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國際學校在挑戰中前行

編者的話

社會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程度，決定了家長對於教育的需求水平。

今天，全球勝任、國際人才、國際課程等與國際教育相關話題已經在家長中熱議，外語能力、國際交流能力、跨文化能力也成為家長對於子女教育的基本目標。因此，國際學校在我國教育市場中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2018年，國際學校因國家多項政策法規的出檯面臨投資、管理、質量等多方面的挑戰，同時又因我國國際教育市場的蓬勃發展而充滿機遇。對此，環球周刊國際學校項目組聯合中教傳媒智庫，針對國際學校2018年的政策支持、市場形勢、質量問題、服務監管、發展態勢進行了整體分析，並在此發布《2018國際學校年度發展觀察報告》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我國中產家庭比例的增加，國際學校，這個曾經的「貴族教育」成為更多家庭的選擇對象，其關注度也在2018年到達頂峰。

對於國際學校，目前尚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有專家認為，中國沒有國際學校這麼一個類型的學校。有專家認為，嚴格意義上國際學校一般是指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在實際運用中，人們經常把面向國內學生開設國際課程的學校說成國際學校，包括公立學校國際部、民辦國際化學校和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為了研究方便，本次年度盤點中，對於國際學校，使用了人們實際運用中通常使用的這種定義。

中教傳媒智庫教育行業數據分析與信息服務平台數據顯示，2018年的國際學校相關話題不斷，從國際學校學費到資本環境，從外籍教師到國際課程本土化，從質量管理到監管體系等，是各類媒體中的「熱詞」。

2018年，對於國際學校，是極具挑戰又充滿機遇的一年，也是需要理性分析、改革開拓的關鍵一年。

《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訂，迅速引出了國際學校等民辦教育的一大挑戰——資本。國際學校本應是資本競爭之地，但是政策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又會讓投資者小心謹慎。

可以預見，今後一系列更加具體、更加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近乎苛刻的法規會陸續出台，對於民辦教育的投資與監管將更加明晰，必然會給予國際學校的發展充足的政策保障。所以，這個千億級的教育市場板塊，將會因此而更加彭勃地發展。

2018年，對於國際學校，是中外課程融合、中外師資建設的重要一年。

隨著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及教育交流合作的深入推進，國際教育發展進入了中外融合的新階段。其中，「中外課程融合」是2018年所有國際教育行業年會或學術年會上最亮眼的主題詞。在新的階段，中外課程融合不僅在廣度上有所拓展，而且在深度上有所加深，開啟了從教學向研究的縱深發展。

在我國未來人才體系建設中，國際學校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如今，國際學校越來越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國際教育本土化」道路在順利進行。因此，未來國際學校要進一步嚴格監管體系，引進高素質的外籍教師，培養通曉國際課程的中國和外籍雙語教師，同時呼籲國家層面建立國際學校教師資格認證標準，作為現行國際學校教師資質證明的補充，為我國培養紮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國際化人才。

2018年，對於國際學校，是資金問題、質量問題凸顯的一年，是急需對運營、監管方式改革創新的一年。

教育，是一場不可重複的實驗；質量，是教育的生命線。2018年，國際學校的財務資金、食品安全問題屢見報端。這些都迫使國際學校加強內部管理、理順監管體系，也對國際學校的投資人、法人和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質量的監管和評估，是國際教育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國際學校管理者的職業化發展、能力培養、選拔路徑，也會伴隨國際學校的發展被繼續討論。

2018，不平凡，充滿挑戰。

未來，有期許，迎接機遇。

（執筆人：本報記者 張東）

2018國際學校年度發展觀察報告

環球周刊國際學校項目組

高額學費造就千億市場

前不久，北京國際學校學費的排名刷爆朋友圈。根據中教傳媒智庫教育行業數據分析與信息服務平台的數據，學費在與國際學校相關的關鍵詞中排在首位。目前，公立學校國際部、民辦國際化學校、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這三類國際學校的學費，最低3000元/年，最高則接近40萬元/年。

國際學校高額的學費標準和逐步擴大的社會需求，造就了一個千億級的教育市場。為了了解國際學校學費情況，筆者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地159所國際學校的259個項目（含北京109個、上海119個、廣州31個）進行了抽樣調查，得到國際學校學費情況的三個特點。

國際學校學費分層明顯

如果將國際學校的學費按三個層次來區分，年學費超過30萬元的學校共有1個項目，年學費介於20萬元到30萬元的學校共有45個項目，年學費介於10萬元到20萬元的學校共有112個項目，年學費低於10萬元的有101個項目。在中學階段，北京、上海、廣州最高的年學費分別為39.6萬元、29.7萬元和25萬元。在小學階段，北京、上海、廣州最高年學費分別為22萬元、26.5萬元和25萬元。

從159所國際學校數據看，最低年學費為3000元，所學課程為德國語言證書考試課程（DSD），也有少數學校課程為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證書課程（VCE）、全球通用證書項目課程（PGA）、加拿大卑詩省高中課程等。年學費低於1萬元的學校僅有10個項目。國際學校的主流課程，如國際預科證書課程（IB）、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高級水平課程（A-level）和美國大學先修課程（AP），學費則保持較高標準。從統計數據看，最高學費與最低學費相差接近100倍。

學費與地區經濟發展相關

以高中階段為例，國際學校學費平均水平差異較大，且與各省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呈正相關。《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指出，中產階級家庭的教育消費約佔家庭收入的1/7。

國際學校學費總體呈現一線城市學費高於二三線城市的趨勢，北京、上海、廣州三市平均學費比較相近，分別為12.5萬元、12萬元、13.2萬元。從民辦國際化學校來看，北京、上海的學費是廣東、浙江的1.4倍，是四川、江蘇的1.7倍。

而且，在同一省份內，地區差異也較大。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經濟發展較不均衡，廣深珠三角經濟較粵東、粵西、粵北的經濟指標數偏高。

不同類型國際學校收費差異顯著

從不同類型國際學校的差異來看，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學費遠高於民辦國際化學校和公立學校國際部，平均接近18萬元至21萬元，幾乎是當地民辦國際化學校的1.3至1.7倍，是當地公立學校國際部的2倍以上。

根據頂思教育發布的《2018中國國際學校圖譜》，從公立學校國際部看，北京、上海、廣東的學費較為均衡，平均學費集中在9萬元至10萬元。從民辦國際化學校來看，平均學費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次，北京、上海平均學費最高，分別平均為16萬元、14萬元；第二層次，廣東、浙江平均學費為10.8萬元、11萬元；第三層次，四川和江蘇平均學費為9.1萬元。

國際學校學費的地區間差異、類型差異比較明顯，大部分學費是由學校的辦學成本決定的，當然也與學校能夠獲得的公立系統的資源、學校的辦學特色和定位、學校生源群體的整體消費能力和投入意願有關。然而，學費並不能完全反映學生的直接就學成本和家庭經濟負擔，有的學校雖然學費定價較低，但是在其他費用項目中會向學生收取高額的費用。不過，從公共服務提供的視角，這些國際學校的確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種的教育選擇。

（執筆人：蔣林浩、范皚皚、陳思澄）

國際學校掌門需要大格局

隨著國際學校數量增加，投資人越來越意識到「千金易得，一將難求」，管理人才缺乏是制約教育行業特別是民辦教育發展的瓶頸。2018年浙江省教育廳開啟了鼓勵教師在公辦和民辦學校之間有序流動的新機制，或許對人才問題的解決有所裨益。

職業屬性是教師又是經理人

傳統意義上的校長是具有領導力、教學成績突出、科研成果豐碩的教師。所以，校長崗位的職業屬性是教師。國際學校的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共教育服務供給的形態。不同於傳統賽道，更接近需求、更市場化、更靈活、更高效的國際學校，需要掌舵人具備一系列超越普通任課、科研、管理教師能力的素質。

國際學校校長的職業屬性不僅是教師，還是經理人，形成了「四位一體」的格局。

第一，校長是投資人聘請和選定的執行人，負責整個學校的運營和管理。校長需要考慮投資人的訴求——如何實現投資人的目標，如何配置教學資源。第二，校長是家長授權的學生在校的監護人，需要考慮家庭教育投資的訴求——家庭的教育期望如何，如何設計課程或活動以實現學生的能力提升，如何面對家長和學生的問責。第三，校長是教師的選聘人和工作任務的分配者，需要兼顧考慮教師利益——招聘什麼能力和背景的教師，給予什麼待遇，如何平衡中外教師同工不同酬矛盾。如何考核教師績效等。第四，校長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學校法人代表，需要考慮政府作為監管者的訴求——如何貫徹國家課程大綱和核心價值觀教育，如何保證教育教學安全有序，如何保證教學質量且體現特色等。

校長是稟賦還是養成

民辦國際學校校長角色充滿挑戰，能夠勝任這一崗位的人才是「稀缺資源」。從各類媒體平台的報道來看，這一職位任務的艱巨性和人才的可得性決定了校長的流動非常頻繁。

公立學校固然是民辦學校的人才寶庫，但是單單靠「挖」能解決管理人才瓶頸問題嗎？國際學校有自身特點，例如對國際課程的理解、對中外教育的融合、對學生國際升學的指導，都是進入國際學校的傳統學校校長要面對的挑戰。

那麼，海歸校長是國際學校校長的正解嗎？當前，大部分民辦國際學校的骨幹教師和中高管理層都有海外留學背景，這決定了他們對於國際元素有更多的發言權。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中國教育政策的把握，對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監管、對中國學校的運行和管理規律的理解，可能有待加深。

前路是險阻還是坦途

如果把學校比作一艘滿載學生行駛的輪船，那麼校長就是這艘輪船的船長。中國國際教育領域的先行者唐和平女士把船長分為「海盜船長」和「海軍船長」。在不同區域、不同背景、不同組織結構下，校長的角色任務和管理風格都可能有差別，多樣性帶來了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校長職業化發展是未來這個行業健康持續發展的人才基礎。

正如對於21世紀能力的討論從未停止，國際學校校長職業化發展的能力模型、培養方式、選拔路徑等方方面面也會伴隨國際學校的發展被持續討論。前路未卜，未來可期。

（執筆人：范皚皚）

中外融合課程進入新階段

從2016年民辦學校義務教育階段不能整建制引入國際課程的政策出台之後，中外融合課程的開發建設就成為基礎教育階段國際學校發展的剛需。2018年，中外融合課程進入了新的階段，不僅僅是廣度上有所拓展，而且深度有所加深，從教學本身向研究縱深發展。在2018年國際教育行業協會或國際教育學術年會上，中外融合課程都是亮眼的主題詞。

三個階段的國際課程探索

中外課程融合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是將國家課程翻譯成英文，用英語展開教學。第二階段是在國家課程以外增加一些引進的外方課程作為選修課，或者在國際課程以外增加一些國家課程作為選修課。第三階段則是打通國家課程和國際課程。有的國際學校採用國家課程，基於學科，在課堂教學中採用西方的合作學習模式、問題探究模式，在評估策略上關注多個維度、採用不同形式進行；有的學校則以國際課程框架為主，以國家課程為內容，以單元為單位，確定相應的主題進行探究性學習、項目制學習、跨學科學習等。

其中，第三階段是真正的中外融合課程。中外融合課程開始向大眾化方向發展，同時對於中外融合課程實施效果的評估也開始尋找科學的支撐。

中外融合課程的試驗田

2018年，各類學校對於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課程的應用達到了一定高度。STEM課程之所以可以成為中外融合課程的試驗田，是因為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自然科學中有很多符號和語言是沒有國界的，很多知識點是世界各國的基礎教育教學內容中都包含的要素。其實，STEM教育不是分立學科的，並非學科之間的簡單加減，而是將跨學科的知識運用到解決真實問題的場景中，把碎片化零散知識變成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是一種跨學科的學習方法。在中外融合課程中，人文和社會科學類學科的融合是有難度的，但是STEM課程為中外融合課程找到了一條通道。

潤物無聲的基因變革

人的認知規律具有普遍性，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知識累積、能力培養的路徑具有相似性或者相通，這是不同國家的課程可以相互借鑒和融合發展的根本基礎。當然，中外融合課程在成長過程中總要走過1.0和2.0階段，迎來3.0時代。如同教育發展不均衡一樣，中外融合課程的探索在不同區域、不同類型學校的發展也會參差不齊。融合課程不是轟轟烈烈的表面運動，而是潤物無聲的基因變革。

中外融合課程，未來不會僅僅是理念，也將誕生更多生動的案例及深刻解析。課程最終是要服務於學生培養的，中外融合課程，對於學生的國際視野、高階思維的培養有什麼效果，還需要更多研究者、質量監管者去評估和研究。

（執筆人：師偉）

多方參與為治理行為「畫圈」

2018年，國際教育圈發生了幾件看似不相關實則有共性的事件。3月，有報道稱，某美國學校在存在嚴重財務問題期間，其中國分校仍在運營，該校還有虛假宣傳、品質問題和招生漏洞等問題。9月，中國境內最早的國際學校之一「BISS」因資金問題面臨關閉風險，學校實際控制人失聯；上海某國際學校出現霉變番茄。這三個事件都是學校內部治理問題，引發了對國際學校治理的深層思考。國際學校治理包括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好的國際學校治理就是建立治理的合理結構，理順各種關係，形成有效機制。

政府與行業嚴格監督體系

理想的國際學校治理首先是在法律框架下工作，同時也應該兼顧政策環境。如2018年11月，江蘇省啟動專項治理工作，嚴禁民辦義務教育學校超課程標準、超進度教學或考試，對一些通過壓縮國家課程時間為國際課程讓位的行為進行糾偏，並形成了一種約束機制。

2018年的國際學校事件，反映出「跨境監管」和「服務供應商監管」成為「真空地帶」，披露不及時、信息不對稱、過程性監控不力都需要引起政府重視。因此，國際學校治理需要有外部專業機構介入，進行質量監控，共同維護行業規則。既可以通過媒體平台引導，形成輿論督導，也可以通過高校等外部機構的培訓、專項研討、項目評估等，形成專業督導。同時，開放市場引入競爭，形成同行督導。

質量、效益為治理行為「導航」

國際學校治理的目標需要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多個目標之間形成平衡。如果沒有教育教學的投入，特色課程的建設、學生個性化的培養就難以讓學生出成績，難以形成聲譽，進一步影響下年招生。沒有社會效益，何談經濟效益？

當國際學校生源競爭從藍海變成紅海，治理目標需要有相應轉變，從過去注重增加收入，通過成本控制、規模效應實現經營增值，轉向注重學校內涵發展、增加投入，通過課程特色穩定生源、提升學費，實現學校的良性運營和發展。

校長、教師為治理行為「聚焦」

投資人聘請管理者實現管理目標，管理者需要對投資人負責，但若投資人權力過大，管理者只是為實現投資人利益增值的目標負責，沒有做好學校的「守門人」，對於保障學校發展的經費安排缺乏有效監管，則可能在投資人預期收益減少、資金鏈吃緊時，導致學校運營危機。

同時，因競爭加劇、單體國際學校投資日趨增加，新建國際學校大都由數個投資方共同組建合資公司，下設理事會或董事會共同管理運營。投資人組成複雜，各有利益訴求，所有權分散，可能存在對學校實際控制權的博弈。

對學校管理者的選聘、工作流程的確定與目標績效的考核，決定了投資人與學校管理者的關係。中外方校長因文化不同導致「一校兩治」，嚴重影響學校運營的傳聞時有發生，特別是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後，需要重新審視各位管理者的責權利問題，尤其在義務教育階段，管理者需要制定合理薪酬績效。當前「按崗設酬、同工同酬」的薪酬制度漸成趨勢。

真正理順學校治理內部關係的正確做法應該是，投資人預期合理化，綜合考量家長、學生及社會的滿意度和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影響力等綜合性指標。中方校長管理化，外方校長專業化，外方校長應該專註於學術課程，而中方校長應該專註於運營管理。

（執筆人：張硯、范皚皚）

資本融入須尊重教育規律

2018年，司法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以下簡稱「送審稿」)的出台，無疑是該年度關於資本對國際學校等民辦教育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

相對於提供普惠性民辦教育的民辦學校而言，對於學校的硬體設施、課程內容和師資要求更高的國際學校，對資本的需求更大。隨著一系列更加具體、完善、在某些方面近乎苛刻的法規的出台，對於資本而言，政策和市場的不確定性是最令人擔心的。但是長遠來說，這讓資本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教育是一項特殊的、關於民生的、長期的又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

高收費讓資本趨之若鶩

目前，專門針對民辦國際教育的法規條文還不夠完善，資本會更加擔心政策層面的風險。一方面由於國際學校需求迅猛增加，很多以培訓學校為實、以「國際學校」為名的教育機構出現，不合規開設的國際課程或是國際班的現象時有發生，不利於資本進入國際教育板塊。但是另一方面，國際教育板塊除了運營國際學校以外，還涉及國際課程研發、留學申請服務、遊學服務等，這些服務處於相對寬鬆的監管和政策環境。對於資本而言，這一類國際教育相關服務商有較大吸引力。

大多數形式的資本追求的目標不外乎將企業推向資本市場上市，或是通過上市公司的併購重組，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由於首次公開募股（IPO）環境遇冷，通過政府合作（PPP）形式和房地產商合作融資也在2018年不斷出現。

資本進入最關注行業政策

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這給運營義務教育階段的國際學校未來如何為投資人實現回報、如何走向資本市場，都帶來了重大挑戰。對教育感興趣的資本進入這一類型的國際學校或是進入提供相應課程的民辦學校，必然有所顧忌。

送審稿刪除了收費審批的規定，第四十條進一步強調了民辦學校「考慮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合理確定收費項目和標準」。省去了物價審批流程，這對於收費高昂的國際學校而言，無疑是一重大利好消息。

送審稿第十二條規定，「實施集團化辦學的教育企業，不得通過兼并收購、加盟連鎖、協議控制等方式控制非營利性民辦學校」。這進一步堵死了協議控制的方式，給部分國際學校未來如何走向資本市場帶來了不確定性。

資本與教育的結合路徑

2018年，國際教育和資本市場的結合主要是，已經通過首次公開募股或其他途徑融資的、從事國際教育的上市教育集團，利用資本的力量從事併購重組，實現規模化和產業鏈的整合。這些併購金額較大，如果國際學校沒有資本支持，僅靠自身造血能力難以實現。

從國際教育細分行業看，由於目前國際學校單體規模有限，形成集團化辦學的國際教育機構更少，2018年國際教育和資本聯姻的案例中多為併購提供出國留學相關服務的機構。這一類國際教育機構進入門檻不高，複製較快，一般不受《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直接約束。

歸根結底，資本投入任何產業發展，都是有回報訴求的。但是從客觀效果上，資本能夠助力和幫助實現教育服務的多樣性。如何處理辦學者與資本的關係，是擺在教育者面前的現實問題。資本融入教育要尊重投資規律，更要尊重教育規律。

（執筆人：嚴弘佳）

外籍教師准入把關更嚴格

2018年11月3日，全球化智庫（CCG）與南南國際教育智庫研究院聯合發布了《2018中國國際學校藍皮書》。該報告對中國國際學校的教師以及服務對象進行了調查，超過60%的家長表示，外籍教師會影響孩子的國家與民族認同感，較低年齡和學歷越低的家長對此擔憂越大。

國際學校外籍教師流動性較大

近年來，我國各地區國際學校數量激增，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因此，由於外籍教師需求量相應增加，外教市場上難免出現魚龍混雜的情況。對於國際學校來說，有的會嚴格堅持高標準遴選，寧缺毋濫，招聘具有高學歷和教學經驗的合格教師，但是有的可能會迫於資金或成本壓力，適當降低外教的招聘標準。

國際學校在招聘外籍教師時，通常會要求應聘者提供身份證和學歷證件，例如外國專家證、教師資格證、學歷證書等。從事語言教學的外籍教師，需要取得國際通行的語言教學資格證書。

如今，經驗豐富的高質量外籍教師資源稀缺，學校之前的競爭也增加了外籍教師的流動率。頂思教育在2018年1月發布的一項數據顯示，33%的學校表示外籍教師的年流失率超過15%。同時，24%的學校表示，中國教師的年流失率小於2%，而外籍教師的該數據比例為12%。

雙語中教是國際學校的中堅力量

我國的國際學校面向世界，也紮根本土，在培養通曉世界語言文化的國際人才的同時，也肩負著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使命。《2018中國國際學校藍皮書》顯示，參與調查的中國教師提到，中國傳統的教學方式在課堂效率和對學生學習專註度、堅持的品格、戰勝挫折能力和基礎知識紮實度的培養上，更適合低幼學段的學生。

在我國的國際學校中，中國教師數量是外籍教師的兩到三倍。其中，具有國際教育背景和外語能力的中國教師是中堅力量。

此外，《2018國際學校藍皮書》提出，為了提高中國國際學校教師的整體水平，保證「國際教育本土化」道路的順利進行，報告建議，教育主管部門應組織有關專家，制訂中國國際學校教師資格認證標準，作為現行國際學校教師資質證明的補充。

中外教師之間待遇差距明顯

中外師資隊伍是國際學校吸引家長和學生的一大優勢，但從中外教師工資對比來看，雖然福利待遇基本一致，但外籍教師享有更高比例的健康保險、住房補貼、交通補助等方面的福利。

2018年1月，頂思教育一份關於國際學校薪酬的報告顯示，中外籍教師的工資差距在剛入職時就非常明顯。剛進入職場的中國教師的年薪在5萬—10萬之間的佔67%，而剛進入職場的外籍老師的年薪在10萬—20萬之間的佔47%。

國際學校教師的收入水平與教學經驗非常相關，但是從中外教師的對比來看，收入差距也隨著經驗的增加而加大。調查顯示，五年以上工作經驗的中國老師，年薪收入一般在10萬以上。其中，年薪為20萬—30萬的佔比47%，10萬—20萬的佔比39%。五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外籍老師，年薪一般在20萬以上。其中，年薪收入為30萬—40萬的佔比45%，40萬—50萬的佔比22%。而且，擁有3年—5年工作經驗的外籍教師中，有三成的人拿到了30萬—40萬的年薪收入。此外，對於不同的國際課程，教師的薪酬也有不同。而且，同類課程中，中外教師的年薪也存在差距。

對於國際學校的未來發展而言，我們不但要建立正規的監管體系，引進高素質的外籍教師，而且要大力培養通曉國際課程的中籍雙語教師，這樣才能為我國未來發展培養紮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國際化人才。

（執筆人：本報記者 張東）

出國留學選擇趨於多樣化

2018年6月，美國的新罕布希爾大學正式宣布認可中國學生的高考成績；10月，英國伯明翰大學宣布接受中國學生使用高考成績申請本科課程。隨後，英國萊斯特大學、鄧迪大學、肯特大學、西英格蘭大學等也陸續宣布接受中國高考成績；另外，加拿大醫博類排名前8位及綜合類排名前3位的名校本科申請，也把中國高考成績作為錄取參考條件；澳大利亞24所高校認可並接受中國高考成績，「八大」名校中已有7所接受中國高考成績申請本科課程。這表明，越來越多的學生可以選擇出國留學繼續深造，中國的留學熱正在以快速的勢頭蓬勃發展。

留學需求持續增長，留學趨於低齡化

中國教育部數據顯示，在留學目的地的選擇上，美國仍然是中國留學生目的國的首選之一。據2018年美國《門戶開放報告》數據顯示，2017—2018學年中國在美留學生達到363341人，較2017年增長了3.6%，佔美國國際學生總量的33.2%。除了原有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中國留學生數在不斷增長外，挪威、瑞士、日本、新加坡也成為留學國家的熱門選擇。而且，中國高中生赴美留學熱潮湧動，已經形成一股顯著的力量，成為繼研究生、本科生之後的第三大出國留學人群。

近年來，人文社科類專業也逐漸成為留學專業選擇中的「黑馬」。據統計，自2009年以來，赴美就讀藝術與應用藝術專業的學生增長比例最高，7年間從3574人增加到21356人，增加了約5倍。當前，社會問題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所以未來心理學從業者需求將會進一步擴大，這也會影響到學生在留學專業上的選擇。

國際學校快速發展，名校競爭白熱化

根據京領新國際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國際學校達到800餘所，2021年預計再增長1000所，達到1800所。中國國際學校發展勢頭迅猛，創辦國際學校成為各省市發展國際教育的重要舉措。

此外，2003年至2018年常春藤盟校在全球錄取率逐年降低，基本降至10%。這也加劇了中國留學生出國留學的競爭，給各個國際學校帶來巨大挑戰。美國藤校的錄取率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一所國際學校的口碑與教學質量。京領2018年中國國際學校競爭力排行榜顯示，中國的國際學校目前在地區上發展仍不平衡，資源較多地集中在北、上、廣地區。

根據《2018中國國際學校藤校錄取統計表》數據顯示，獲得中國藤校錄取的國際學校，呈現出明顯的共同趨勢，學校集中在北京、廣東、江蘇等地，且大多為全國「名校」。高中教學質量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大學最終的錄取成績，名校往往會聚集更多的文化、師資等國際資源。

促進中西交流是國際學校應有之義

留學事業蓬勃發展的背後，是我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和全球文化地位的不斷提升。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不僅僅是向外輸出，更重要的是「引進來」，促進雙向流動。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國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中，「輸入」與「輸出」仍然不平衡，在接收國際學生來華留學上存在著諸多問題。

教育國際化不代表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與體系，過分模仿歐美髮達國家的教育體制，會導致本國的教育發展失去自主性。因此，在我國教育國際化發展中，應該將目光聚焦在探索符合本國特色的國際化教育上，促進中西文化的雙向流動與融合。

（執筆人：楊平）

出國遊學「熱」還需「冷」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到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家庭教育消費升級，出國遊學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攜程遊學平台最新發布的《2019寒假遊學冬令營報告》顯示，2019年寒假遊學冬令營產品已經進入預訂高峰，預計同比去年增長80%以上。海外遊學的人均支出在21000元左右，英美澳長線均價在3.5萬元。

海外遊學也是一門國際課程

國際學校的課程包括了各種體驗式學習，而出國遊學就是體驗式學習很重要的活動之一。特別是一些中外合作辦學的項目，通過與海外姐妹校聯合組織遊學活動，幫助在中國國際學校就學的學生體驗原汁原味的國外課堂。

國際學校組織的遊學往往比市場中各類旅遊機構、中介組織舉辦的海外遊學更有針對性。比如天津法拉古特國際學校，作為美國法拉古特學校的海外校區，每年要組織前往美國總校的「法拉古特營」。學校開設了三種不同的遊學課程：傳統學術課程、項目制學習核心課程以及大學預備課程，學生可根據需要按照各自目標選擇內容及時長不同的課程系統進行學習。

參加國際學校內部遊學項目的另一優勢在於，學生在國外修習的課程可以轉化為本校的學分，作為在國內課程的補充與增益。在申請海外大學時，課外活動也是重要的加分項。

政策是定心丸也是風向標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動中小學生的素質教育發展，尤其是在海外遊學、研學旅行上格外重視，並出台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以推動我國海外遊學市場的發展。

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委聯合印發《關於推進中小學生研學旅行的意見》，對合理開展研學活動進行了肯定並給出了指導意見。2017年1月，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鼓勵開展中小學生研學旅行和各種形式的夏令營、冬令營等遊學活動，建設一批具有良好示範帶動作用的研學旅遊基地和目的地。這為我國遊學市場指明了發展方向，中國遊學市場也不斷擴大，也影響到了2018年的遊學市場。

有效市場規範迫在眉睫

根據新東方《2018中國國際遊學行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參與國際遊學的人數達到86萬人次。參與遊學的人群集中在基礎教育階段，且有著低齡化發展趨勢。2018年4月，攜程旅遊發布了《2017—2018年度遊學旅行市場報告》，報告指出，目前我國幼兒園至十二年級階段人口為1.8億，其中參與遊學、夏令營的比例在5%左右，近1000萬人次，遊學業務每年增長速度超過100%。

在迅猛發展之下，遊學市場仍然是險象叢生、魚龍混雜。在最近兩年的媒體報道中，遊學事故頻頻發生，韓亞空難遊學團，高額遊學團行程縮水、質量堪憂等新聞常見諸報端。根據《法制日報》的報道，遊學機構通常會尋找有意向在國外市場打知名度的學校洽談項目。一旦確定，項目內容一般包括學習、遊玩及購物。高昂費用下的遊學項目，質量與花費卻常常不成比例，遊學機構缺少資質，遊學項目存在「游而不學」及質量良莠不齊等問題。

（執筆人：羅歆媛）

中英教育迎來「黃金時代」

2018年年初，英國首相特蕾莎·梅訪問中國，帶來5.5億英鎊的中英教育合作項目，涉及高教、職教、教育科技、幼教、國際學校等眾多領域。兩國高層頻繁互動及在教育領域的深入合作，標誌著中英關係進入「黃金時代」。

中英教育優勢互補

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和「80後」父母的逐步增多，越來越多的家庭渴求多樣化的教育形式和適應全球發展的培養模式。這使得國際化教育資源成為國內市場的一大缺口。

英國社會福利的減少將迫使年輕人直面「學習或工作（learn or earn）」的兩條選擇，很多學生會選擇職業教育或者直接工作，這使得英國學校面臨收入緊缺。英國脫歐導致英國教育的吸引力有所減退，影響大量歐洲學生到英國學習。

對於中國教育，英國主流考試及課程相對來說更適合中國學生考取高分。整體來看，英國教育長久的高品質、中英兩國政府的全面合作、中英兩國在教育方面的優勢互補以及當前社會經濟形勢，都是促使英國學校在中國大範圍落地的原因。

從英國品牌到自主品牌

英國品牌學校在全球範圍內超過6000所，在中國辦學已經有20餘年歷史。

隨著中國學生家長及學生對於國際化教育的深入理解，也伴隨著市場的激烈競爭，一些教育機構通過引進英國品牌、學習英國學校運營模式、擴大市場影響力。例如，2003年英國名校德威落戶上海，引進德威品牌。近年來，為適應市場發展需要，開始使用「德閎」作為針對中國籍學生的品牌。這也標誌著英式國際教育從完全引用外國品牌到通過積累，積澱創造自主品牌的里程碑。

合作模式多樣靈活

英國學校品牌的引進形式多樣，模式較為靈活，按照合作模式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中國公司收購或參股英國學校。例如，光電科技旗下雅力教育2018年投資英國兩所學校米德爾頓（Myddelton College）和阿德科特(Adcote School)，實際控股並使用學校品牌在國內落戶了多處校區。在這種形式中，中國企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中國落地方案上更具有實際操作性；同時，能夠更為充分地利用中英多個校區，達到校區間的「走校」及聯動，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達到資源使用的最大化。

第二類是中國大型企業與英國知名學校採取合作。這種形式多數出現在中國有實力的大企業中，合作雙方優勢較為互補。中國大公司，尤其是房地產類公司對於英國優質教育品牌及教學管理有著很大的需求，英國品牌又有進入中國市場的訴求，雙方合作一般較為深入。

第三類是通過代理公司，力推英國品牌甚至參與學校教學運營。代理公司大多數是在英國發展的華人公司或者畢業校友開辦的公司等。英國學校不熟悉中國市場，也不可能派出全套管理團隊，因此中間服務商就顯得很有必要了。代理公司得到英國學校的充分信任，可能取得獨家代理或區域推廣許可權，協助英國學校拓展中國市場。但由於代理公司業務強項的不同，落地學校模式也有較大差異，通常費用包含品牌使用費，也有簽約推廣費用及後續學費分成等。

第四類通過建立姊妹學校、「2+1」或「2+2」項目達成合作。這類合作在教學上、學生培養上以及市場宣傳上，均可以有效利用英方學校的優勢資源。這類合作常見於資金實力較弱一些的學校，或者公立學校國際部等。

（執筆人：劉舒婧）

質量標準是國際學校的生命線

國際學校在中國公眾視野中最顯性的特徵之一就是聘用外籍教師。2018年4月9日上午，北京市通州法院開庭審理了北京首例偽造外籍教師證書案。「黑外教」事件折射的是蓬勃發展的國際教育背後質量監督缺失。

監督和評估誰

在我國，國際學校的辦學主體分布在各個學段，從幼兒園到研究生教育，從學歷教育到非學歷培訓。在學前階段，有不少幼兒園以外籍教師教學、英語教學為特色開辦所謂「高端園」，辦學質量需要監督和評估。

在高等教育中，根據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的數據，到2018年，一共有10所中外合作的獨立法人大學，本科以上層次二級機構和項目1105個。但是這些項目的舉辦質量參差不齊。2018年7月，教育部印發《關於批准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終止的通知》，依法終止了234個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

在生源龐大的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有近800所國際學校，特別是民辦雙語學校，其辦學質量到底如何也是需要評估和監管的。同時，相對於正規學校系統，對於涉及英語教育的具有國際教育元素的課外培訓機構，政府監管很薄弱，這些機構長期採用公司化運作，其質量主要是通過市場反饋和家長選擇來反映的。

誰來監督和評估

關於實施監督和評估的主體，一般包括四個方面，政府部門的監督和評估、學校自我監督和評估、家長的監督和評估以及社會獨立第三方機構的監督和評估。

從政府部門的監督和評估來看，2018年9月14日，教育部教材局開始開展義務教育階段國家課程的教材檢查工作。按相關規定，不可以校本課程、境外課程教材替代國家課程教材。在義務教育階段「教什麼」這個問題上，需要遵循相同的國家課程標準。

學校質量的自我監督和評估主要是學校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評估，包括形成性評估和結果性評估。特別是在對學生的學習評估中，結果主要用於指導和幫助教師改進教學，幫助學生實現成長，所以越來越多的國際學校採用形成性評估，形成學生自身當下與過去對比的數據。對於教師教學的監督和評估，很多學校並沒有直接的措施。

第三方評估其實是管辦評分離中倡導的質量監管方式。目前包括兩類：一類是國際認證機構和聯盟組織的評估與認證，另一類是通過排名的方式評價國際學校的辦學成果。

監督和評估什麼

國際教育質量評估應該貫穿於教育教學的全過程，從學校和機構的開辦到學生畢業升學。在開始階段，學校的設立往往需要獲得一些課程組織的認證，以保證其辦學質量。在辦學過程中，對於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要進行過程式控制制，包括對教師教學的監督和階段性學習效果的測評。最終，學生的升學結果和能力發展是對國際學校很重要的結果評估。

質量是教育的生命線，教育是一場不可重複的實驗，每一項實驗後面都關乎人的發展。因此，對質量的監督和評估，是國際教育未來發展不可缺失的重要議題。

（執筆人：范皚皚）

執筆人介紹

范皚皚：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研究所副編審

蔣林浩：華南師範大學（清遠）科技創新研究院副院長

陳思澄：廣東碧桂園學校學生

師偉：美國NEO文教組織獨立顧問、原北京匯佳教育科學研究院主任

嚴弘佳：成實外教育學院副院長/成實外教育集團副總裁

劉舒婧：大連嘉匯橡樹外國語學校常務總校長

張硯：城投驛都—美中國際GIA學校副校長

楊平：北京京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總裁

羅歆媛：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與人類發展系研究生

國際學校年度輿情掃描

中教傳媒智庫

2018年，國際學校相關輿論總體圍繞課程、資本、職業化發展等專業性話題展開，同時明顯受到突發新聞事件影響。中國教育報刊社中教傳媒智庫輿情監測數據顯示，在紙媒、新聞網、移動端、論壇、微博、微信六大平台，與國際學校相關的文章總數及轉載量共計549497篇/條，其中，與10月19日起爆發的上海某國際學校食品安全問題相關的文章及轉載量共計27745篇/條，是全年國際學校相關輿論熱度的最高峰。

此外，社交平台對教育類話題的討論也會帶動國際學校輿論熱度，如3月全國「兩會」期間，會內會外熱議學前教育和學生負擔問題，國際學校作為一線城市學生的另一個選項進入公眾視野。

具體分析輿論對國際學校的主要關注點可發現，學費仍是該領域最熱的話題，各平台報道和轉載量達56876篇/條。除常規討論外，上海某國際學校食品安全問題被曝光後，國際學校的高昂學費成為此事傳播中的重要關注點，一線城市家長對國際學校是否「物有所值」表達了擔憂和不滿。出國遊學也是常規性輿論熱點，媒體對這一話題的報道時段集中在7月份，也就是暑假的前半程，全網文章和轉載量共計16375篇/條，位列第三。出國遊學的安全性、教育性、路線和課程設計以及出國遊學熱體現的家長攀比心態和教育焦慮都是爭議的焦點。數據還顯示，3月，與出國遊學有關的報道也有明顯增長，春季遊學或將成為出國遊學的另一趨勢。

在各類專業性較強的話題中，國際教材與課程關注度最高，位居年度話題榜第二，內容主要涉及國際課程與教材的設計和本土化，STEM課程、中外融合課程等新型課程都是公眾關注的話題。因為《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訂，資本與國際學校相關話題較受關注，相關文章及轉載量達8463篇/條。此外，上海某國際學校負面輿情爆發後，與國際學校治理有關的話題，包括校長職業化發展、教師資格認證的文章明顯增多，國際教育質量監督受關注程度也有所上升。

排除招生廣告等營銷類信息，分析2018年全年與國際學校聯繫緊密的辭彙，同樣可以印證國際學校課程在專業領域的受重視程度，特別是有關國際學校課程設置、課程特色和國際課程本土化等內容，討論度均較高。從大眾輿論的視角看，學生家長更加關注國際學校與傳統公立學校、民辦學校之間的異同，擇校、選擇等辭彙常被提及，國際學校的考試、招生和招聘工作在輿論場中熱度較高，入讀國際學校後的未來發展路徑，特別是留學、移民的可能性是家長們關注此類學校的原因之一。從地域上看，上海、北京等一線發達城市與國際學校這一話題相關度最高。

（執筆人：孫鑠 凌馨 杜建青）

文章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教育報2019年01月11日 第5版 版名：環球周刊 第6版 版名：環球周刊·特刊

本期編輯：翟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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