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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以「帽」取人,一頂至少500萬

來源:公眾號「穀雨數據」

穀雨數據曾發表專文,分析政府科研經費在高校中的分配不均現象,發現不到7%的高校獲得了將近70%的政府撥入科研經費,而這不到7%的高校幾乎都是「211」或省部共建高校。(結尾附有全文《7%的高校獲得七成政府撥入科研經費 其他1647所怎麼辦》)

政府科研經費在分配中側重頂尖高校無可厚非,但差距為何如此之大,原因很複雜。其中「帽子」人才數量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謂「帽子」,在這裡指的就是頭銜,包括長江學者、千人計劃學者等等,頭上有頂「帽子」的高層次科研人才,已成為高等教育系統中最為重要、最為稀缺的核心戰略資源。

對於高校來說,得「帽子」人才者得一流,得一流者得科研經費,得科研經費者得「帽子」人才。如此循環,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得「帽子」人才者得一流

我國有著名目繁多的人才計劃。據統計,截至2018年3月,我國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人才計劃分別達到84個和639個。

國家層面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傑出青年科學基金」(以下簡稱「傑青」)、教育部「長江學者」、中組部「千人計劃」,省級層面有湖北的楚天學者、山東的泰山學者等等,市級、校級層面的人才計劃更是多不勝數。

這些人才「帽子」中,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和「傑青」最被廣泛認可。

這些「帽子」人才集中在為數不多的高校內。以「長江學者」為例,數據顯示,140個「雙一流」建設高校,擁有「長江學者」3320名,佔全國「長江學者」人數的95%。

也就是說,95%的「長江學者」集中在5%的高校,而其他高層次人才,如「傑青」的比例為93.7%。比起政府科研經費的分配不均,優勢高校對這些「帽子」人才的壟斷,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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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優勢高校中,更優勢的高校的人才壟斷也同樣顯著。

如下圖所示,北大、清華各有200餘名長江學者,同為前十的北京師範大學僅有52名。更能彰顯優勢高校人才壟斷的數據是,「雙一流」建設高校平均有24名長江學者,而全國所有高校平均僅有約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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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一流」高校擁有眾多的高層次人才是巧合還是必然?高層次人才與高校「雙一流」的關係到底有多密切?

有機構將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學生人數、論文數、預算經費、傑青人數以及長江學者人數,與該校「一流專業」的相關性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眾多因素中,高校近4年獲評的長江學者人數與「一流專業」高校具有最強相關性。

也就是說,對於大多數高校而言,長江學者越多,該校的「一流學科」數量也就越多。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原本普通的學科,往往因為1名長江學者的加入,變成「一流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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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一流」手冊(第一輯)》

上圖為基於各高校的長江學者人數,在理想情況下不同的高校預測的入選「一流學科」的數量(紅色)、該校實際入選「一流學科」數量(藍色)。

圖中可見,清華、北大在實際入選的學科數高於預測數量,分別為41和34;大多數藍點集中在圖片左下角,具體數據則是,入圍「一流學科」建設的140所高校有128所入選數量為個位數,其中76所只有一個學科入圍。

得一流者得科研經費

對於大多數高校而言,「一流學科」數量的多少除了具有提升高校品牌的意義外,更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費與資源的分配權,而這一切的背後,「長江學者」等「帽子」人才都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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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入圍建設「一流學科」數最多的五所高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擁有最多的長江學者,同樣在2017年政府科研經費中位列前十。

而從長江學者人數的角度來看,擁有長江學者最多的十所高校,六所高校入圍了「一流學科」和政府科研經費前十。

在洞悉了高層次人才的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後,如何增加其數量,成為各大高校的重要問題。培養千人計劃學者、長江學者需要太長的周期,很多高校因此不惜花費重金,把精力用到「引進」有頭銜的人才上。

明碼標價的「帽子」爭奪戰

各類「帽子」人才,本就有著相應的、較為豐厚的財政補助。以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的特聘教授為例,自然科學領域可獲得不低於200萬元的科研補助,和連續5年、每年20萬的崗位津貼。

中國大學以「帽」取人,一頂至少500萬

各個高校在爭奪這些「帽子」人才時出手更為「闊綽」。

以山東某高校2018年人才引進的宣傳材料為例,該材料將人才按照學術「帽子」、論文數量等分為七個層次,不同層次對應不同的科研啟動經費和生活補助。

如下圖,處在第四層次的一名普通教授,科研啟動經費不超過100萬,安家費及購房補貼為125萬,績效獎每年40萬。

如果頭上有頂「帽子」,進入第三層次,待遇瞬間翻番:科研啟動經費500萬、安家費及購房補貼185萬、績效獎每年80萬。兩者相差高達500萬。

如果引進的是國家層級科研人才,各項經費更是水漲船高。一頂「帽子」帶來的待遇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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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高校並不是在招聘中把「帽子」和待遇掛鉤的個例,在「雙一流」啟動後,許多高校的人才引進計劃中「帽子」學者成了重中之重,甚至部分高校只考慮招聘頭上有「帽子」的學者。

在高層次人才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即便是重金引進,很多高校仍然覺得不夠,主動挖人成為其另一個手段。

一些中西部地區的高校,由於辦學條件有限,每培養出一名獲得「帽子」的人才,都面臨被東部地區、發達地區高校挖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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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內大學優秀人才「孔雀東南飛」的現象,教育界限制東部高校挖角的呼聲越來越高。

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建議設置高校人才工資上限,防止人才因頭銜戰、價格戰引發惡意流動。教育部長陳寶生喊話東部高校,「對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人們對於中西部人才流失的擔憂並非多慮。從流入流出所在地整體來看,順差前十的高校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北兩地,而流出人才較多的高校則散落在華中、東北、華北、西南等地區。

以具體高校為例,凈流出排名第一的是華中科技大學,其人才流向南京航空航天、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

中國大學以「帽」取人,一頂至少500萬

華東和華南地區是高端人才流動的首選目的地,「孔雀東南飛」「中西部危機」和「東北部困境」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實際的,而以「帽」取人,旨在通過引人、挖人等方式快速提高科研實力、學校聲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高校對高端人才的爭奪。

然而這看似簡單高效的「捷徑」仍免不了潛伏的危機,如過度差異化的薪酬分配難免會損害其他科研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因此營造的靠學術「帽子」提高身價的風氣,也終將不利於科技的整體發展。

7%的高校獲得七成政府撥入科研經費

其他1647所怎麼辦

之前,由南方科技大學已停薪留職的副教授賀建奎操刀的"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消息引發了巨大爭議。

伴隨著事件的發展,該項目所使用的技術,帶來的倫理挑戰以及該項目的支持方逐步浮出水面。

而就在事件爆發不久,被傳為該項目經費或物資來源的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即發表闢謠聲明否認了曾資助過任何相關項目。

"民族自信""科技品牌如何走出國門"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熱議的話題。而科研實力,往往很大程度取決於研發經費的投入力度。

那麼,中國的科研投入究竟如何呢?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以下簡稱"研發經費",英文簡稱"R&D")支出已超過1.76萬億元,經費總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從投入強度*來看,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該數值達到2.13%,再創歷史新高,而在2016年時,我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2.11%)就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位居全球第12位,介於法國(2.25%)和第13位冰島(2.1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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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指統計年度內全社會實際用於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經費支出。R&D經費投入強度即R&D經費支出佔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是國際上用于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科技創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標。)

除了規模、強度之外,中國研發經費增速更是保持世界領先。

2013-2016年間中國研發經費年均增長11.1%,而同期美國、歐盟和日本分別為2.7%、2.3%和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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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發經費:增長速度快,佔比卻不樂觀

事實上,對於任何國家來說,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機構是研發經費的主要來源。

那麼,在我國科研經費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些錢都用在了哪些地方呢?

按照科研經費的執行主體劃分,各國的研發經費主要流向各類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以及高等學校。

《2017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高校研發經費佔全國研發總經費的7.2%,與之對應各類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分別佔比77.6%和13.8%。

而在英國,法國和日本這一比例均超過20%,德國、美國則超過15%。

由此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高校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的地位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那麼,造成這個現象原因究竟是什麼?

與企業往往能夠通過自身"造血"推動科研活動不同,對於各國高校而言研發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支持。

從下圖不難看出,在2015年,63.5%的政府科研經費流向了政府屬研究機構,僅有21.1%流入高校,不到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的一半。

由此可以推斷造成中國高校研發費用佔比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投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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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儘管高校研發經費佔全國研發經費比例明顯較低,事實上高校科技事業經費投入規模相比往年已經有了很大提升。

2017年,高等學校經費支出1266億元,增長18.1%,而同年,企業和政府屬研究機構科研經費增長僅為12.5%和7.8%。

從數據來看,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高校科研經費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在2002-2009年間增長率幾乎穩定在20%以上,遠遠高於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

中國大學以「帽」取人,一頂至少500萬

中國政府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雖大,但由於政府支撐不足實際分配到高校佔比不足10%,中國近兩千餘所高等院校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又該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經費?

是否存在部分尖子院校往往更容易獲取科研資源和活動條件,而另一部分群體則會因為失去資源而形成相應的"劣勢累加"現象呢?

而政府作為主要高校科研經費的重要來源,究竟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七成政府撥入經費集中在不到一成的高校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特地從教育部科學技術司發布的歷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中收集、整理出2017年各類高等學校科技經費數據。

從下圖中不難看出,2017年政府總計撥給高校科研經費980.2億,其中約69%即675.1億流入了"211"及省部共建高等學校。

如果考慮到高校的數量,2017年,科研經費部分共有1760所高校納入統計,其中"211"及省部共建高等學校113所,佔全國高校數量約6.4%,也就是說,全國政府撥給高校科研事業費的69%集中在了全國不到7%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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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個高校獲得的科研經費來看,高校之間的不平衡則更加突出。

2017獲得政府資金撥入最多的0.5%的高校(一共10所)共計獲得政府資金253.7億,佔去了當年政府投入的高校研發經費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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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了更加讓人吃驚的數據,在報告提供的所有高校中獲得政府撥入科研經費最多的5%的高校佔有了政府撥給高校總科研經費的71.9%,10%的高校佔據了經費總數的85.3%,而20%的高校佔有的全部經費的95.5%,也就是說剩餘的1400多所高校僅僅獲得了不到5%的政府科研經費,即49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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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現象不僅僅發生在2017年一年,根據《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我們找出了2008年-2017年,連續十年出現在"政府劃撥科研經費排名前50高校"中的高校。

根據統計,10年一直在榜的高校共計39所,幾乎全部都是"211"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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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科研系統主要是按照科學家的能力高低和其對科學的貢獻大小來分配資源和獎勵回報,"211"及省部共建高等學校與其他高校在功能導向、培養宗旨、生源差異等因素造成經費差異。

但即便如此,中國高校科研之間的經費差異之大以及其帶來的消極後果仍不能忽視。

而隨著科研經費在分配時的不均衡性受到越來越多科研工作者的關注,科研"人才"的爭奪也慢慢浮出水面。

"一些科研項目多的院校"拿錢買人",造成我校人才大量流失,逐漸被邊緣化。"東北某大學一位處長前段時間對媒體抱怨道。

那麼,科研人才在科研經費獲取中的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請繼續關注穀雨數據(ID:guyudata)的後續分析。

參考文獻:

《大學科研經費"馬太效應"的辯證試解》

《科研經費均衡度度量偏差的機理分析與實證研究》

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創新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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