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可以證史：老舍筆下的清末旗人心理史

郭沫若寫歷史劇的時候，常感到史上人物的心理很難把握，因此，人物的對話便不好下筆。他在《歷史·史劇·現實》一文中說：「古人的心理，史書多缺而不傳。」的確，中國的史書，能夠反映古人心理的文字很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之類能洞見人物心理的文字，司馬遷以後越來越少了。雖然在諸如《世說新語》一類雜史筆記中也留下了一些記錄人物心理的文字，但總體來說，古籍文獻中的人物心理史料是稀缺的。古人的心理，實際上分為兩種，一種是具體人物的心理，即郭老所說的古人心理；另一種是古人的群體性心理，即社會心理。不論是哪一種古人心理，若想從古籍文獻中覓得，都是不容易的，誠可謂「文獻不足征」也。

歷史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種缺憾。陳寅恪先生認為，小說可以證史。這可證之史，當然包括心理史。就是說，歷史小說是可以作為我們考察古人心理的一種史源的，換句話說，歷史小說是一種特殊的心理史料。

當然，歷史小說各種各樣，在覓知古人心理方面，價值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影響這種價值之高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如果小說的作者距離所寫的時代較近，隔膜就會少些，所寫歷史人物的心理也便會相對真實些。二，如果作者所描寫的人物心理是以相關的史料為基礎的，那麼這種描寫便易於接近實況。三，如果作者對所寫時代的世道人情有較深的了解，那麼所寫的古人心理，也會接近實況。比如，晚清小說家曾樸寫的小說《孽海花》，是晚清人寫晚清事，所寫的人物故事和人物心理，許多是以真實的歷史和相關史料為依據的，所以其所描寫的人物心理便具有較多的真實性。又如《水滸傳》《金瓶梅》一類小說，因作者對所寫時代的世道人情有相當深刻的了解，所以書中所呈現的社會心理，多是很接近歷史真實的。

清末旗人心理史

老舍寫的歷史小說《正紅旗下》，有大量關於清末旗人心理的描寫，這些描寫具有相當的歷史真實性，甚至可以作為清末旗人的心理史來讀。

這種歷史真實性的形成，與老舍的歷史意識及生平經歷有很大關係。老舍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歷史意識很強，特別是對本民族滿族的歷史，更有一種強烈的尋根、考察意識和加以描述的願望，對晚清旗人的沒落史更抱有一種自覺的反省態度。他寫作《正紅旗下》，就是他的濃厚的歷史意識的體現。老捨生於清末，本人是旗人（正紅旗），是清末民初旗人歷史的親歷親見親聞者，他對清末社會有直接感受，對清末旗人的生活和心理有較多的體察。《正紅旗下》雖是小說，卻屬家傳性質，可謂家傳性歷史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多有歷史原型，這些原型既是小說素材，更是歷史原貌和珍貴史源。老舍根據這些歷史原型和自己的親身感受寫出的《正紅旗下》，必然具有相當的歷史真實性。老舍又是極善於描摹人物心理的作家，這使他對清末旗人心理的描述相當真切。那些在《清史稿》中看不到，在《上諭八旗》《八旗通志》等八旗文獻中也看不到的旗人心理狀況，被老舍的「史筆」復原出來了。《正紅旗下》可謂一部清末旗人的心理史。

清末旗人的心理狀態，與清初旗人已有很大不同。清初，八旗軍隊威武彪悍，八旗子弟生活富足，那時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可用「剛健驕橫、躊躇滿志、怡然自得」這些詞來形容。到了清末，大清已處於「殘燈末廟」的境地，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便轉為頹唐墮落。他們不再好好訓練騎射，也無其他謀生之計，只靠著「鐵杆莊稼」（錢糧）混日子，提籠架鳥、斗蛐蛐、泡茶館、吸鴉片、遊逛惹事，成了他們的生活常態。這時的旗人心理，已完全是病態的了。《正紅旗下》所描述的旗人心理正是這種病態心理。

旗人的阿Q心理

清末旗人的病態心理，與魯迅筆下的阿Q心理有頗強的相似性。阿Q自認「門第高」「先前闊」，名言是「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什麼東西？」處於敗落狀態，生計日窘的清末旗人，也有很強的這種心理。旗人的想法是，「我們祖宗當年入關，比你們厲害多啦!」《正紅旗下》寫了個滿翰林，就有濃厚的「門第高」「先前闊」的心理，這個「滿翰林是個矮胖子，他的祖先曾征服了全中國，而他自己又吸收了那麼多的漢文化，以至當上翰林，所以不像漢翰林那麼拘束。他覺得自己是天之驕子，他的才華足以應付一切人，一切事」。

《正紅旗下》主人公的大姐婆婆，也是個滿腦子「門第高」「先前闊」的旗人。債主來討債，她總是慷慨激昂地交待自己是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有鐵杆莊稼，誤不了還債，她「這幾句豪邁有力的話語，不難令人想起二百年前清兵入關時的威風，因而往往足以把債主子打退四十里」。

吹噓「先前闊」，本是一種破落戶心理。鄭板橋在一封家書里說：「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鄭板橋集》）只有破落了，才需要吹噓以往和祖宗。清末旗人正是如此。

阿Q自認「門第高」，旗人也認為自己「比別的民族都高著一等」。所以，旗人的優越感很強。《正紅旗下》里有個人物叫多老大，此人每逢想起「敬」煙之類的規矩，便油然從心底湧起一股優越感：「是呀，這一條，和類似的多少條規矩，無論怎麼說，也不能不算旗人們的創造。在他信教以後，他甚至想過:上帝創造了北京人，北京的旗人創造了一切規矩。」看看，他的優越感有多強，旗人的本事有多大。雲亭大舅也是個旗人高明論者，「遇到大事，像滿漢應否通婚，大清國的人應否信洋教，他就覺得旗人應該比漢人高明，心中有個准數兒，不會先犯錯誤」。他覺得，旗人當然要比漢人聰明，是一定要管國家大事的。

虛榮護短、誇飾逞強，這是阿Q心理，也是清末旗人的心理。阿Q明明長著癩瘡疤，卻極盡掩飾，諱言一切近於「癩」字的音，連「光」「亮」也不許別人說。清末旗人明明經濟拮据，卻偏要「耗財買臉，傲里奪尊」，以求「譽滿九城」。《正紅旗下》寫旗人家庭遇上婚喪大典，連胯骨上的親友也一定邀來賀喜弔喪，否則就覺得臉上無光，死了也欠光榮，結果，紅白喜事雖然辦妥了，自己卻幾近傾家蕩產。

欠債，本不是光彩的事，但有些旗人卻以欠債多來顯示自己有身份、夠派頭。《正紅旗下》里的定大爺就是這路旗人。定大爺手下的管事對王掌柜說：「你想想吧，若是一節只欠你一兩銀子，我怎麼向大爺報賬呢？大爺會說：怎麼，憑我的身份就欠他一兩？沒有的事！不還！告訴你，老掌柜，至少開十兩，才像個樣子!」虛榮逞強，以至於此。

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知啥時候被旗人學到了手，旗人常用此法「化解」經濟窘境。清末，旗人債台高築是常態，這使得往昔敬畏他們的漢人商鋪老闆開始對他們大不敬。《正紅旗下》寫道：「連油鹽店的山東人和錢鋪的山西人，也對旗籍主顧們越來越不客氣了。他們竟敢瞪著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罵吃了東西不還錢的旗人。」那旗人咋辦呢？「大姐說得好：反正錢糧下來就還，一點不丟人！」於是，「領到餉銀，便去還債。還了債，所余無幾，就再去賒」，賒得面子過不去了，就再用「一點不丟人」寬慰自己。他們想，別看我欠錢，老子是享受錢糧的天潢貴胄，總有錢還的！別看你們把眼睛鼓得像包子一樣，實際上你們漢人比我們旗人低一輩兒呢！一想到這兒，他們的心理就平衡了。

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頗像阿Q。阿Q挨了揍便很快忘記，被判了死刑還為畫圈不圓而遺憾，渾渾噩噩，榮辱顛倒，可謂麻木至極。從《正紅旗下》可以看出，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相當嚴重，老舍的點睛之筆是：「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他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麼沉浮在講究的一汪死水裡。」自譴、自勵都忘了，心靈已經麻木。他們不論有錢沒錢，都要講究生活樂子，天下事全然不管，他們生活在一汪死水裡，卻渾然不覺。

旗人對生活的講究，特別表現在吃喝玩樂上。《正紅旗下》里的多甫大姐自豪地說：「咱們旗人，別的不行，要講吃喝玩樂，你記住吧，天下第一！」怎麼個講究吃喝玩樂呢？老舍寫道，他們「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里」，「他們在蛐蛐罐子、鴿鈴、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像作個細巧的、明白而又有點糊塗的夢」。他們的頭腦是糊塗的，靈魂是蒼白的，但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面對變法的旗人心理

旗人的政治地位比民人（漢人等非旗人）高一等，經濟上享受官家錢糧，所以他們先天不願意變革。他們雖也不滿現實，有時還滿腹牢騷，但卻反對朝廷變法。《正紅旗下》對此有不少描寫。

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激烈地反對變法，大舅的理由很簡單，最有說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許變！大姐公公說不出更好的道理來，只好補充了一句：要變就不行！事實上，這兩位官兒都不大知道要變的是哪一些法，而只聽說：一變法，旗人就須自力更生，朝廷不再發給錢糧了」。大姐公公還憤憤地說：「出那樣主意（指變法）的人，該剮！」總之，變法就像挖了他們的祖墳，誰變他們就反對誰。

旗人對於清王朝的態度，可以用「愛惜」二字概括。他們覺得自己是皇帝的「嫡系」，大清朝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和靠山，所以，誰想與清朝為難，他們絕不答應。他們的心理是：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旗人應當向著朝廷」。

《正紅旗下》有個旗人福海，雖信仰一向被朝廷視為有邪氣的白蓮教，但「他沒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點也沒有。他只是為堅守不動煙酒的約束，而入了『理門』」。理門是倡導戒煙酒的組織，屬於白蓮教系統。福海看到旗人王十成參加了造反活動，便告誡自己：「不管怎樣，一個旗兵不該支持造反的人。」在旗人中，不造反的福海比造反的王十成多多了。老舍對旗人的政治要求有個總結：在那年月，旗人希望永遠做旗人，千秋萬代。

魯迅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且介亭雜文·隔膜》）滿人、旗人是很珍視自己的「奴才」地位的，他們以當「奴才」為榮耀。變革，就要推翻他們的主子，改變他們的「奴才」地位，那還了得，絕不能答應！

老舍寫《正紅旗下》的立意，老舍夫人胡絜青曾這樣解釋：「老舍通過各色各樣的人物形象，要告訴讀者：清朝是怎樣『從心兒里爛掉的』。」我覺得，旗人的病態心理，是清朝從「心兒里爛掉」的一個極重要指標。因為，心理是深層的東西，病態心理是社會病態的深層表現。老舍寫旗人的病態心理，就是從深層揭示清朝是怎樣從「心兒里爛掉」的。

老舍不僅在《正紅旗下》里寫了旗人的病態心理，在《四世同堂》《二馬》等作品中，還寫了其他的國人病態心理。比較起來，《正紅旗下》寫的稍遠一點，揭示的是一個特殊群體的心理，而且寫得最生動、最深刻。

老舍揭示旗人的病態心理，與魯迅揭示國民劣根性是相通的，因而他們的作品便有了某些相通之處，老舍筆下的旗人心理有點像阿Q心理，也就不奇怪了。（李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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