的手段，並迅速得到了應用。在20世紀早期，美國警方就效仿歐洲的同行，收集了大量的指紋以用於身份鑒定。在1904年的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期間，倫敦警察廳派出代表展示了這項在英國法院上越來越流行的技術。甚至連馬克吐溫也意識到這項技術能夠在逮捕罪犯的時候發揮作用。他把「刀上帶有血跡的指紋」描述為「刺客與生俱來的簽名」寫進了他的小說《傻瓜威爾遜》戲劇性的法庭結局中，這本書發表於詹寧斯案發生的幾年之前。

圖片來源：CPOA

指紋證據受到挑戰

然而，在詹寧斯被定罪之後，他的律師對這項鮮為人知的新奇技術能否被用於法庭提出了挑戰。 經過一年多的上訴程序，在1911年12月21日，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維持了公民訴詹寧斯案的原判決，並申明不久後對其處決。 他們引用了英國的先前案例並公布了對該問題所進行的研究，來為指紋識別提供可靠性依據。該判決指出，在關於詹寧斯的審判中，有幾位證人曾經接受過倫敦警察廳的訓練。「這種身份識別手段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法院不能拒絕將指紋作為司法認定的證據。」

現今的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圖片來源：Wikipedia

指紋識別已經被「伊利諾斯州最高法院接受並成為絞刑判決的依據」，《芝加哥論壇報》對此進行了報道，美國各地的法院也開始正式地接受指紋證據。「詹寧斯案確實是以指紋作為法庭證據的最早公開案例，該案中你能找到針對指紋證據的各種討論」，西蒙·A·科爾說（Simon A. Cole），他是《嫌疑犯身份：指紋和犯罪鑒定史》的作者，也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社會生態學學院的犯罪學、法學和社會學教授。「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該案確實是整個國家的先例」。

詹寧斯案顯示出指紋證據是某種必須通過解釋才能讓陪審團理解的事物。「如果某項調查只有具備專業技能和經驗的專家才能進行，並能對相關的事實得出正確判斷，那麼專家的證詞就能夠被法庭所採納」。在法律用語中包含這一陳述至關重要：當法庭將指紋證據呈遞給陪審團的過程中，人們對於指紋證據的理解和判斷能力逐漸建立起來。這其中所包含的主觀判斷程度和所能接受的誤差範圍（即使誤差微不足道），一個多世紀後仍被人們積極討論。

從詹寧斯案開始，在法庭上引入任何具有挑戰性的證據都要考慮兩個基本問題。這項技術本身是否完備（尤其是在第一次引入法庭時）？在解釋並應用於具體案例時，證據的準確度有多高？「指紋的獨特性實際上與鑒定的準確度無關」，科爾說，「理解這個結論的最好方法就是拿目擊證據做比較，沒有人會懷疑人們具有獨一無二的面部特徵，即使是雙胞胎也不例外，但也不會有人認為目擊證言就百分之百準確」。在對詹寧斯進行審判時，陪審團的關注點起初在於人們的指紋特徵是否具有獨特性，「然而我們真正應該考慮的是進行指紋匹配時的準確率到底有多高。」

在一些棘手的案件中，辯方律師正是抓住了這一灰色地帶。根據1993年最高法院對道伯特（Daubert）訴馬里·道製藥公司（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案的判決，法官們被要求使用道伯特標準（Daubert standard）來衡量法庭證言的科學性。這項標準考慮了一系列因素，包括技術本身是如何被檢測的，錯誤率如何以及通過何種規則來控制它的使用。這些標準比以往的要求都更為嚴格，使得法官們有責任確保呈遞給陪審團的證據具有科學性。

指紋證據仍需不斷完善

指紋識別技術2004年受到了公眾的密切關注，一名叫做布蘭登·梅菲爾德（Brandon Mayfield）的俄勒岡州律師，由於被懷疑參與了馬德里一輛通勤列車上發生的恐怖襲擊而被捕，但結果卻是因為指紋錯配導致抓捕錯了對象。聯邦調查局後來公開向梅菲爾德道歉，但這些備受矚目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些問題，在以往的判決中是否也存在指紋錯配的現象。懷疑論者和律師們開始質疑這些以往被認為完全可靠的證據。

多年來被普遍接受的法庭鑒定技術需要進行大規模重新審查，指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美國國家科學院在2009年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了一些指紋技術的缺點，承認「並非所有的指紋證據都足夠好，因為證據的真實價值是由指紋圖像的質量決定的。」這些法庭學學科之間和內部的差異突出了法庭科學的一個主要問題：法庭上對證據的詮釋不能僅僅通過科學研究來判斷其有效性。

指紋鑒定員會通過多年的經驗、測試和第二人驗證來提高指紋鑒定的可靠性。在公民訴詹寧斯一案中，指紋審查員威廉·利奧（William Leo）這樣寫道：「法律體系中專家證人的作用就是為了解釋信息，並形成由外行的陪審團成員無法得到的結論。指紋鑒定員得出的結論並不基於自己的主觀建議，而是通過運用訓練、教育和專業能力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來形成對現場細節的評估。」

指紋鑒定員是法庭提呈指紋證據中重要的人物。圖片來源：U.S. Air Force photo/Bobby Jones

「大多數人都會贊成，如果獲得了一個大小合適又質量較好的指紋樣本，就能在大多數案例中用來做指紋鑒定」，戴維·A·哈里斯說道，他是匹茲堡大學的法學教授，也是《失敗的證據：為什麼法律措施與科學相悖》一書的作者，「過去20年里，指紋鑒定的主要問題在於鑒定技術的使用方式、指紋鑒定所展示出的確定性、關於指紋識別的各種術語以及針對整個法庭科學的更嚴格審視。」

當指紋被當做證據時，並不能完全消除其不確定性，但現在法庭會傾向於承認和解決該問題。雖然近幾十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質疑聲出現，道伯特標準也讓指紋識別的應用變得更為嚴格，但法院並沒有明顯限制指紋證據的使用，也沒有依靠鑒定員來為陪審團解釋這一證據。

「這中間經過的一百年讓人印象深刻」，科爾說：「我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在於指紋圖形包含了豐富的信息，你會發現這麼多的信息集中在這麼一小塊區域」。當托馬斯在半夜把手放在門口的欄杆上時，他無意中將價值巨大的信息引入了美國法庭，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影響了無數案件的判決結果，並且這一影響還將繼續下去。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first-case-where-fingerprints-were-used-evidence-18097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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