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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學熙:北洋工業和金融業的開拓者

文章來源:

 克念

近代史論語(ID: 

history-lunyu)

周學熙,在前後時段上

盛宣懷齊名,在南北地域上

張謇齊名,是民國初年中國最著名的實業家、金融家之一,北方的現代工業基礎和現代財經體系幾乎是他一手奠定。




舊時代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名,因為這是父母所賜,不可更改,按照當時的禮法,只有入贅做招女婿,姓名才可以(也必須要)全部換掉。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



比如民國時期的抗日名將薛岳,本名叫

「薛仰岳」,但年輕做士兵的時候,長官將他姓名當中那個「仰」字漏寫,於是他將錯就錯,從此以「薛岳」傳世。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曾任清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的周馥也是如此。



周氏是安徽東至人,少年時代正逢洪楊之亂,家鄉被太平軍逼近,在外出逃難之前,家裡人怕他從此不再回故鄉,因此將他名字改為

「復」,期待他早日還鄉的意思。後來他進了李鴻章的幕府做文書,李氏在寫給他的文書中將他的名字筆誤為「馥」,從此他就索性改名為「周馥」了。



中國古代的權威順位分別為

「天地君親師」,天地是虛懸一格,就現實層面而言,「君」要比「親」更重要。清末王綱失墜,豪強紛起,可能在當時人眼中,居於上位的長官便是他們的小君主,其威權效力還是要高於父母的尊嚴。因此長官為自己改名(哪怕只是筆誤),都是可以和必須接受的。



事實上,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一層層官員的選拔,並非必須通過皇帝的遴選或者中央政府的考試,而是由權貴從自己屬下的幕僚、偏將中推舉上報,只需取得中央名義上的批准而已。長官的確比皇帝更重要。



就這樣,從曾國藩開始,一個個勢力集團在某些代表性人物身邊逐漸形成,從軍事延伸到行政,從行政延伸到財政,最後或干預政治,或割據地方,無論其利其害,是福是禍,從洋務運動發軔,乃和民國相始終。



中國從來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無論是研究經濟還是金融,都必須把政治因素計算在內。甚至也必須把我們所研究的財經專家、金融家與當時權貴、軍閥的私人關係計算在內。



京師自來水公司

故事從北京的自來水公司開始。這要從袁世凱陞官講起。袁氏是中國這一百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當然,因為他復辟帝制而背叛共和,以致成了歷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但在稱帝這個荒唐舉動之前,他一直是個精明強悍並踏實辦事的優秀人才,尤其是對於清末新政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英雄。



甲午戰敗尤其是庚子事變以來,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廷統治者痛定思痛,決定對政治體制、軍事體制和行政體制、司法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但是海外革命黨

「驅除韃虜」的呼聲在國內激起的反響畢竟引起了滿洲權貴的疑懼。



更重要的是,作為各地督撫的漢族大臣雖然表面上仍聽命於朝廷,行政權、財政權和軍事權卻越來越大,已經儼然藩鎮,

1900

年義和團事變中的兩江、兩廣、湖廣、閩浙等總督的「東南互保」就是個顯然的例證。



此次行動的參與者就有袁世凱,當時他是山東巡撫。第二年李鴻章去世後,他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開始訓練新式軍隊,這就是北洋軍的發端。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判斷慈禧對袁氏的真實想法,事實是,

1907

年袁世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進了中樞地位當然更高,但手上的實權卻失去了。不過至少表面上,慈禧還是和袁世凱非常親密,經常召他進頤和園商量國家大事。



有一天兩人正在對答,一個小太監進來和站在牆角的李蓮英悄悄地說了幾句話。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問他們說什麼,李蓮英連忙上奏,說紫禁城中的綢布庫房著火了,幸好已經撲滅,沒造成重大損失。於是慈禧隨口問了一句:

「袁世凱,你有沒有防火的辦法?」



袁世凱本來就頭腦機敏且勇於任事,當場他就提了個方案,就是在京師開辦自來水公司,並派他最信任的理財專家周學熙主理此事。當時北京人生活用水的獲取狀況很不理想。皇宮和達官貴人都從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麼打井,要麼買井水。



北京的地下水含鹼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家的容器中都結滿了白垢,很不利於健康。因此即使從民生角度來看,開辦自來水公司也是必須的舉措。



之前農工商部早就在籌劃此事,就是因為經費嚴重不足才一直拖延。袁世凱已經不再是地方大員,當然也拿不出錢來開辦。周學熙畢竟有著豐富的財經和金融經驗,他找到了一條解決之道,那就是發行股票。京師自來水公司是中國人舉辦的第一家自來水公司,而這張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張股票。



北京當然不是水源豐富的地方,因此這項工程共鋪設管道一百八十五公里,用了四百二十處水龍頭,並且在東直門修建了五十二米(相當於二十層樓)高的水塔。這要很多錢,經測算,總額需要白銀三百萬兩之多,而這些錢,必須完全從發行股票中獲得。這使得周學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當時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資概念總是有了錢就買房置地,很少有人會花重金買一張前途莫測的紙片。於是周學熙只能動用他在天津開設的官銀號作擔保。天津官銀號是

1902

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命周學熙創辦的,實質上就是官辦的天津銀行,由這家銀號擔保,老百姓就放心了,股票的購買開始踴躍。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京師自來水廠的股票還具有債券的性質,因為天津官銀號擔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來水廠賺了錢還要享受分紅。但是官銀號本身也沒有吃虧,因為它成了這張股票的經銷商。



股票通過銀號不僅在北京、天津兩地發售,還推向了全國的各大商埠,最遠的行銷地是漢口。



即使通過發行股票籌到了開辦費用,周學熙的麻煩還剛剛開始。正常工程的艱難且不去說它,管線雖然深埋在地下,但開掘地面的時候還是會引起當地村民的不滿,尤其是路過墳墓的時候,老百姓會認為破了風水而和施工隊大起糾紛。而且施工期間正逢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同時去世,國葬期間還不許施工。


之後的麻煩就更大了。溥儀上台以後,袁世凱被攝政王開缺回籍,周學熙在朝中的後台倒了。好不容易經過兩年不到的建設自來水廠終於產水、通水、出水,老百姓又充滿了不信任,不願意買水。



皇宮裡、滿洲親貴是不屑於用自來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為他們認為水龍頭裡出水看著很古怪,不吉利。如果龍頭裡冒氣、冒泡的話,老百姓就更排斥了。周學熙只能親自上陣,寫了很多科普文章宣傳說服,就這樣,自來水才在北京慢慢推廣開來,逐漸成為民生必備品。



1947

年,也就是自來水公司創辦四十周年之際,當時的北平市政府應市民要求,表彰了創辦人周學熙。周氏當時已經八十三歲了,聽到消息非常感動和激動,還特意寫了兩首詩感謝這次表彰。事情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有人說,他是帶著滿意和安慰的心情離開人世的。



周學熙和袁世凱



周學熙是貴公子出身,他的父親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周馥。李鴻章在和太平軍作戰的時候,周馥投身他的大營下做個文書,之前只是大街上擺算命攤的。周馥有一個長處,就是書法非常好。



有一天李鴻章翻閱文件,偶然發現其中的一份字跡特別工整清麗,一問之下,寫字人叫周馥,於是李鴻章就常把此人帶在身邊,逐步培養,直到他成為直隸布政使。



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接替了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而袁氏留下來的山東巡撫的位子由周馥接任。此時,他兒子周學熙正在幫袁世凱開辦山東高等學堂。



周家和袁家是世交。

1868

年,十歲的袁世凱跟隨叔父袁保慶來到南京,認識了三歲的周學熙。在隨後的兩年內,袁保慶和周馥是兩江總督府的同僚,袁世凱和周學熙也成了要好的玩伴。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命令周馥負責前敵營務處,並命令袁世凱前去協助,這是兩人共事的開始,後來還結了兒女親家。



1899

年,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正在那兩年,考取舉人的周學熙卻科場困頓,再無長進,遂心灰意懶,想在實業上重開一片天地,於是在

1901

年投奔袁世凱,開始了兩人長達十五年的事業合作。



1912

年初中華民國的成立,將袁、周兩人的合作期一分為二。前一時期袁世凱作為清廷的重要官員,戮力於直隸乃至北洋地區(如今的京津兩市,還有河北、山東、遼寧三省)的工業、財經、金融建設,周學熙襄助甚多。



比如我們剛才說到的天津官銀號、京師自來水公司和山東高等學堂、直隸工藝總局的設立,還有啟新洋灰公司的創辦,都是由袁世凱支持,周學熙操辦的。



袁世凱擅長政治、軍事和人際關係方面的運籌,經濟層面終非強項。但一切經營終究以工業、財政和金融為基礎,所謂

「實業救國」,民生不立,一切都是空談。這方面就需要周學熙這個財經專家的鼎力相助了。



兩人名義上是上下級關係,實質上是合作夥伴甚至是朋友。

1909

年初袁世凱被逼下野,隱居於河南家鄉。第二年三月份,周學熙的父親周馥已經七十五歲高齡,還以親家的身份長途跋涉去祭拜袁氏祖墳,周學熙也從北京趕去會合,父子兩人一共在袁世凱家住了十天,相談甚歡。



如此殷殷情意對於下台失勢的袁世凱而言無疑是心理上的雪中送炭,也證明了周、袁兩家的友誼經得起時間和時局的考驗。



辛亥革命勝利後,

1913

3

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於

1913

10

月被第一屆國會選舉為正式大總統。但是這個總統位子的壓力非常之大。



先不說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挑戰和地方勢力在軍事上的挑戰,新生的中華民國首先要面對的是財政上困窘。



清廷原本沒有公共預算的理念和舉措,到了

1911

年,才根據當年的收支情況編製了第二年(即宣統四年)的國家財政預算案。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清廷的中央財政收入為一億九千萬元,其中

92%

來自全國各省的財政上繳。



而事實上,整個

1912

年中央財政收入只有三千萬元不到,且軍費膨脹,入不敷出,就連一向忠誠有序的北洋軍也開始鬧餉嘩變,在京師重地縱火搶劫。



此時,袁世凱想到了他長久信任的財政專家周學熙,在

1912

7

月任命他為財政總長,主要負責對外借款事宜。



這場所謂的

「善後大借款」曾經遭到過廣泛的攻擊,但以今日之眼光來看,我們也想不出,以袁世凱當時的處境,如不低頭向列強借錢,還有什麼其他辦法能夠迅速挽救財政危局?



讓老朋友從事這項工作,袁世凱是把周學熙架在火上烤。周氏遭到了輿論的廣泛攻擊,清譽受損。第二年四月份借款成功簽字,他也黯然辭職了。



實事求是而言,這項列強借款在心理上起到了激勵作用,在技術上起到了槓桿作用,是北京政府起死回生的關鍵。從此中國的財政狀況開始好轉,社會也趨於穩定,到

1915

年,中央財政收入已經上升至一億三千萬元。



中國財稅制度的奠基者



1912

7

月擔任財政總長以來,周學熙一方面舉行「善後大借款」的籌措工作,和列強銀團唇焦舌敝地反覆折衝,另一方面連續向國會提出了三個財政稅收方面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意圖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並使得財稅制度開始現代化。



周學熙主要認為,清朝的稅收體制有三大弊病,那就是窮人納稅繁多;富人反而不納稅;地方截留嚴重。就此,周學熙設計了一個中央和地方兩利的財政體系和公平普遍的納稅方案,但還未及施行便匆匆下野了。



1915

4

月,周學熙被再次徵召出任袁世凱政府的財政總長,開始有時間、有精力推廣他的一系列制度設計。他首先設立新的財政管理體系,明確清晰地劃分了國稅和地稅的區別;同時將鹽務直屬於中央;然後整理田賦,公平丈量。



他的這些舉措開始了中國稅收體制的新時代,被中華民國歷屆政府所沿用。



我們認為,清代至今,由國家努力而造成經濟變革乃至發展的時期共有六個,分別是:



1

、洪楊之亂後的洋務(自強)運動;


2

、義和團事變後的新政十年;


3

、中華民國建立後的五年;


4

1930

年後國民政府的國防建設;


5

1956

年起;


6

1978

年後。



中國一百五十年來這六次國家努力中,應該是由袁世凱主導的經濟改革最為粹然中正,即符合中國古已有之的自由主義經濟倫理,也迎合了當時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思路,並在突破皇權專制以後釋放了大量的生產力和科技創意,非常令人尊敬。



在第二次擔任財政總長一年以後,基於袁世凱稱帝野心的日漸暴露,周學熙終於辭去了職務,隱遁於林泉,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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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公眾號「近代史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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