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識彎弓射大雕？被武功遮蔽的蒙元文治

文章來源

： 尹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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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書評（ID: 

錢穆的《國史大綱》中，留給元代的篇幅僅一章，內容還不到全書三十分之一。在肯定了蒙古大軍橫掃歐亞的戰功後，錢氏筆鋒一轉：「故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富之殷阜，而並不重視文治。故元之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他們對待士人「也是一種彷彿的工匠」，與尊崇士大夫的南宋迥異。蒙元統治者只懂殺伐擄掠，治國理政方面一無是處，所幸其存在不及百年，很快「在漢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讓出他們的統治。」

民國時期，錢穆的觀點具有一定代表性。受辛亥反滿民族主義的影響，元代被認為只有退步與黑暗，其文化不太有價值。魯迅甚至認為，蒙元統治將奴性注入中國的國民精神中，至今無法擺脫，在給尤炳軒的信中他寫道：「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此觀點今天仍有不小影響力，對此最不以為然的，恰好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界。

二戰以前，日本學者在滿洲、蒙古、西域民族史領域上多有建樹，其特點是從少數民族語言史料入手，對以漢人王朝為中心傳統中國史學發起痛烈批判。戰後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東洋史研究也後退內卷，不少研究者自海外引揚，集中於東京、京都、名古屋等幾個城市。規模雖遠不如以往，受益於日本戰後的經濟騰飛與民主開放，學者尚能安心治學，整體繼續維持較高水準。田村實造的中國征服王朝研究、吉川幸次郎的元雜劇研究，都是這時期重要的研究成果。

而持續時間最久、成果最豐碩的，還要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讀書班。據岩井忍回憶，五十年代他剛轉到人文研工作，就與第一任所長安部健夫謀劃共同研讀《元典章》，最後竟然堅持了十四年，舉辦五百多次會讀，其間安部仙逝，宮崎市定、佐伯富、田中謙二、藤枝晃等先後加入，日後各自卓然成家，會讀成果《校訂本元典章 刑部》也在1964年、1972年出版。中國讀者熟悉的杉山正明，繼承的正是這批學者的衣缽，而杉山最滿意的高足，則是現供職於人文研、近幾年風頭正勁的宮紀子。

宮紀子的《蒙古時代的出版文化》日文版2006年問世，由於語言問題，一直未在中國學界引發太多關注。此書從元代直譯體、印刷業、世界地圖三個大方向入手，指出蒙古帝國時代非但不是中國歷史的黑暗中世，而是中國「再生古典學的時代」。作者對元代出土文物、美術作品、多語種文獻做了綜合考察，涉及面極廣，志在糾正以往作為「文化破壞者」出現的蒙古帝國像。書中顛覆常識、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頗多，但也有硬扭史料，令人心生不安之處。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日） 尾崎康 / 著

喬秀岩 、 王鏗 /譯

 中華書局 

 2018年3月

尾崎康在《正史宋元版研究》中已指出，今天很多所謂「宋版書」其實是元刻本：「以往藏書家視為宋版之《晉書》《五代史記》實皆元版。」這類錯誤之出現，除了書商哄抬書價、藏書家自矜收藏的因素外，也是出於人們對元代文化低劣的刻板映像。精美的元刻本多被鑒定為宋刻本，或明初刻本，宮紀子因而指出：「大元時代出版業的數量和質量都被大大低估了。儘管元刊本的存世量比宋刊本多得多，人們還是反覆地說，大元時代出版業衰退、直到明嘉靖年間才恢復到宋代的隆盛。」

很多版本學家先預設元刻本低劣的立場，再取精美的宋代刻本與元代福建書肆的低劣坊刻本作比較，陷入某種循環論證。實際上，只要平心靜氣地將宋代官刻本與元代官刻本、寺廟刻本與寺廟刻本、坊刻本與坊刻本逐一對比，就會發現元刻本毫不遜色。如元代刻本《四書集義精要》《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等刻本「線條銳利，躍動感強，是不容否認的。」

元末天下大亂，明朝建立之初仍處於社會凋敝期，文化萎靡不振。由於書籍缺乏，明初人遂直接盜用元版翻刻，為掩人耳目改換書名、削去原刊本牌記，「無知且無恥的剽竊行徑橫行。」此時元代的文學、陰陽學、數學、醫學作品，都遭到明代人的系統性剽竊，洪武帝之子寧獻王朱權也將元人朱繹曾的《文筌》改名《文章歐治》，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刊行，在這種輕薄學風之下「全不見學術之進步，毋寧是在反覆的仿冒之中不斷退化」，宮紀子因此將明初稱為「剽竊的時代」。

元代出現了多種全新的書籍形式，比如「全相本」，即一塊書版上半部刻圖畫，下半部刻文字，圖文並茂，便於理解，類似於今天的連環畫。較有代表性的是貫雲石的《孝經直解》，以及同時期出版的《列女傳》《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等。全相本的插圖出於趙孟頫等名家之手，不但深刻影響了明清版畫，也影響了日本、朝鮮的出版業。

很多人「對蒙古時代的文化毫無理解，即認為其為黑暗時代，全無根據，實際的情況恰好相反。」元代不但積極纂修《宋史》《金史》，在全國各地興辦儒學的數量更是超過了明代，就連錢穆在《國史大綱》里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元代官員熱心子女教育，一大批將中國古典普及化、通俗化的作品應運而生。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因篇幅巨大普通人難以購置，元代就出現了曾先之《十八史略》、吳亮《歷代地方世系》等各類簡短易讀的的歷史著作。

《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宮紀子/著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6年10月

1307年元成宗頒布《加封孔子制誥》，加號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尊孔的同時也保證全真教等宗教的信仰自由。六年過後，考慮到宋、金時代科舉制的弊害，元政府宣布廢除「詩賦科」，提倡以程朱之學為基礎的「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在官方的大力提倡下，朱子學先向全國範圍普及，再滲透到海外，成為一種「朝鮮半島、日本共有的文化。」換句話說，東亞文明秩序是在元代成熟定型的。

宮紀子認為，元代流行的是從冠婚葬祭到社會事業無所不包的朱子學，與明清有所不同。從程端禮的《分年日程》、王應麟的《玉海》等著作來看，元儒讀書廣博，全不似明清士子僅知科場程文。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馬二先生之口諷刺道：「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元儒就很少有這種粗俗鄙陋之風。

但必須指出的是，宮紀子對元代的描述多少有些理想化。科舉考試並非元代主要的取士途徑，中央政府的主要官職由蒙古人牢牢把持，像明中後期非進士不能任六部尚書那樣的唯功名論，在元代是見不到的。職是之故，與其說科舉科目的調整導致相關書籍「發行量呈現爆髮式增長」，不如說因晉身之階狹窄，儒生很早就「吾少也賤，故能多弊事」。《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事林廣記》等元代日用類書所體現的，一方面是知識的庶民化，另一方面也是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和底層化。

自覺仕途無望的元代儒生，多賴出版業為生，當時銷量最旺的除了經學讀物外，就是各類白話小說。高麗時代的朝鮮的漢語教科書《老乞大》中，曾出現一位去元大都做買賣的高麗商人，他預備買的書單中除了四書五經注本、韓愈、柳宗元、蘇軾的文集外，還有《三國志評話》，足以證明這類書籍遠銷海外。宮紀子指出在《三國演義》登場的前夜，元代已經出現了很多類似的白話小說，如郝經《續後漢書》、趙居信《蜀漢本末》、胡琦《關王事迹》等。

這些小說使用的白話文，早已不是純粹的漢語，而是滲入了很多元代直譯體的因素，亦鄰真等中國學者稱之為「元代硬譯公牘文體」。簡單來說，元代直譯體是以蒙古語法書寫的漢文，較典型的一段公文如下：「管軍官每，新附人的房舍事產，不得買要呵，買要呵，回與他主人者么道。聖旨行了來。」這類公文佶屈聱牙，從漢人的眼光看來簡直鄙俗不堪。半個世紀前人文研《元典章》讀書班所做的工作，就是試圖讀懂這類文字，並弄清其語法結構。

杉山正明指出，元代直譯體還可細可分為「前期直譯體」和「後期直譯體」，前者存世不多，見於滿漢合璧碑中，尚有尊重漢語語法的傾向；但在忽必烈時代以後，蒙古帝國就開始強行用蒙古文的語法結構去改造漢語。文體的變遷背後，體現的是內亞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增強，待明太祖朱元璋廓清宇內後，這類文體按理應該被立即棄用，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蒙古顛覆世界史》

(日) 杉山正明 / 著

周俊宇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9月

明初的很多對外文書，讀上去仍像出自蒙古人之手。洪武八年朱元璋致烏斯藏僧人公文：「我想修行是好的勾當，教他穩便在那裡住坐。諸色人等休教騷擾，說與那地面里官人每，知道者。」同時期與朝鮮、渤泥國等國交往的文書，使用的也是這類有元代直譯體色彩的文字，甚至宋濂等御用文人也會用直譯體寫作。宮紀子推測明代初年，華北還居住著很多蒙古等內亞民族群體，導致較長時間裡元代直譯體是東亞各民族交往的通行語言。這一推測在靖難之役中能得到印證：很多史料顯示南下進攻南京燕王朱棣的軍隊中，就有不少驍勇善戰的蒙古將領。

所以對於元代文化的過低評價，也會導致我們忽略明王朝內部豐富的內亞性，雖然從各個方面來說，明代都是一個內縮版的中華。宮紀子從地圖學研究的新角度闡釋了這一點，她發現元代的慶元路，即今天浙江省寧波市為中心的區域盛產世界地圖，如清濬《廣輪疆域圖》、朱思本《輿地圖》等，這類地理知識從慶元出發，藉助海外貿易向日本和朝鮮輻射。1910年小川琢治在日本西本願寺發現元代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值得商榷的是，清濬其實是台州黃岩人，雖曾在寧波逗留多年，但將他說成四明人未免牽強。宮紀子還稱，《玉海》的作者王應麟和「《資治通鑒》的注釋者胡三省，都是四明出身的學者」，王應麟出身鄞縣固然沒錯，然而只要找到市面上最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鑒》，每卷卷首司馬光的名字後面，都赫然寫著「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以上都是因為作者削足適履，為證明慶元路是元代東亞「知識之港」。筆者認為，此處將「慶元」改為「浙東」更合乎史實。

若將明代嘉靖年間的《廣輿圖》與元代地圖比較，可發現大明的地圖繪製水平不進反退，尤其是對東南亞各朝貢國具體地理方位的描繪錯誤甚多。宮紀子認為，由於受到北方持續的軍事壓力，疆域不斷萎縮之下，明代人華夷思想高漲，對外開放度降低的傾向在地圖上的反映。《蒙古時代的出版文化》雖然不無可議之處，但那種「漢人雖然打不過游牧民族，但游牧民族來到中國後，最後都會因為仰慕漢文明而被同化」的漢族中心史觀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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