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寫作一堆錯字病句，為何能成漢學大家？
撰文/胡與
美國漢學大家的中文寫作，只有小學三年級水平？
近日，清史專家鞠德源與海外漢學界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批通信在網上流出，引發不少熱議。一則是海外漢學家的中文寫作或手跡並不多見，如美國漢學家卜德在《燕京學報》上發表的一生中唯一一篇中文文章《左傳與國語》，其實也是經顧頡剛「猜其意而重作」的；二則更在於，這些漢學大家用中文寫就的部分書信中，居然錯字、病句比比皆是，讓不少人直呼是小學三年級的中文水平。
這批通信者中，最為讀者所熟知的大概是《叫魂》的作者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他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此次流出的中文信中，他有兩封，分別寫於1985年2月8日和1987年3月14日。
孔飛力1985年2月8日致鞠德源函(圖片來自網路）
孔飛力1987年3月14日致鞠德源函(圖片來自網路）
細讀這兩封信，其中的書寫錯誤確實不少。譬如信一中的「看」被寫成了「著」，信末的「考查」漏筆成了「考杳」，信二中的「剛才」成「綱才」、「作」代「做」、「象」代「像」、「進步」誤成「進部」、「下次」誤成「下此」等等。文法上雖也不太熨帖，但意思表達總算清晰流暢，且書信體例，及農曆時間的使用等，也能見出其地道之處。
但有讀者用信中「希望今年北京的春天象1984那麼美麗」來例證孔飛力的文筆老辣，則屬誤讀。誤解者以此處1984為奧威爾的《1984》，其實不然。鞠德源曾於1982-1983年，受邀赴美任客座研究員，因此結識孔飛力。1984年，孔飛力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到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此發現了圍繞「叫魂案」的大量文獻，其時鞠德源正在檔案館任職，信中提及1984指的正是此時。也正因熟稔，孔飛力在信中才直呼鞠德源為老鞠，並特意在《叫魂》一書的「致謝」中提及鞠德源的幫助。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的中譯本
與孔飛力差不多同時期的美國漢學家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其代表作《君主與大臣》通過內廷與外朝之爭的視角，詳盡而深入地探討了軍機處的形成、發展和日常運作，被視為是頂尖水準的清代政治制度史著作。在國內譯介出版後，亦多獲讚譽。此次流出的信件中，也有她的一封，談及受邀在學術研討會上做報告諸事宜。
白彬菊1987年3月19日致鞠德源函(圖片來自網路）
較之孔飛力，白氏的信錯字雖較少（如「真」誤寫成了「貞」），但多有語句不通之處，諸如「我一給韋教授寫信，問他很多問題，把信寄出去，您的信回答我的問是馬上就到了」，表意就明顯有些紊亂。
彭慕然1985年1月9日致鞠德源函(圖片來自網路）
美國漢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算是孔飛力和白彬菊的學術後輩，其代表作《腹地的構建》、《大分流》、《貿易打造的世界》近年也已陸續在國內翻譯出版，亦多受好評。1985年，彭慕蘭作為耶魯大學的歷史系研究生來到中國學習，初到山東大學，後轉入中國人民大學。為了準備博士論文，他提前給幾個人寫了信，其中就包括鞠德源。相較而言，他學習中文的時日尚短，其中文寫作也明顯生澀粗疏，有幾處字詞零散，幾不成句。
據此，不少讀者疑惑，這些北美漢學家連中文都寫不利索，其漢學研究能靠譜嗎？又或者反過來，為何恰恰是這些中文寫作如此粗疏的海外漢學家們寫出了如許令人讚歎的中國研究著作呢？
漢學研究需要漢語聽說讀寫四項全能嗎？
作為一門古老的表意文字，中文的語音、語調、字形，對非母語的人確實很有挑戰，加之方言、成語、俗語、簡繁體、口語和書面語的區分等等，更是難上加難。
據傳聯合國科教文曾組織發布一項「世界上最難學的十大語言排名」，漢語名列第一。這份榜單，雖未查實，在漢語學習者中間卻很有群眾基礎。不然，你想像一下外國人看到下面的句子：
「今天騎車滑了一下，我一把把把把住了。」
「校長說衣服上除了校徽別別別的。」
「多虧跑了兩步，差點沒上上上上海的車。」
「用毒毒毒蛇，毒蛇會不會被毒毒死？」
……
（圖片來自網路）
正因中文如此微妙，外籍人士在交流學習經驗時，經常會提到一條捷徑：找個中國男（女）友。這點在漢學家身上也是屢見不鮮，坊間甚至有戲言「不娶中國老婆的漢學家不是好漢學家」！
單舉美國漢學家為例：傅漢思娶的是合肥張家的四小姐張充和；牟復禮的夫人陳效蘭多才多藝，製得一手好陶瓷；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曉菲，5歲習古詩，13歲直升北京大學，是有名的才女；魏斐德晚年的伴侶是他的助手兼部分作品中譯者梁禾；葛浩文和史景遷都娶了來自中國台灣的妻子；高居翰的第二任妻子曹星原也是華人……
漢學家傅漢思和他的妻子張充和
雖然沒娶中國妻子，但孔飛力的漢語學習，除了在美國接受的中文教育，1965-1966年去日本京都大學參加研究班的經歷也是一大助益。白彬菊學中文始於1966年，1970年為完成關於清康雍乾嘉時期軍機處的博士論文試圖進入中國，因無法前來大陸而輾轉去了中國台灣。
須知，當時的台灣一直是美國師生接受漢語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1963年，哈佛、耶魯、康奈爾、普林斯頓等十校聯合在台灣大學設立「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其教學特色是小班，師生配比常常是一對一，至多也不超過一對四，因而能因材施教，教學內容也不止於會話表達，有願深耕學術者亦能滿足。三十年間，培養有志研習中文的學員一千三百多名，其中有不少突出的漢學家，譬如歐立德。
當然，香港是另外一個渠道。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於連曾在香港跟著徐復觀、牟宗三等人學中文，他將他們視為中國文化的「末代恐龍」，沒有繼承人，因此生出一種「必須儘快抓住某種東西，幾乎就是『偷竊』的感覺」。
課堂上的牟宗三
而較晚出的彭慕蘭，則趕上了1980年代以來中美學術交流合作的正常化，所以中文學習無需再輾轉日本和中國台灣、香港等地。因此，就書信字體來看，孔、白二人多偏舊繁體，而彭慕蘭的寫法則偏現代漢字，這跟他們的學習取徑有關。
研究漢學，中文是否也必須要求「聽說讀寫」四項全能，似乎不可一概而論。聽說讀寫，相關又不相同，不同領域，不同問題，對中文的掌握要求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相較而言，中國的外語專業教育，似乎要求更嚴格。譬如，中國的德語專業必須完成德文的畢業論文，這是基本要求。但反之，西方漢學的學生卻並不要求以中文撰寫畢業論文。雖然寫作能力，確乎最能展現對一門語言的精微把握，但就漢學研究而言，似乎閱讀能力反倒更加重要，如能具備多門相關語言的閱讀能力則更有優勢，譬如孔飛力在漢語之外還通日語，白彬菊則兼通滿文。
孔飛力生前曾在哈佛開設「閱讀中國檔案」，當時已是哈佛的經典課程。白彬菊1983年起也曾在耶魯大學開研究生課程, 第一學期教的就是歷史文獻檢索（如何查叢書索引、方誌、傳記、類書、地圖、會典、則例、起居注、實錄……）；第二學期教清代檔案（清代檔案的保存地點、內容及索引種類；教他們如何利用索引；如何點標點、斷句；如何理解一些模糊不清的說法……）。可見二人都曾著力於文獻功夫。
然而，也有例外。被譽為「最了解17世紀中國繪畫的美國人」的高居翰，似乎連中文閱讀也有困難。與其合作《不朽的林泉》的黃曉、劉珊珊，在書跋中寫道：高居翰說，我期待著你們的回復，不過下次請千萬用英文給我寫信，哪怕是蹩腳的英文也行，我讀中文實在太吃力了。而安特生、斯坦因、魏特夫、李約瑟等漢學家也都不懂中文。
高居翰
那麼，如何才能研究好漢學，語言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在海外漢學界，伯希和差不多算得上是「教皇」式的人物，就連傅斯年這樣自傲的人物也對其推崇備至。1926年10月26日，伯希和在德國法蘭克福的講演中就曾提出："治"中國學"須有三方面的預備：1、目錄學與藏書；2、實物的收集；3、與中國的學者接近。"觀孔飛力、白彬菊、彭慕蘭三人書信，或四處搜羅史料，或認真準備研討會，或積極接近中國的清史專家，語辭懇切真誠，再思伯希和之論，確是一語中的。
美國何以能主導晚近的海外漢學？
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舉行懇談會，陳垣在會上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由今觀之，竟是漏算了晚近主導海外漢學主流的美國。
美國的漢學起步晚，初期多倚賴來華傳教士。1878年，衛三畏在耶魯大學任中文教授時，據稱是當時唯一能說流利中文的美國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戲劇性地改變了這一切，美國突然成了世界霸主，開始將大量財政和資源投入區域研究，不少私立的基金會也參與其中。
衛三畏
1946年，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主持區域研究(中國)項目，並於1955年創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由此開始，美國漢學和歐洲漢學（尤其是法國漢學）的傳統出現了分野。歐洲漢學（Sinology），多以歷史中國為研究對象，注重文獻考釋辨析，偏重學問；北美漢學（Chinese Studies），在費正清的主導下，更多地聚焦於近現代中國的現狀和時代背景，問題意識強，富於現實感。因而，相較歐洲漢學和日本漢學，美國漢學訓詁之學偏弱。歐洲漢學界如伯希和和高羅佩等人，皆以中文能力突出著稱，而當時的日本漢學家差不多是人人都能寫漢詩，是以孔飛力、白彬菊和彭慕蘭等北美漢學家的中文書信才格外引人注目。
然而，大量資金的支持對美國的中國學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一來研究人數大增，二來文獻、史料搜集日益豐富，尤其是檔案資料。上世紀中期，美國漢學界感到所藏當代中國資料之不足，曾前往調查世界各國的收藏狀況，且促成很多別國圖書館接受與美國進行交換。余英時1955年初到哈佛燕京圖書館時便大為驚嘆，「它藏書之完備還是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之外。我在香港多年遍求不獲的書刊，在此一索即得」。
余英時
此外，中國學者或華裔學者對美國漢學的幫助也很大，尤其是1940年代末，隨著蔣介石政權的垮掉，很多中國學者到了美國，極大地增強了美國漢學的影響。譬如1920年代，語言學家趙元任和中國文學專家梅光迪都曾到哈佛教授中文。費正清的中國史教材，得益於他與鄧嗣禹、孫任以都、房兆楹等中國學者的合作。魏特夫也是倚賴中國學者解決文獻問題的。又譬如，由於語言上的隔閡，美國漢學家常以想像代考釋，楊聯陞就常以學術批評來挑錯砥礪，並自嘲為「漢學的看門狗」，一如余英時所說：「楊先生緊守『證據』的關口並反覆示人以中國史料所特具的困難和複雜性，因此使得不少後起之秀知所警惕，不敢妄發空論。」
楊聯陞的《漢學書評》
除了華裔學者，二戰期間以及二戰以後，歐洲漢學家，尤其是德國漢學家，大量遷至美國，也促進了美國漢學的發展。漢學家夏德、勞費爾、傅漢思、魏特夫等皆來自德國。
然而，美國漢學之所以能主導晚近的海外漢學，還在於其更新了研究的路徑，並依此形成了學科體系和學術規範，其學術成果也多以專著的形式出版，一如著名的哈佛東亞叢書（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即使像何炳棣這樣在美國做漢學研究的華裔學者，也必須很規範地遵循美國的學術傳統和規範。
上世紀80年代，彭慕蘭第一次來中國時，就發現「那時的中國史學家同西方學界之間在討論的問題上沒有像後來一樣，形成比較一致的學術話語」。但隨著中美學術交流合作的正常化，中國文獻對外敞開，海外漢學在國內也大量被譯介和傳播，中美學者互動日益加深，在問題意識、理念和方法論上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彌合作用。時至今日，我們了解自身的歷史和文化，歐美漢學已然是重要的知識來源。美國漢學也逐步從費正清的「西方中心論」轉向新一代的「中國中心論」。所謂學無論中西，我們期待著更多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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