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與財富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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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家族企業》雜誌

財富能帶來幸福嗎？在2018第五屆中國家族企業傳承主題論壇暨中歐第七屆中國家族傳承論壇上，新加坡德華工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蔡其生，羅萊生活聯合創始人薛偉斌，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家族企業和私人財富稅務策劃主管合伙人王志偉，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中坤集團金融學教席教授、中歐財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歐家族傳承研究中心聯合主任芮萌，共同探討論壇的核心話題—幸福與財富。

曾瀞漪：請問在座的每一位嘉賓，你人生當中第一次感受到的幸福是什麼？發生在什麼時候？

蔡其生：當初無論我是在創業，還是跟父親打拚，我所想的都是如何讓家人的生活過得更好。如果你要問我幸福和財富，哪個先的話？我覺得我們先是在想辦法創造家庭的財富，但是當我們感覺生活質量已經不錯的時候，事業也發展順利的時候，我就會開始追求幸福。

當我有能力把父親的事業做起來的時候，這意味著我有能力去幫助企業，甚至我有能力去幫助整個行業——比如說新加坡的工商業，當我有能力去參與這些活動作出我的貢獻時，我覺得我是幸福的。我剛剛從新加坡總商會即任，從這方面來說我覺得我現在是幸福的。

薛偉斌：當我把企業做起來，積累起一定財富，讓企業達到一定規模，從財富和個人價值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這讓我感受到了幸福。後來通過不斷地追求，我能夠把企業做得更好，做到行業第一，企業上市了，我就有了更高的成就感、更高的個人價值的實現，從而帶來更高層次的幸福。

後來隨著學習提升，我不斷領悟中華文化的精髓，獲得了精神上的超越，在追求物質財富的同時，我開始更多地考慮怎麼樣幫助他人提升，幫助他們去除一些錯誤的價值觀念，幫忙他們避免被外在事物過度影響，幫助他們建設更強大的心理，成就更好的人生，看到他們的成長，會帶給我更大的幸福。

王志偉：我對幸福的理解是內心踏實，有滿足感，身體健康。當我幫助了我的客戶，我覺得在我的心中就有滿足感，讓我感到內心很踏實，很自在。我的另外一個主要幸福感來源是家庭和諧。我曾經見到有些人，即使上了富豪榜，但他卻覺得每天回家是件痛苦的事情。

芮萌：當我發表第一篇文章時我很幸福。從經濟學的角度，當你的需求得到滿足，你就會有幸福感。但是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我們的需求是不斷提升的，從最初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到最後的自我實現。無論是企業家，還是知識分子，所有人都有這樣的需求。

企業家的幸福指數

曾瀞漪：中國民營企業在這麼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家們面臨的經濟變化是最多的，他們抵抗經濟波動的能力也是很強的。在你們看來，企業家的幸福指數有多高呢？總體來說，你們跟他們接觸過程當中，你覺得他們幸福嗎？

王志偉：幸福感是因人而異的。我的總體印象是，雖然感受到幸福的企業家有，但是感受到焦慮、壓力、煩惱的企業家還是比較多的，尤其是現在很多企業面臨轉型升級，外部環境多變，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來自於方方面面的壓力，我認為很多企業家的壓力還是蠻大的，所以我覺得內地企業家總體的幸福感並不是很高。

芮萌：經濟學家把幸福因素歸為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而我們的政策因素、環境因素比較複雜，方方面面的改變都會影響到企業，以及企業背後的家庭。所以今天中國民營企業家出現的壓力和焦慮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講，如果你追求的是幾百億、幾千億的財富，可能你就需要冒很大的風險。如果你對現在的財富已經很滿足了，如果我們把目標的方程式從增加財富變為對財富的保全、財富的傳承，讓財富能夠發揮它的作用，那它可以給你帶來一個全新的生活的意義。

蔡其生：大部分新加坡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還是有一個很好的經商環境，還是非常幸福的。但是我們在談到幸福的時候，往往免不了要去比較。首先新加坡企業家認為他們處在新加坡，有一個非常能幹、廉潔的政府，把新加坡的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而且非常有前瞻性，大家覺得非常幸福。但是當他們來到中國，或者來到東南亞的其他國家，看到資源廣闊，土地這麼便宜，勞動力又這麼豐富，他們就難免會覺得新加坡地方太小，東西太貴。所以有時候因為比較造成了一些矛盾。這就像有些公司里的員工，當他拿到年終獎金的時候，他很高興。但是當他知道同事的年終獎比他高，他就會覺得不平衡，所以這是由比較引起的問題。

王志偉：在香港很多企業家很努力，他們創業成功，他們很愛企業，也很愛家人。但是有時候往往是兩者的衝突讓他們的幸福感下降。這是因為他們把家庭跟企業混淆在一起了。可以想像一下這個場景，比如有些家族企業最大的特色就是早上開董事會的都是家庭成員。而晚飯的時候大家坐在一起，依然在談工作，可以說很多時候一家人整天圍繞著家族企業的事務。

而內地的一些企業喜歡比較。明明沒有必要上市，但是看別人上市，自己也去上市。我認為從整體上來講，企業家需要根據企業發展的需求確立目標。就像剛才芮教授說的，幸福感來自於你為家族方面設定什麼樣目標，為企業設立什麼目標，企業和家族之間的關係怎麼界定，而且這些目標是要同時達到，還是有取捨的？這些事情並不簡單。

聰明的漁夫和IPO

曾瀞漪：有很多企業都把上市作為自己成長和成功的目標，但也有企業在上市後壓力更大。請問大家在你接觸的企業當中，是否有企業家將企業上市作為幸福的象徵呢？

芮萌：其實也出現過一些企業在上市之後，因為有很多股權質押，出現了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風險。今天我不講上市，給大家講一個故事——《聰明的漁夫》，這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里希·伯爾1974年寫的一部小說。

有一個哈佛的研究者看到墨西哥漁夫劃著小船進港了，就問漁夫：你打這些魚花了多長時間。漁夫說沒有多長時間。哈佛的研究者對他說：你為什麼不在海上多待一會兒？這樣你就可以打到更多的魚，然後可以賣更多的錢；有了更多的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船隊，這樣你就可以成為魚的中間商賺取更多的差價；最後你的魚都不用賣給加工廠了，因為你自己可以建一個加工廠；你掌握了從魚的捕撈到銷售的整個產業鏈，你可以從小魚村搬到墨西哥城，然後從墨西哥城搬到紐約，對不對？你到了紐約以後就可以去IPO上市，上市以後就可以把股票賣掉，你有了這麼多錢就可以退休。你可以每天打打魚，唱唱歌，陪孩子一起玩。墨西哥漁夫說：這不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嗎？

故事很簡單，但是事實上就是在提醒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忘記了我們追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如果要去上市，那就要想清楚為什麼要去上市。所以如果沒有把問題想清楚的話，你很難獲得幸福。今天希望我們大家利用這樣一個機會，一起去思考這個問題。

曾瀞漪：謝謝芮萌教授，接下來要把話題拋給其他幾位嘉賓。薛總的公司在十多年前就已經上市了，王總也經常接觸尋求IPO的公司，你怎麼看待IPO？

薛偉斌：我覺得我們上市是為了讓企業獲得持續發展，有更高的競爭力，擁有更優秀的人才，實現更大的影響力。我們是做消費品的公司，如果成為上市公司，就能夠帶給消費者更多的信任。這些目的通過上市確實都達到了，而且上市以後企業的治理越來越規範。當然可能開始時成本支出會增加，但是通過規範化管理，當企業競爭力提升後，這些費用都是可以覆蓋的。我覺得，如果為了減少一些費用成本而不上市，那麼企業永遠做不大。我覺得上市對企業的發展一定是有好處的，上市不是為了圈錢，而是為了推動企業的規範化運營，讓企業變成一個真正的好公司。剛才芮教授講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但是我覺得企業家還是要深入思考，當他再回到小漁村，就可以做對社會更有價值的事情，比如做慈善、做教育和其他幫助別人的事情，我相信這比原來小漁村的漁夫進步了很多。

王志偉：我同意薛總的說法，因為從大環境來說，現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了，尋求國際化發展是大部分企業的目標，企業家考慮的是怎麼讓企業越做越大，並且可以持續發展。因為公司越大的時候，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會同步增加，但同時上市以後你需要有適合的人才。人是最主要的經濟工具，是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也是變數最多的元素。有人說一個上市公司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很多人希望個人發展目標跟公司發展目標同步，但大部分時間裡這並不現實，因此他們找不到幸福感。但當公司上市之後，他就有成就感了，但是往往上市之後，他又有另外一種壓力。

薛偉斌：壓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壓力也是好事，我覺得壓力之下就會不斷把企業做好。

曾瀞漪：請問蔡總，在你所了解的新加坡企業中，上市是否是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選擇？上市以後，企業家們又是如何面對企業做大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壓力和挑戰？

蔡其生：首先我從來沒有把上市當成一個目標，上市是企業發展的手段。因為上市明顯有很多好處，但是它也有很多挑戰。上市的好處，比如說在融資方面，在人才的吸引方面，在企業爭取訂單方面，在企業整體形象方面，以及再比如創業者如果將來打算退出，上市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退出機制。但是上市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它的合規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現在很多企業開始私有化。但是不管是上市，還是私有化，誰才是永遠的贏家呢？應該說企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根據自身的情況來評估和決定。如果上市已經不能夠達到你整個企業的經營管理的策略目的的時候，可能私有化就是一種手段。但是有些企業的私有化只是轉移陣地，只是到其他地方去上市。上市只是一個手段，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目的，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

施比受更有福

曾瀞漪：上市對企業來說不僅是階段和過程，還是創造財富的手段。在討論了聚財以後，對於財富所有者而言散財也是重要的問題，芮教授在演講中提到「施比受更有福」， 而慈善事業一詞所代表的意義已超出了簡單的施予，而且慈善還是非常好的、有效地實現家族傳承的工具，大家在慈善方面有哪些安排和想法？

蔡其生：慈善我們一直在做，但是過去我們在做的時候，一來可能是被動的，或者想到才做，或者心血來潮地去做，而沒有很系統地做。在做慈善的過程中，我們利用慈善活動來教育我們的家族成員，以及公司員工，但還不是最理想。聽了大家的演講，很受益，今天我帶了三位我們的家族成員，我們回去可以好好地討論慈善這件事。

薛偉斌：我非常贊同芮教授講到慈善是企業用好財富的重要手段，我們有家族的慈善和企業的慈善。我們企業的慈善主要是跟企業戰略相匹配，我們和中國扶貧基金會做溫暖基金，幫助貧困災區。我們也成立了家族慈善基金會，企業分紅以後，由控股公司來做。一方面我們還在家鄉開展慈善，家鄉撫育了我們，我們通過慈善感恩家鄉的鄉親父老。我太太是學醫的，她在做兒童方面的研究來解決兒童健康問題，我們家委會每年都有慈善的義賽，有固定的比例，從分紅裡面拿出一定比例來做慈善。

王志偉：普華永道每兩年發布一次家族企業報告，剛剛發布的2018年普華永道家族企業調研報告中，普華永道專門調研了家族企業參與慈善活動的情況，其中有一個調研問題—他們認為是否需要做慈善？我記得這個調研問題，在中國內地回答「是」的竟然是百分之百。在我們訪談過的中國企業中，都認為是必須要做的。而在香港，回答「是」的接近90%，這也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可以說企業做慈善，或者家族做慈善，其實已經是一個常態了，就是大家都認為財富要回饋社會，我非常認同芮教授說的財富是從社會中來的，所以要回到社會。大部分家族企業也像薛總說的那樣，會分成兩個板塊，一個是家族的財富，成立慈善基金，另一塊是鼓勵公司參與慈善活動，很多企業也會籌措一個慈善資金。

我們的大部分客戶還會在自己的家族信託里安排慈善事業，可能會拿家族收入的5%，或者是10%，按照家族收入的比例每年捐出去。慈善條款在家族憲法和信託里是不能更改的，就是每年要捐款。對於家族傳承而言，尤其是當家族成員之間比較多的時候，就不可能每個人都參與到家族企業中，而慈善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慈善可以讓家族中沒有參與家族企業的成員去做別的事情。可能有的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企業管理，有的是家族企業的監事，也有的是家族慈善基金會的家庭董事，等等。這就必然提升家族成員的幸福感，這種幸福感來自於企業的持續發展、家族規矩的設定以及順利傳承，包括家族慈善等不同的板塊設立。我也在我的一些客戶身上看到了這樣的安排成為他們幸福感的來源。

蔡其生：很多時候做慈善不一定只是出錢，做慈善也可以出力和出時間。在我們家族裡面，這幾年每年在華人新年之前，我們會用家族信託基金里的資金購買一些日常用品，再把它們包裝好，大家一起把這些禮物送給有需要的人，比如一些弱勢群體，一些老年人等等。我們鼓勵所有家族成員—包括第二代、第三代，一起做這件事。通過這樣的做法，讓我們下一代看到他們周圍需要幫助的人，教育他們要主動地伸出援手，也讓他們知道怎麼關懷弱勢和不幸的人。他們也會更感恩自己豐衣足食的生活，這樣他們就會有一種幸福感。

曾瀞漪：從傳承角度來說，是從心出發。但是慈善這個事情是有地方去進行，不是錢亂花。我們怎麼樣更精準地慈善對應呢？

芮萌：現在很多家族越來越意識到家族傳承的重要性，思考如何用財富造福家人和社會，所以我覺得慈善是非常重要的，其實這是使命的概念。有人說一個人最幸福的，莫過於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面對社會給予的財富，我們首先要有一顆感恩的心。而我們的使命就是讓財富能夠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並且通過財富來影響社會。

（本文根據蔡其生、薛偉斌、王志偉、芮萌在2018第五屆中國家族企業傳承主題論壇暨中歐第七屆中國家族傳承論壇上的資料整理，未經本人審閱。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9年1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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