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地原因：官司纏身，為應對官司而不得不讓價賤賣田產

封面新聞記者 黃勇

我們此前在「塵封的鄉檔(16)」中談到，根據那份《簡州正堂翁敬奉上憲准立增減規條以益合州紳糧庶民》檔案的分析，清朝的老百姓打個官司很不容易，也很難。

打一場官司，且不說耗費大量的人力、精力，僅僅是物力、財力這一塊，就需要很大的花費。一旦進入打官司的程序，很多事情就由不得人了，不得不把錢往外面掏，搞不好就要弄個傾家蕩產。

這麼說，感覺好像很空，沒有證據。如果都是這樣的話，那當時衙門打官司的「生意」一定很冷清了。事實上並非如此，州縣衙門打官司的「生意」好得很。

現在，有證據了。在留存下來的土地契約中，就有在賣地原因中特別說明是打官司而賣地的。

陷入官司糾紛而賣水田

光緒18年（1892）五月二十一日，胥五福在出售產業的土地契約中寫道：「情因畏訟纏累，預圖除害，願將……承買佃柳善堂名下吳一甲龍門堰起水，和尚堰、么堰灌溉水田大小十五塊，憑中說合，甘願讓價賤賣與學田局首士魏孝、史肇元名下承買……共計十一畝九分六厘，田埂溝邊，書押畫字，並包價內。」

這15塊水田，其中「和尚堰灌溉水田十三塊」，「么堰灌溉水田二塊」。「除樂捐讓價」，這15塊水田的總價是「一共捆賣價銀六百九十兩正」。

從胥五福寫在賣地契約中的信息來看，他是因為陷入官司糾紛中而賣水田的。

那麼，胥五福在這個官司是原告還是被告？

從「畏訟」中的「畏」字來看，這裡應解釋為畏懼、擔心的意思，再加上「纏累」，表明胥五福的本意是不想陷入官司中的，但沒有辦法，已經陷進去了，而且這官司纏繞著他，讓他感到頭疼。

縣官審案現場繪圖。（資料圖片）

由此分析，胥五福是被告的可能性較大。如果他是原告，發現官司「纏累」，他可以撤訴，當然，這是基於一般性的民事官司而言的。

「預圖除害」，這裡的「除害」是什麼意思呢？結合土地契約來分析，應該理解為消除後患的意思。

「讓價賤賣」是怎麼體現的？

所以，胥五福才「甘願讓價賤賣」15塊水田。這個「讓價賤賣」，體現在水田的面積與總價上。

光緒18年（1892）二月十八日，羅國鍾與兒子羅敬亭「今因要銀使用，無處設辦，父子商議」，把兩塊水田賣給三聖宮文昌會作為會業，「每畝議作時使價銀四十七兩九錢九分整。」

從上述這份與胥五福同一年相隔3個多月的土地契約得知，羅國鍾父子出售的水田市價為每畝47.99兩銀子。

如果按這個價格來算，胥五福這15塊水田的面積一共是11畝9分6厘，按市價就值573.96兩銀子。

但是，在胥五福賣地的契約中，卻寫明他賣了690兩銀子，這明明比573.96兩多了100多兩，為什麼還說是「讓價賤賣」呢？

這裡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因素，那就是水田的等級問題。

正如人的手指有長有短，水田根據土質、水利等，也分不同的等級。等級不同，價格自然也不同。

所以，胥五福既然在契約中很明白地寫上「讓價賤賣」，而且買家、中人都認可這個說法，說明胥五福的這15塊水田應該是屬於質量上等的土地，與羅國鍾父子出售的水田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讓價賤賣」包含的更深層次含義

此外，胥五福賣地的這份土地契約中，有3個關鍵詞值得注意：學田局、樂捐、讓價。

學田，是中國古代以地租收入供學校、書院日常用費的田地，屬於地方官田或公田的一種。

學田的做法，最初見於南唐，北宋乾興元年 (1022)開始實行學田制度，並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學田管理制度，歷經後世的元、明、清都不衰退，為培養人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學田的來源，主要從國有土地中如戶絕田、廢寺院田產、沒官田以及牧馬草地轉化而來；官僚、士紳、地主、商人的捐獻；地方政府撥款購買等。

就胥五福賣地契約中出現的學田局而言，是晚清時期各地州縣新興的官紳合辦的助學、助教機構。這個機構亦官亦民，但又非官非民，是晚清官紳關係的一個形象反映，這裡不做更多解釋。

打官司中，稍不小心就要被打板子吃苦頭。（資料圖片）

我們可以這麼推測：胥五福因為纏上官司，被當上了原告，估計官司對他很不利，所以他不得不通過賣地來「預圖除害」。

而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呢？估計有人給他出了主意：讓他把地賣給帶有慈善公益性質的學田局，帶著部分捐贈的「意願」，還讓價打折，以此博得一份好名聲，對消除官司帶來的負面影響有較大的好處。

說得更直白、簡單一點，就是：折財免災。

由此可見，清朝時的訴訟，對老百姓的影響是多麼的大。很多家族的家訓，也才會敦敦教導子孫後代不要去打官司。

【下期看點】

請看「塵封的鄉檔(75)」。

特別鳴謝：

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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