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美國的衰落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中國在崛起，而美國卻陷入了相對衰落，這一現象在學術界引發了關於國際秩序中權力轉移的一些討論：這一過程是否能和平進行？這一過程在何種條件下進行？歷史上有什麼類似先例？那些先例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約瑟夫·帕倫特（Joseph M. Parent）和保羅·麥克唐納（Paul K. McDonald）剛剛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書籍《巨人暮年——大國的衰落與收縮》（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兩位作者在書中使用定量方法對權力轉移過程進行了分析。他們針對崛起的中國發出了警告，而且還就衰落中的美國該如何恢復昔日地位給出了自己的路線圖。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科麗·沙克2018年11月24日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發表評論文章：《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美國的衰落》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把美中兩國所面臨的困境稱為「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它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況：一個處於相對衰落中的國家面對崛起的挑戰者十分恐懼，以至於這個衰落中的國家甚至為了阻止挑戰者超越自己而挑起了戰爭。雖然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2017年出版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曾受到一些批評，不過該書不但使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s）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而且該書還發出了「美國與中國對抗將加速美國自身衰落」的警告，從這一點來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

在撰寫這部政治學著作的時候，為了提供足夠多的例證，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例舉了一些經不起仔細推敲的「體現大國權力轉移」的歷史事件，這也是他的這本書受到批評的原因之一。例如，英國和法國在二戰後曾向德國讓渡了一些土地，這一過程是在美國充當這三個國家的共同擔保人的前提下才發生的，美國的實力大大超過這些國家，而且美國對這一安排是非常支持甚至是有些催促的。其實，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和平的大國權力交接，那就是19世紀末英國與美國之間的權力交接。至於核武器是否有助於大國權力交接過程和平地進行，這還有待於事實來驗證。

艾利森教授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國際秩序中最強大的國家是否在行為方式上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呢？世界霸主（hegemon）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者以及確保國際規則受到尊重的強制力的來源。一般來說，霸主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為所有國家都在為了建立有利於實現自身利益的國際規則而努力著。拿破崙戰爭之後的英國「統治了海洋」，因此得以免受陸上規則的束縛；20世紀（尤其二戰結束後）的美國成為了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的締造者。

約瑟夫·帕倫特和保羅·麥克唐納研究了自1870年（在這一年人們開始進行可靠的GDP數據統計工作）以來所發生的權力交接過程，他們希望通過這項研究搞清楚國際秩序中最強大的國家以及排在其後的其他強國在行為方式上的特徵。兩位學者一共研究了16個發生相對衰落的例子，一些是霸權國家（hegemonic powers）發生相對衰落的例子，另一些是中等實力的國家（mid-level states）發生相對衰落的例子。

他們發現，大多數國家在面對自身的相對衰落時都做出了很明智的反應，他們都迅速進行了相應的收縮（undertaking prompt, proportionate retrenchment），因為他們希望在戰略層面保持自己的「債務清償能力」（solvency）——他們不想背負太多負擔、不想破產、不想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也就是說，曾使他們強大起來的明智策略在他們面對困境時也是有幫助的，而且那些明智的策略還促使他們縮小軍隊規模並避免與他國發生軍事衝突。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收縮戰略可以幫助他們保持原有的聲望，而沒有採取收縮戰略的國家則無法做到這一點。

他們還發現，處於衰落中的國家一般來說並不會被其它國家視為一個有誘惑力的攻擊目標，一個崛起中的國家通常並不會去攻擊一個正在衰落中的對手。根據二位作者的研究，其中的原因在於，處於衰落中的國家會儘力避免被捲入容易暴露自身國家實力的衝突或戰爭，衰落中的國家不會冒險去暴露自己正處於收縮狀態。然而他們還發現，處於衰落中的國家一旦主動挑起衝突，那麼它們在這類衝突中往往是獲勝的一方。兩位作者在結論中指出：「這說明處於衰落中的國家是靈活的、難以對付的（declining powers are flexible and formidable）」。

兩位作者的聯合研究顯示：「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開啟對霸權的爭奪不僅將刺激外部敵對國家結為聯盟，而且還將損害國內脆弱的長期增長基礎」，在規劃未來時往往將100年納入視野的頗具智慧的中國戰略家們本來是可以從這一結論中獲益的。

不過，這對於國家實力正處於相對衰落軌道上的美國來說卻是好消息。如果未來情況的發展與歷史統計數據相符，那麼美國很可能會在解決好國內問題的同時儘力避免被捲入戰爭，而中國則會激發起反對其繼續崛起的「抗體」，如此一來形勢將有利於美國恢復此前的國際地位。而在另一方面，這對於美國的盟友們來說卻並不是什麼好消息。為了維護有利於自身的國際秩序、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那些國家將不得不承擔更多開支、風險和責任。不過，這也正是我最為擔心的一點，歷史統計數據可能會使我們受到誤導。因為在研究過程中，16個發生相對衰落的例子被兩位學者賦予了同樣的重要性。相較於他們的研究結果來說，有兩個容易被人忽視的問題可能會更加重要。

保羅·麥克唐納與約瑟夫·帕倫特共同撰寫的政治學著作《巨人暮年——大國的衰落與收縮》一書封面

首先，一個國家是從頭把交椅上跌落還是從靠前的幾把椅子上跌落，意義大不相同，前者比後者要痛苦得多。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強大而重要的國家，然而他們之間的排名差異並非都是那麼引人注目。德國人會關心自己的國家是第三大還是第五大經濟體嗎？也許會有一些德國人關心這個問題，不過基本上人們不會太過在意。然而各國對於自己是否能夠坐上頭把交椅還是非常在意的，因為這一地位將賦予他們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如果中國成為這樣的一個國家，那麼中國將改變美國時代的諸多規則：好惡將取代法制，小國將聽命於大國。我們已經在中國與鄰國的互動中、在其掠奪性的貿易和商業活動中看到了這樣的跡象。美國及其自由主義盟友們將竭盡全力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第二，國家的性質比兩位作者所認為的更加重要。他們發現在政權類型（也就是國家的性質，即共產主義、極權、民主等性質）與戰爭是否爆發之間並無關聯。自1870年以來所發生的16個權力交接過程中，英國共衰落了6次（兩位作者甚至文雅地將英國稱為「在衰落方面最有經驗的國家」），而德國則崛起了8次。也許真如兩位作者所總結的那樣，「對處於衰落中的國家發動進攻並不常見，那是很少發生的例外情況」。在他們的歷史統計數據中，只有上升中的德國在面對衰落中的對手時變得極權而富有進攻性。英國經歷了多次和平的相對衰落，可見英國非常善於在實力衰落時展現自己靈活的應對技巧。我們從英國和德國的案例中很難歸納出關於衰落大國行為的某種理論，我們從中看到的其實更可能是英德兩國各具特色的戰略文化。這兩個國家可能都是特例，通過這樣的兩個特例來建立某種理論是不合適的。

政權類型的重要性也許被低估了，它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韌性和恢復能力。兩位作者發現，「一個衰落中的國家完全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是不太可能的，不過要想有所恢復，那麼收縮是唯一的選擇」。這就意味著一個正處於相對衰落中的國家必須看清自己的狀況並做出政策調整。在這個時候，極權國家往往比民主國家更加缺乏彈性，它們會在錯誤政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人們一直在討論一個大國的衰落是否將在國際體系中引發戰爭，《巨人暮年——大國的衰落與收縮》一書為這場討論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兩位作者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並試圖通過總結過往大國和中等實力國家發生衰落的例子來得出答案。這不僅是個有趣的學術問題，他們用令人信服的論據證明：對於衰落中的大國來說，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將事與願違（fighting preventive wars is self-defeating for declining powers）。一個正在衰落中的大國應該收縮、做出妥協並避免被捲入衝突，而不是對崛起中的挑戰者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如果美國能採納兩位作者在這本書中的政策建議，那麼美國將逐漸學會如何與「有中國特色的民主」（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這個世界上共存。有趣的是，這一政策建議也正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他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所主張的。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11月24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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