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濟會被禁，俄國思想大交鋒，圍繞專制制度農奴制度的興亡存續

歷史愛好者：佳佳與你說歷史俄國共濟會在19世紀扮演了公民社會的先行者角色，不僅為十二月黨人提供了現成的可資借鑒的組織模式，並且對沙皇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權威發起了極大的挑戰。因此，俄國沙皇統治者曾幾次次頒布禁止共濟會的命令。

俄國共濟會在遭禁後的秘密狀態下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政府官員甚至希望通過勸說來使尼古拉一世承認俄國共濟會的合法地位。

被禁後的共濟會對俄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1845年，巴枯先後加入了巴黎和義大利的共濟會組織，1865年4月3日，他被授予義大利共濟會分會的第32級職位。受共濟會思想的影響，巴枯寧的思想帶有明確的反宗教色彩。在他加入共濟會後，甚至還寫了一篇與共濟會相關的文章，在其末尾附了一份《共濟會教義問答》的草稿，上面宜稱信仰人格化的上帝同理性與人類自由不相容。

在給自己朋友的信中，巴枯寧認為，「不要認為我曾經很認真地加入了共濟會，或許，作為一種偽裝或身份，加入這種組織是有益的，然而對於尋找自己的事業來說，加入共濟會比在自己的錯誤中尋找安慰還要糟糕」。19世紀50年代後，很多俄國共濟會員將其活動轉移到了國外。法國是俄國共濟會員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雖然他們此時的力量還沒有達到在俄國恢復共濟會組織的程度，但正是他們孕育了20世紀初俄國共濟會重新恢復的萌芽。

19世紀40—60年代，俄國思想界的圍繞著專制制度農奴制度的興亡存續展開了思想大交鋒，烏瓦羅夫和他的「官方國民性」代表了保守陣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而別林斯基和赫爾岑則代表了激進知識階層陣營的革命主張。烏瓦羅夫於1786年8月25日出生於彼得堡古老的貴族家庭。15世紀這個家庭開始發跡，他的父親曾擔任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寵臣波將金的副官。

與那個時期的大多數貴族家庭子弟一樣，烏瓦羅夫沒有接受正規高等教育的經歷，只是1801-1803年在普魯士的哥廷根大學旁聽課程。1853年他在退休後通過自學獲得了碩士學位，論文內容是關於保加爾人的起源問題，隨即又開始了博士論文的撰寫，直至病逝。他以德語和法語著有關於古典學、希臘歷史與哲學、羅馬歷史和東方學的著作20餘部（篇），如《論伊琉欣努宗教儀式之迷》和《亞歷山大皇帝與拿破崙皇帝》。

但為俄國服務的將軍波錯·德·爾哥伯爵、法國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魯普士哲學家—浪漫主義代表人物拜登、普魯士旅行家—在俄國發現「村社」的哈克斯特豪森等著名人物交往。「按其文化和知識類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歐洲人。他完全理解，並更願意俄國的下一代繼續接受歐洲的教育」。斯佩蘭斯基稱他是「俄國第一個有教養的人」。他是「阿爾扎馬斯協會」的主要倡議者，他主張改革俄羅斯語言，使其適應俄國社會巨大變遷的需求。

他在1811年被選為彼得堡科學院榮譽院士，在1831年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是「歷史和俄國古迹協會」會員、「敖德薩歷史和古迹協會」會員、「俄國皇家地理協會」會員。他還是「法蘭西學院」院士、「哥廷根和哥本哈根皇家科學協會會員、「馬德里皇家歷史協會」會員、「法國手稿和語言科學院」成員和「巴西歷史和地理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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