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他的時代
毛澤東是被他所處的時代選擇為領袖的。人們習慣稱謂的毛澤東時代，時間範疇是 1949年到 1976年。以毛澤東的名字來命名中國的一個時代，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主要領導者。
四聲炮響與中國之命運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四聲炮響，改變了國家的命運。
第一聲炮響是英國人打的（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這聲炮響，把沉睡的中國從東方老大帝國的迷夢中驚醒了。為尋找出路，中國人接連嘗試了許多辦法。從帶有傳統色彩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到學習吸收西方器物技術的洋務運動；從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變法改良，到清王朝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新政，都因為沒有成效而歸於失敗。
第二聲炮響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打響的（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聽到武昌起義的炮聲，有一位剛從湖南農村來省城長沙讀書的 18歲中學生，立刻到長沙的起義新軍里當了名列兵。不久，孫中山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位青年以為革命成功了，便退出軍隊繼續求學。這位學生當時默默無聞，後來人們都熟悉他的名字，叫毛澤東。
中華民國建立後，沒有了皇帝，但封建軍閥們把持中央和各地政權。在中央，有人想當皇帝；在地方，則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 1928年之前的17年間，控制北京中央政權的軍閥首領，像走馬燈一樣不停地變換。出任過總統或國家首腦的有 7個人，當過總理的有 26個人。政府內閣變動次數就更多了，據不完全統計有 47次，其中最長的存在17個月，最短的只有兩天。「城頭變幻大王旗」，都是靠槍杆子說話。所謂民主、共和徒有虛名；局勢亂得一塌糊塗，看不到盡頭。中國依然沒有擺脫衰頹的命運。
中國的出路在哪裡？連創建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和他領導的當時先進的政黨國民黨，也陷入了苦悶無計的窘境。這時候，傳來了又一聲炮響。
第三聲炮響是俄國人打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從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發出的炮聲，傳到中國後，先進分子從炮聲中捕捉到新的文明曙光。率先看到這縷曙光並認它作方向的，是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北京大學的教授。跟在他們身後下決心走俄國革命道路的年輕人中，就有來自湖南的小學教師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名言，就是毛澤東後來說的。
要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建黨結社。1921年 7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且明確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這個政黨成立時的領頭人是陳獨秀和李大釗，28歲的毛澤東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3名代表之一。代表們的平均年齡，正好也是 28歲。當時全國只有 58個黨員，在 4億人口的中國，無疑是滄海一粟。
但這個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硬是像原子裂變般爆發出驚人的能量。經過 28年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終於奪取了全國政權，創建了一個新國家。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在延安合影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披沙瀝金的悲壯歷程中脫穎而出，被他所處的時代選擇為領袖的。1949年革命取得成功的時候，即將擔任新國家政府總理的周恩來，發表了一篇題為《學習毛澤東》的講話，開頭就說：「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30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
事實上，在毛澤東率領的領導團隊中，周恩來還曾經當過他的上級，朱德則始終是軍隊的總司令。但早在新中國成立前 14年即 1935年起，這些戰友們便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的膽略、智慧、才能和見識，是他們所不能及的，因而他的地位和作用是黨內別的領導人無法替代的。屬於毛澤東領導團隊重要成員，在毛澤東逝世後開創一個新時代的鄧小平，說得更透底：「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第四聲炮響是中國共產黨打的（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禮炮聲）。為昭示中國共產黨成立 28年來的奮鬥歷程，開國大典一共放了28響禮炮。
禮炮和煙花消散後，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社會巨變，便屬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故事了。
在時代使命面前
舊中國是毛澤東時代的前序和產床。
新中國是毛澤東時代的正文和舞台。
新舊中國的時間分界點，恰恰是 20世紀中葉（1949年）。毛澤東簡單明了地概括說：「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
上半個世紀為什麼要搞革命？從 1900年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到 1931年開始的長達 14年的抗日戰爭就是明證；雖然沒有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仍然沒有擺脫封建經濟制度的剝削和封建意識形態的桎梏。在舊中國搞革命，為的是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下半個世紀搞什麼樣的建設？早在革命年代，毛澤東就確定下來這樣一條建設思路：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新中國成立頭幾年，搞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經濟目標是實現工業化。1956年構築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後，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所謂全面建設，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經濟建設方面的目標，則逐步以現代化代替工業化，毛澤東的具體概括是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國防，最終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而從當時的國際環境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局面。
1960年，毛澤東在上海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
1960年 5月 27日，剛剛卸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副總司令的蒙哥馬利在上海見到毛澤東時，著重詢問毛澤東對當時的國際局勢的看法，毛澤東在回答中提出一種新的觀點，他說：「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我們要有兩個方面的準備。一個是繼續冷戰，另一個是把冷戰轉為和平共處。所以你做轉化工作，我們歡迎。」蒙哥馬利說：「西方世界的領袖是美國，現在西方國家怕被這個領袖領到戰爭中去。」「我們必須把這樣一種情況改過來：現在的情況是，西方集團的領袖跟東方集團兩個最大的國家根本談不攏。由於這個原因，美國在西方的領導受到懷疑。」
毛澤東說：「只要美國的領導不削弱」，「就不可能改變局勢」。「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蒙哥馬利說：「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於美國的領導，英、法會害怕這樣做。」毛澤東說：「慢慢來。我們希望你們的國家強大一些，希望法國強大一些，希望你們的發言權大一些，那樣事情就好辦了。」
毛澤東那代人是帶著過去慘痛的經歷和教訓進入新中國的。在此前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抗日戰爭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這就使毛澤東時代的治國理政，始終把獨立、自主、安全、尊嚴擺在突出位置，並且有著揮之不去的「落後就要挨打」的危機意識和緊迫感。
毛澤東、周恩來在第一屆人代會上
新中國面臨的主要課題或者說肩負的歷史使命，大體有這樣幾個。一是鞏固新政權，刷新舊國風，通俗地講，就是通過社會改造讓新中國「立」起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二是按既定目標，讓新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要為中華民族趕上時代潮流，為國家的未來發展，構築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開出新的航道。三是促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提高社會生產力，改變長期以來「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四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尋找一條可行有效的道路。
這四大課題，也是四大任務，環環相扣，相互交織在一起，主題詞就是兩個字：「建設」。所以，今天的人們把毛澤東時代稱為「建設時期」。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全新的時代要求。由於沒有經驗，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摸索著盡最大努力去做，去問，去學。
於是，我們看到，1949年 7月劉少奇訪問蘇聯時，向斯大林提出了一個龐大的學習清單，包括蘇聯的國家組織、蘇聯經濟的計劃與管理、蘇聯的文化教育、黨的組織與群眾團體組織四個方面，一共 30個細目，大到怎樣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小到實行什麼樣的稅收制度，乃至學校課程的安排。
1952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 1961年 9月 24日同蒙哥馬利談話時，毛澤東是這樣表達的：「搞社會主義還要積累經驗，蘇聯、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的經驗，我們都願意接受。」在同西方國家交往很少的情況下，接受他們的建設經驗，顯然缺少渠道，很不現實。但毛澤東還是心嚮往之，對蒙哥馬利說了一個實例：「辦工業，我們也很願意問你們。我看過一份報告，是我們的一個貿易代表團到你們那裡去以後回來寫的，很有趣味。他們說，看到你們的一些工廠，並不富麗堂皇，房子也不整齊，但是做出來的東西，質量好。」蒙哥馬利問：「主席遇到難題的時候，是不是同馬克思聯繫？」毛澤東回答：「他只有理論，他沒有辦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列寧辦過。所以遇到實際問題，要問自己，問蘇聯。」
問蘇聯固然好，可不久又發現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最後只能是問自己。問自己，實際上就是在實踐中摸索著去做。毛澤東曾感慨說，「建設比革命更困難」。
毛澤東在武漢橫渡長江
道路、夢想和傳奇
任何時代都有自己的夢想，時代的靈魂性人物就是要帶領人民尋找到一條實現夢想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 1961年 9月 23日和蒙哥馬利的對話中，便牽出「道路」和「夢想」這個話題。
關於道路，蒙哥馬利問毛澤東：「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你們什麼時候才感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對此，毛澤東沒有作答，只是說，「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擺在面前的困難很多，遇到許多過去沒有遇到的事」，「對於搞社會主義，我們已積累了12年的經驗。我們搞經濟的經驗還不很充分」。看來，他覺得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完全摸清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真正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關於夢想，蒙哥馬利說：你們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不錯，「再過50年，你們就應該了不起了」。毛澤東的回答是：「做了一點，還不多，要有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譬如50年到100年。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正是受到這次對話的啟發，毛澤東稍後把實現夢想的歷史進程概括為：「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從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第四聲炮響」算起，100年就是 21世紀中葉。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並在這條路上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人們的感覺中，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而這個夢想的內涵，也隨著時代的進步大大延伸和提升了。已經不只是毛澤東時代苦苦追尋的工業國、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或四個現代化，而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剛剛確定下來的奮鬥目標，實現的時間節點，依然是毛澤東構想的21世紀中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