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新版自序

《「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

新版自序

林安梧

作者簡介：林安梧教授，台灣台中人。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易學及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灣元亨書院院長。曾任：台灣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台灣元亨書院創院院長，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傑出海外訪問學者及儒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東大，1987）、《存有、意識與實踐：熊十力體用哲學之詮釋與重建》（東大，1993）、《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學生書局，1995）、《當代新儒家哲學史論》（明文書局，1996）、《契約、自由與歷史性思惟》（幼獅，1996）、《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明文書局，1996）、《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幼獅，1996）、《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學生書局，1997）、《教育哲學講論》（讀冊文化，2000）、《人文學方法論﹕詮釋的存有學探源》（讀冊文化，2003）、《道的錯置﹕中國政治哲學的根本困結》（學生書局，2003）、《兩岸哲學對話﹕廿一世紀的中國哲學》（學生書局，2003）、《儒家倫理與社會正義》（言實出版社，2005）、《儒學轉向：從「新儒學」到「後新儒學」的過渡》（學生書局，2006）、《新道家與治療學：老子的生命智慧》（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儒學革命》（北京：商務2011）、《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台灣學生書局2011）、《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台灣學生書局2016）、《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儒道佛三家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等，近三十餘部，專業學術論文二百餘篇，關注儒釋道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林安梧師從牟宗三先生，是當代新儒學第三代中極具創造力的思想家，在牟宗三先生「兩層存有論」的基礎上提出「存有三態論」，認爲「儒道同源而互補」，主張融通三教，面對廿一世紀文明的新挑戰，展開對話與交談。方法論上，以船山學、十力學爲基礎，提出「道、意、象、構、言」五層詮釋的中國詮釋方法論。林安梧尤爲關注儒學的現代適應性問題，近年來更深研哲學治療學之可能，曾以普通話及閩南語開講《四書》《金剛經》《易經》《道德經》等，推動民間書院講學之風不遺餘力！

這部《「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是我近三十多年來對於帝皇專制、父權高壓與儒學體系的深層反省之一。面對著儒家人倫教化的核心，最為重要的「五倫三綱」，環繞著「血緣性縱貫軸」這概念叢結，展開了深層的哲學闡析。

猶記少時，讀《論語》，喜其平易，平易中有堅定，堅定中有恆久，覺此孝悌人倫、道德仁義，高明中庸，天長地久之教也。因而立志，欲效孔子之周遊列國，弘揚中華文化於天下。但我總覺得儒學有一難以處理的問題，那便是與「帝皇專制」、「父權高壓」及「男性中心」，糾結一處，為許多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開明派所摒棄。我亦覺此問題若不得解決，儒學之興復，總是有個病痛在，動不動就會發起病來。而且一發起病來，就麻煩得緊。業力現前，難以了脫。

年青時，讀了許多對於儒學批判的書，總覺得這些書很少能進到里處，見到病源，往往只就現象說說，概括出一些病徵，說出些片面的道理。有些雖進到歷史諸多層面，但由於哲學的高度所限，其反思看似有些知識理論的建構，但仍只是概括而已，實不足以解其病痛也。除此之外，我年青時，更多時間閱讀了當代新儒家的書，他們對儒學既有虔誠之敬意，也有較為深刻的反思，但我還是覺得這些反思，仍有進一步探求的必要。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接聞陽明學，讀《傳習錄》，直捷簡易，透闢明達，讀之歡喜，踴躍不已。我當時想，這等大學問，一體之仁，落於人間之實踐，卻有千萬個困難，此又何也。我覺得此中一定有個大病痛、大困結在。當時，好讀書，廣搜中西、舉凡社會哲學、歷史哲學、文化哲學，莫不搜讀，摘抄筆記，反覆思考，何以權力之糾葛，如此其深也。大道之不明，如此其久也。此中糾結處，必當點出，儒學方有重生之可能。

嚴重的問題並不是出在儒學本身，而是兩千年的帝皇專制，連帶此帝皇專制而強化了父權高壓，也嚴重化了男性中心。「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三綱之說本要說的也是個常道，仍是相待而依倚的、「兩端而一致」的和合之理，結果鬧到後來，成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就實在太過頭了。要寡婦守節，原意也不差，但弄到後來，拿個貞節牌坊，來桎梏人的身心，就連未過門的媳婦，也得守寡。你說這會合孔老夫子仁愛之本懷嗎？但聽說有人也把這叫做儒學，說真的，這是哪門子儒學啊！

不是儒學，但被說成是儒學，而且還高掛著儒學的匾額，這樣的三綱，這樣的儒學，這樣的父權高壓的儒學，這樣的帝皇專制的儒學，這樣的男性中心的儒學，你要嗎？我想不會有人要的。如果，這叫做傳統，那不只反傳統主義者要反，我也要反，陽明要反，孟子要反，就連孔老夫子本人也要反，夫子不只說「非無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他會親自督軍，要子路帶兵，跟著一群子弟，殺過去的。真儒與俗儒、偽儒、陋儒，這場鬥爭是必要的。

這鬥爭，不只是有形有象的外在鬥爭，它更困難的是無形無象的內在鬥爭，它不只是外在的歷史表象問題，它更是內在身心業力的問題，是整個民族、整個文明，自古及今，兩千年來的身心業力問題。它的確是一陰陽相害、神魔交侵，而難以處理的論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我一方面接聞儒家之心學一脈，喜其高明透脫，洞徹有力，卻也發現此中有一難解之「咒術」在焉！一方面又讀了諸多西方哲學，特別是歷史哲學、政治哲學、文化批判諸書。因而我漸漸看出此中的大問題來，也有了解開的途徑。

我以為此中有一嚴重的大困結，我且名之曰「道的錯置」(Misplaced Tao)。兩千多年來，儒學陷溺在帝皇專制、父權高壓、男性中心的嚴重困結之中，把權力與道德、專制與良知，攪和一處，莫明所以。本是國家領導，期望他能作為好的國君，這當然是好的。「聖君」本是要求其為「內聖」，方能成為「外王」，這是有德者、有能者，才能居其位、行其權的說法，這當然是對的。本來求其為「聖君」，但現實上，卻是他既為「君」了，他就自以為是「聖」了。不只他自以為，而是大家都這樣認為。這樣一來，有了權力、就有了道德，而且絕對的權力、絕對的道德，「君聖」與「聖君」就錯置了。

還有「君者，能群者也」，他應是政治社會共同體的領導者，與血緣親情所成的自然連結，是有所區別的，現在硬要連結在一起。君臣關係原是相待而依倚的，「君臣以義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結果把「君」緊密的關連著「父」來說，說是「君父」，這也是錯置。「君、父、聖」三者形成嚴重的錯置，道德仁義也隨之錯置；錯置者，倒懸也。如何解此儒學之倒懸、解此「君、父、聖」之錯置，一直是我從事儒學研究、教學，最為重要的工作之一。

中國政治傳統固有其反智論之傳統，然非只反智也。這裡有著「主智、超智與反智」的糾結在。這糾結與「道的錯置」(Misplaced Tao)密切相關，須得明示之，分疏之、闡釋之、開解之。「道」如何錯置，這必得深入「君、父、聖」的「意底牢結」（ideology）中，才得解開。「君」為「宰制性政治連結」的最高頂點，「父」為「血緣性自然連結」的最高頂點，「聖」為「人格性道德連結」的最高頂點，「血緣性的自然連結」、「人格性的道德連結」、「宰制性的政治連結」，這三者構成了我所謂的「血緣性的縱貫軸」，他影響了整個中國文明的走向。中國文明數千年而不衰，與此相關也。中國文明停滯了一兩千年而不進，與此相關也。中國儒學之有帝制式的儒學、生活化的儒學、批判性的儒學，這三端，與此密切相關也。中國文明之強調縱貫的道德創生，把本體論與宇宙論連在一起，把存在與價值和合一處來說，把天人、物我、人己，三者通而為一；原強調的「春秋大一統」，結果變成「秦漢大統一」，這莫不與此「血緣性的縱貫軸」密切相關。

既與「血緣性縱貫軸」這結構密切相關，那研究儒學、研究中國文明、研究中國歷史社會總體，研究中國哲學最為核心的，莫不是要好好解開這難以解開的困結，這本書標舉出「血緣性縱貫軸」為的是要去分析、闡釋、解構此難以解開的困結，並冀求其有所開發、有所創造、有所生長也。

這部書起稿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九三年到九四年間，那時我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Wiscon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歷史系訪問，從學於林毓生先生，並與諸多師友討論，心得筆記，重新疏理，終而得成。當時往來最多、討論最多的朋友，陸先恆博士，竟爾作古多時，想來不禁欷噓。如今想來，如在昨日，想起鄭再發教授的博雅言談、想起在周策縱教授處的縱酒高歌，還有與鄭同僚、黃崇憲、馬家輝的討論，都不免有著久久的惻悱，有著深深的感恩。過了二十一年了，我的老師啊！我的朋友啊！有在有不在的了。我的儒學啊！仍然在艱苦奮鬥中，困結依舊存在，仍須奮鬥疏理、仍須用力開決。疏理、開決，儒學方有所進也。

這部書稿初寫成於一九九四年春夏之交，後修改經年，一九九六年以《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以「血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理解與詮釋》為題初次出版於台北，一九九八年又在對岸的上海再行修訂出版。十多年來，關連此的討論文章已有不少，但此書早已售罄多時，許多年青學者，還有研究生，都說想買，買不著，須得再版。我也考慮要增訂，但動起來可是不容易。想了想，還是改了些手民之誤，接受建議，把原來的題目做了調整，以《「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為題，再加上一篇紀念老朋友陸先恆的文章（副論第五篇〈眾生病病病可離，萬里神洲齊奮力──悼念陸先恆博士），說真的，沒有先恆，我這本書可不會那麼快就寫成。

書要重版了，才知學問並沒有多大進步，只是就以前所開展的，補其罅漏而已。真的，「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青壯之年，人生境界或有不及，但智力覺性的透悟力特強，朱子中和新說、陽明龍場悟道、船山寫成《周易外傳》、《老子衍》，都是三十七歲，良有以也，這道理是真真切切的。

《血緣性縱貫軸》一書的寫成，在我的為學歷程來說是重要的，在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的探討上，「血緣性縱貫軸」這詞的提出有其關鍵性在，「道德錯置」如何構成，如何疏解開來，必須以此作為核心，展開努力。從傳統儒學如何開啟公民儒學，也必須在此有所著力。儒學不能只停留在心性修養，儒學必須更重視社會公義，亦必須在此著力。從陸王本心論為主的思考，而調節為以橫渠船山天道論為本的思考，從牟宗三先生的「兩層存有論」轉化為「存有三態論」，從帶有護教式的「新儒學」到批判性的「後新儒學」，也都與此《血緣性縱貫軸》一書密切相關。

舊籍重刊，當有新言；剎那生滅，當下已故，豈有新者。抽足入水，已非前流，雖說如此，讀者為新，當下即新，生生不息。想了想，何不將原先的附錄三篇，作一修訂，又取九十年代末寫的《心性修養與社會公義》論綱，再加上了在美期間寫成的《麥迪遜手記：後新儒學的懷想》，及悼念先恆的文章，以為副論。如此主論十一章，副論六章，終於成了這本新版之作。

「血緣性縱貫軸」當得解開，但解開，不是要拋棄；而是轉化、開展，並且進一步求其成全也。祈願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憲政的開啟，世界大同、天下為公，儒家王道思想得以進一步的開展與實現也。斯為序。

乙未年(孔子紀元2566年，公元2015年)七夕寫於元亨書院台北分院

丙申年秋九月二日晨訂稿於台北象山居元亨書院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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